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商业、制造业多半是我的首选，因为它们在公众视野里差不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图片模式。我只不过是想知道事情原本该是怎么样的。]

[没人可以阻止我们去想象一种别样的媒体，而事实上也是有不少人觉得这种虚拟的媒体图片很有意义。]

西比勒·霍夫特（SibylleHofter）很久之前就厌倦了只观看那个被规划统一的现实世界。她带着自己的相机游走在城市大街小巷，拍路上的人、拍路边的物体、拍科隆大教堂，只不过镜头对准的、快门捕捉到的往往都是常人很少留意到的角度。

比如说，路旁一段阶梯。原本人们走上台阶是为了打开门、进入室内，可不知为什么房主决定废弃这个入口，便把门封上，但却懒得再去花功夫拆除台阶。“于是你就会看到台阶上面是一堵墙，台阶完全失去了现实功能。”艺术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就成为了某种‘看不见的雕塑’。”“看不见”只不过是因为大家并没有把它当作公园里明确挂上牌子的那种艺术品，属于意识上的隐形。

霍夫特后来渐渐地把这种特殊的眼光从身边场景转移到了社会事件上。她曾经亲历了一次政治事件，但隔天发现所有新闻里的图片都和自己看到的很不一样，然后她想，也许传统新闻摄影记者所拍摄的作品以及出现在报纸媒体上的新闻图片都是真实世界的只言片语而已。假如自己去拍，自己创造一个图片社，那就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加多样的图像。

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游泳人通讯社”(AgenturSchwimmer)。尽管它是一个艺术项目，但表面看起来，它也和普通的新闻图片社一样，请参与者去拍摄全球各地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报纸杂志的图片编辑们如果需要使用高清大图，也可以去网站付费下载。它的不同之处，也是霍夫特创办的核心的出发点在于，这个平台汇聚了各种各样非专业的新闻拍摄者，也正是这种非专业使得图像本身可以摆脱传统新闻媒体的束缚，创造出独特的讲述方式：原来新闻可以这样去看。

两个月前，霍夫特带着她的通讯社计划来到了上海。这位拥有二十多年多媒体艺术实践背景的德国艺术家，邀请了十二位志愿参与者，指导他们各自去挖掘身边有趣的拍摄对象和视角。大家每隔一周碰面一次，共同挑选出好作品——它们将被霍夫特带回柏林，重新编辑整理、上传至“游泳人通讯社”的网站，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图片一起去填充真实社会如何运转的巨大框架。而这个体系涉及到了所有社会实务，如制造业、商业、教育、医疗，等等。目前计划已经结束，作品正在上午艺术空间展出，展期截至7月20日。

事情本来该怎么样

记者：请问你最初是怎么开始这个项目的？

西比勒·霍夫特：当初之所以开始做这个项目，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一次政治事件，但后来发现实际看到的和在报纸电视里看到的并不一样。然后我意识到，从非新闻报道的角度向人们展示那次事件——这非常重要。因为新闻报道通常都带有预先的判断，在报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展现好或不好的倾向。非新闻报道的角度则是纯粹为了展示这个社会是怎样运作的。

政治家们其实与社会是隔绝的，我感觉，即便是德国——国家越大，政治就越封闭。而他们却是一帮重要的决策者，所以我觉得了解他们如何做事、如何交往是件重要的事情。当然我可以像社会学者那样去工作，但毕竟我是艺术家。图像在我心目中有着独特的质感，力量强大，也是我熟悉的工具。

日报：你在世界各地的项目是怎样开始的，怎样和参与者们进行交流？

霍夫特：我在索菲亚和上海的项目是邀请的。其他在柏林的都是自发拍摄。

和参与者首次见面是在美术馆的讲座上，我介绍了这个项目。然后他们白天各自行动，我们晚上碰头，一起看他们拍摄的作品。我会从中挑选出好的，讨论下为什么有趣。他们都感到很惊奇，原来可以从照片里看到这样不同的东西。这也是吸引大家每周固定前来的原因吧，尽管每次碰面都要长达三四个小时，可没人喊累。

