主题：中国后现代

时间：2014年7月12日 14：00—18：00

论坛主持：张旭东

论坛嘉宾：戴志康，西川，尹吉男，王博，崔之元，郭建超，罗岗

论坛地点：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樱花路869号A区3F）

另附：主题阐释

中国后现代？
                --制度、风格、传统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语境下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讨论遭遇“现代化”派和“新启蒙”主义的坚决阻击和无情嘲笑：现代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何“后”之有？二十余载过去，谈论“中国后现代”既不是旧话重提，更不是忍不住再次拿起一把西方的尺子来测量自己同“发达国家”和“普世文明”的距离。本来，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早已不是什么时髦话题，有关的学理性介绍和分析汗牛充栋，也早已不存在什么知识上的神秘和陌生。事实上，在经验层面，种种“后现代”的表征，如充分工业化、后福特主义“灵活生产”和管理、饱和的商品化、信息化、符号影像化、“景观社会”、文化多元、混合风格、价值领域里的去中心化和反“大叙事”，在中国也已是家常便饭，甚至充分本土化、日常化、娱乐化。然而，唯独在中国知识界，“后现代”这个概念似乎带有某种禁忌的色彩，笼罩在某种神秘的阴影之下。为何？

 “后现代”这个概念或翻译术语无疑在中文语境里造成某种误解和困难。在种种非西方语言有关postmodernism的翻译里，比较少见的一种日文汉字翻译（而非片假名音译）独树一帜，可资借鉴。它没有把“post”直译为“后”，也没有机械地把“modern”译为“现代”，而是颇具匠心地—抑或是汉字在日语借用中获得了一种它在中文世界里不再具有的语义能力？--把它阐释性地翻译为：脱近代。众所周知，日本自明治维新不懈地以 “近代化”为目标。作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作为全世界范围里唯一的现代化非西方国家，日本提出的这个口号也代表了后发现代性所孜孜以求的一切：文明开化，富国强兵、脱亚入欧；言文一致、政治统一、文化统一、政治与文化重合于民族国家的认同与意志；经济、技术、教育、治理等一切社会领域里彻底的理性化（资本化）；同时伴以意义、价值、欲望、历史想象领域的格式化、单一化，以便成为“世界历史的民族”，即：在竞争、扩张、征服、宰制的星球游戏里做一个“优等生”。“近代”概念里既凝聚了现代日本的巨大成功，也预示了它在帝国主义军国主义道路尽头的覆灭。当全体日本人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并随着战后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以及全球化的步伐又一次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过程中，他们对发展和“现代化”的理解，不得不带有一种全新的、与明治时代有质的不同的意识：这不是“近代化”的重演，而是“脱”去近代的魔咒和限制、野心与妄想，卸下包袱，在精神上松弛下来，进入常态，去追求更民主、平等、多元、富裕的生活。

与日本一水之隔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步履维艰，一波三折，但却是贯穿经政权更迭的历史大变动的主题动机。思想启蒙、白话革命、主权完整、内政统一、工业化、市场化、法制与民主建设，一步步走来，不但丝毫没有脱离“现代化”观念框架，其间的种种挫折和干扰反倒进一步加强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信念，以至于在人们思想和情感世界里，从革命建国到改革开放，“现代化”和“现代性”都像是一个永恒的历史地平线和价值天际线，成为中国人为之奋斗但却似乎是永远难以达到的目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氛围下，谈论什么“后现代”，无疑与“不断启蒙”“永远的现代性”理念相左，甚至往往被视为倒行逆施。

但今天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确又无一不越出了照本宣科的“现代”模本，至少是按本本主义的教条怎么也说不通。事实上，不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开始就越出了“现代”的范畴，以至于斯大林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始终不能完全信任；而且在更大的文明论的意义上，古代中国或中国传统因素随着中国工业化、近代化的完成而变得日益活跃，带来一种不能为“现代化、现代性、现代派”所穷尽的历史地貌。即便“唯物主义”地把“现代”定义为“资本主义”，在充分工业化的今天，当代中国生产方式、社会分工、劳动组织、金融货币政策、雇佣劳动与福利制度也与经典资本主义和正统“自由资本主义”貌合神离。社会生产和政治领域的多样性、灵活性、实用主义和混合制度，加上文化心理领域的跨时空的“中国认同”，一道带来了一个无法由“现代性”概念和阐释框架所把握的现实。也许在不经意间，中国在追赶“现代”的努力中已经走在了它的前面；也许在苦苦追求一个“现代”前景的过程中，中国人突然间意识到那个在后视镜里越来越远的“传统”忽然回到了我们身边。

所有这一切需要我们再一次“解放思想”，以便在一个更为自由广阔的历史时空下认识、理解、把握和解释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既是一个编年史的叙事性努力，更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探讨。而对于那种适合于当今中国的史诗性经验的自由和广阔来说，“现代”曾经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今天或许更多是一件思想的紧身衣。严肃而又松弛地谈论“中国后现代”，于是也是中国思想为自己松绑的一次小小的预热和练习。无论结论如何，这种预热和练习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到一个更大的思想运动中去： 为今天中国人的集体实践开辟话语和理论的空间；为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清除概念和方法上的路障。

本届喜玛拉雅论坛仍由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大学联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ICCT）与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联合举办。

编辑：韩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