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百年诞辰已过几个月了,才把文章赶出来。因为难写,要在有限的篇幅内概括父亲复杂丰富的一生,很不容易。2011年,范达明先生曾主编过《油画学问:金冶艺术研究》一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书里有不少父亲的著作精选,也有很多对他的研究文章,包括许江院长与杨成寅等人撰写的评论,还有两篇访谈,内容很丰富。我想就其要点做个简略的叙述,使读者能大致了解我父亲,及他在艺术上的成就。
上个世纪初,中国处于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时代,父亲在童年时又逢家道中落,日趋贫困,国家的内忧外患深深植入父亲幼小的心灵。在颤沛流离的岁月里,他艰难地完成了中高级教育,并确定了走艺术事业的道路。他小时候就喜爱画画,高小期间他的画就曾多次被选送美国参加国际儿童画展。之后,他先是在哈尔滨东省特区艺专师从白俄教师,再师从日本名画家横山央儿攻习油画,并从老师那里打开了通往西方艺术界的大门。通过完整的学习,父亲认识到,在各知识领域方面,中国处处都十分落后,需有大量人才来建设国家,只有先努力学习,才能跟上世界潮流。
父亲从小就受到家庭的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八旗子弟的爷爷曾参加过抵抗八国联军的战争,奶奶因自身家庭背景的影响,从小就给孩子们灌输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再加上父亲从小亲历亲见,感同身受,青年时代就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但父亲只能把一切埋在心里发愤读书。那段时日父亲以过人的热情和精力学习外文,学习传统文化,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全身心地学习西方艺术思想和西方艺术。可是道路并不一帆风顺,“九·一八”、 军阀混战、“七·七”事变等接踵而至,所谓“整个华北安不下一个平静的书桌”。父亲不得不暂停学业,毅然参加了抗战并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但父亲从未忘了自己的事业和学术追求,在战争年代行军打仗的岁月里,他创办了《平津晚报》与《鲁迅晚报》,担任社长,抽空编写教材,整理文稿,在根据地大学艰苦教学,撰写了许多文章。解放后,他先在天津军管会任天津美协副主任,后应江丰邀请,与莫朴、颜涵等人南下杭州接管原国立艺专,解放初在美院上课讲稿,大多是战争年代就开始准备的材料。
解放后,学院建设任重道远,父亲掌管专业和教学方面的工作,任理论教研室主任,负责教学,也管基础课素描教学,是院务委员会委员。开始负责院刊的编辑,在1957年前这短暂的时期,还大量发表了学术论文。后院刊改为《美术》(月刊)全国发行,作为解放后第一本艺术方面的权威杂志,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1956年发表专著《绘画色彩方法论》,在全国美术界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色彩学”,对西方色彩学的介绍和引进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后来成为全国艺术院校的教材。一直到“文革”结束,该书都是色彩教学方面的唯一一本专著。父亲担任素描、创作、色彩、文艺理论、苏联美术史及欧洲美术史等多种课程的教学工作,带领学生搞创作,参与培养了大批后来成为国家栋梁级的人才,这些人才多次在国际上争得荣誉。
1957年遇到“反右”运动,父亲成为重点打击的右派分子之一,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改造。他不再能发表任何学术专著,也不能从事教学,剥夺了搞学术研究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从事艺术的权利,连画画也要受到批判。20多年来,父亲不断接受改造,先是到农村,后去劳改农场……在农场时偷偷翻译的研究著述在多次抄家时毁于一旦,在艰苦环境中坚持私下创作的作品也都全数被毁。
“文革”结束后,父亲得到平反,重新开始投入工作,他提出并主抓了校刊的编辑出版工作,网罗人才,再次主编了《新美术》杂志,因为这20多年来原《美术》杂志已丧失了其原有的学术价值性。杂志再次向全国艺术界打开通往世界的窗口,在“文革”后成为影响巨大的文艺重镇,极大地推动了艺术事业的发展,解放了人们的艺术思想观念。父亲身体力行,并组织一批干才撰写文章,在全国艺术界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后又由于广大读者的需要,再增添了副刊《美术译丛》,全面深入地介绍世界艺术界的现况,从此中国艺术界不再隔绝于世界。
79岁那年,由于年事已高,父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专心创作。重拾画笔是父亲一生最大的心愿。他的另一心愿是到欧洲到巴黎,要亲眼观赏历代名家的作品。在巴黎、在博物馆、在众多大师作品面前,父亲激动不已,钻研了一辈子西方艺术的父亲决定留下来一段时间,仔细观摩那些大作名作。父亲曾为这些大师和名作吃尽苦头,晚年能与之相见,是何等地感慨。既然失去的时间不会再来,只有抓住眼前的机会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于是不畏艰苦不顾年迈,决意留下来推进自己的艺术创作。他在观览名家名作中大有收获,创作中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从理论到实践,面貌都焕然一新。作品也不再是以前大家认为的仅印象派风格,包含着更多的意蕴,作品的面貌也真正成熟了,可谓大器晚成。作为一个东方学者,作为一个备受生活磨砺的艺术家,他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
父亲一生的心愿很多,虽然很多未能最后完成,但他毕生的努力与成就,留给艺术界与学术界一笔重要的遗产,值得我们好好珍惜与珍爱,永远激励着我们热爱艺术与人生。
编辑:孙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