日报：为什么在上海的项目里特别选择了商业和制造业？

霍夫特：中国在我的理解里很重要的是商业和制造业。我有两个助手，但在这里必须要通过一些关系才能进入某些工厂。之前需要找到联系方式，但很多地方并没有PR或者市场部负责的人。

政治、商业、制造业多半是我的首选，因为它们在公众视野里差不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图片模式。我只不过是想知道事情原本该是怎么样的。官方政治和经济对现实世界有着最大的影响，而文化常常起到的是评论作用，不是指导发展方向，没有太大的社会力量。我来自文化行业，当我说文化不重要的时候当然是个笑话。我更想关注那些社会机构，比如医疗、教育。所有这些主题都和其他主题相关联，但是通常在新闻报道中都是分门别类的。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

新闻性与个人化叠加

记者：照片呈现的都是社会的表象碎片，那么你如何通过图片向观众传达所有这些背后的东西？

霍夫特：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也是我花很多力气创建网站的原因。尽管从整体来说这是个艺术计划，但里面每一张图片其实都连接着其他的领域，差不多总共有成千上万张图片素材。另外我们还会持续做展览，毕竟它还是有着艺术的特质，艺术展览、艺术家巡讲、小图册都还是十分必要的。而对于那些浏览网站图片的杂志编辑们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他们只是为了找到可以使用的图片而已。

记者：你所坚持的这种个人化角度，和社交网络上那些个人化的相册有怎样的本质不同？

霍夫特：我没有用过Instagram，我觉得它和你看到的真实世界并没有关联。我也不用化学相机，太慢了。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不去用Flickr而非要建立独立的网站，因为我需要建造一些架构，比如展示上海农业的照片和德国农业的照片，它们俩可以互相连接起来。

记者：也就是说，你的珍贵之处在于整个系统对么？

霍夫特：对。而且当你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可能在头脑里会出现这样的想法，如果这些照片出现在新闻报道里会怎样——这些只不过是项目参与者们拍摄的，并不是摄影记者。这会对新闻本身产生怎样的影响？

比如，这次有一个参与者平时兼职做婚礼摄影，他在医院里待了三天陪祖父看病。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就不会拍出这些好作品。他用手机拍下了病床、显示屏、药物，这种对医院的态度非常精细，和我平时在出版物上看到的手术台标准照很不一样。这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我们是否可以改变传统新闻那种麻木枯燥的呈现方式。

当然，媒体毕竟是商业机构，我并不是批判它们。但这并不代表人们不能用其他方式思考。没人可以阻止我们去想象一种别样的媒体，而事实上也是有不少人觉得这种虚拟的媒体图片很有意义。

记者：请你举个参与者的例子吧。

霍夫特：有一个是住在喀麦隆的姑娘，二十岁左右，她并不太喜欢摄影，而更热爱写作。我们请她帮忙拍摄了许多政治官员的照片。这种在现场的直接性和官方的视角叠加在一起使得作品非常难得。一般来说官方照片就是陈词滥调，而从现场直接拍摄的通常也都是聚会或节日，在当地很少有这两者的结合。这正是我为什么认为，我们的通讯社里必须要有这些非专业摄影师的参与的原因。

记者：这种理性的创作方式令你成为非常独特的艺术家，你认为呢？

霍夫特：不，德国很多艺术家都是理性的。甚至他们会抛弃原有的创作方式，更深入地介入到社会中去，完全没有了艺术作品，而顶多只有些纪录片。但我不是其中一员，因为图像还是我所依赖的工具。这几乎都成了一种时尚。比如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塞尔维亚与当地的吉普赛人生活。但一旦成了潮流，就成了问题。我只是想说，理性并不是我独有的。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