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先生所藏家具现今绝大部分都安家在上海博物馆，个中曲折已有过多次介绍便不再赘述。因此，拍场上所看到的王世襄藏品，家具所占比例十分小，铜炉、古琴、古籍、鸽哨等类别反而占了大头。不过家具队伍阵势不大，反响却不容小觑，其中的一个缘由，也是因了这一份难得与稀少。

而谈及拍场表现，就不得不说那些屈指可数却屡创斐然战绩的“王世襄专场”，也不能不提那些不断刷新拍卖纪录的精彩拍品。若能从中体悟奥妙一二，也当欣喜非常。

早在2003年春拍，中国嘉德就推出了“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100%的成交率也为中国嘉德首席拍卖师高德明赢得了又一副白手套。该专场是国内拍卖公司首次呈现如此大规模的王世襄旧藏专场，单件拍品最高成交价为891万元，由“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拍出。2011年春拍，中国嘉德为这件旷世名琴单独设立了“俪松最珍——唐琴‘大圣遗音’”专场拍卖会，最终成交价攀升到惊人的1.15亿元。

2010年秋拍，“锦灰吉金——王世襄藏铜炉”专场作为北京匡时五周年拍卖会的重头戏，吸引了各路藏家蜂拥而至，又一副白手套诞生。专场总成交额高达9844.8万元，共有三件铜炉成交价过千万，拔得头筹的“明 崇祯‘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冲天耳金片三足炉”更是以1512万元刷新了中国铜炉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

2013年，中国嘉德（【专题】嘉德20周年“续写”王世襄珍藏）时隔十年再推王世襄藏品拍卖专场，由“王世襄先生藏工艺品”、“王世襄先生藏古籍文献”两部分组成，成交率均突破九十大关，除了之前常见的拍品类别外，蟋蟀罐、鸽哨、葫芦等小物件也悉数登场。在“王世襄先生藏工艺品”专场中，“近代 花梨木独板大画案、脚踏及桌上小案”和“明末清初 黄花梨琴案”两件家具最为人瞩目。

观察历年来的王世襄旧藏专场可以得见，大大小小的纪录均在此间诞生，可以说“王世襄”已成为拍卖公司打“名人牌”的首选，亦是低迷时的救“市”良药，百试百灵。

解读席卷拍场的王世襄效应

将标题定为《席卷拍场的名家效应》可能更为合适，但王世襄专场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足够有代表性。这不仅表现在高成交纪录和重器频现的拍卖结果上，在拍前预热宣传、藏界的高度评价、竞拍者的参与热情等方面也均有体现。

作为文物界名家，王世襄涵盖面极广的旧藏每每亮相拍场都能掀起不小的波澜，其中缘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东西好是前提。拍出高价的经典作品无一不是工艺珍贵、材料稀少之物。精美与稀有二者兼得，就已具备成为一件重器的两大关键要素。

其次，流传有序，着录有据。藏品来源可靠，购藏者“安全感”较强，属正常现象，姑且不论是否合理。收藏家蔡宇先生对记者表示，这把名家之火还会持续烧下去，藏家多是图个放心，“行家经手的，起码不会是假货”。因此，“同类近似的藏品，贴有王世襄标签的东西肯定比其他人的价高，甚至比王老的东西更好的，成交价也要落下一大截”。

再者，文化附加值的吸引力。一件拍品到底价值几何，不光看年代、真伪、材质、工艺，还要看它作何用、被谁收藏研究过。如“明 周制 鱼龙海兽紫檀笔筒”，器物虽小，却蕴含了千百年来文人骚客的审美意趣，文化内涵不言而喻。王世襄与之相关的一段收藏经历也传为美谈，又曾被翦淞阁主人黄玄龙所藏，都为这件笔筒多添了一些传奇的文化色彩。当类似的“熟面孔”天价拍品再次出现在拍场时非但不会降温，可能还会有持续攀升之势。未来市场，这种追捧不会减弱。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对名家旧藏的过度关注也未必都是好事，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普遍大众审美意识较为薄弱、过度依赖名家收藏的现象。需摆正心态，切记藏品本身的价值排在第一位，对其拥有者的关注超过藏品本身，想来也违背了王老的良好初衷。

细数惊艳拍品背后的故事

《自珍集》由近三百件“俪松居长物”集结成册，开篇之首即为此琴。据介绍，大圣遗音琴原为北京著名琴家锡宝臣先生所藏，1948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妇以饰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再加翠戒指三枚换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张“神农氏唐琴”，不仅草书琴名“大圣遗音”与之相同，漆色、断纹、池沼、年款也完全一致，因而两琴应制于同一时代又出自同一人之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古琴鉴定家郑珉中先生认为此琴应是唐琴的标准器，历经千年而未曾破腹大修，极为难得。

2003年秋拍，这张古琴作为第123号拍品排在古琴类别的第一位。拍卖师高德明首先请现场竞拍者欣赏了一段由郑珉中使用“大圣遗音”弹奏的《良宵吟》录音，未见琴身，先闻琴声，而后给出250万元的起拍价。“250万有没有回应？”话音刚落，会场前座的一位买家大声报价“600万！”会场一片惊叹声和掌声。此后经过十几轮的激烈争夺，39号牌持有者，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竞拍人一举定价，以891万元成交。

曾有记者将这一消息告诉王世襄，当时他知道自己的东西都寻到了新主人很高兴，但同时也表示：“卖多少钱都无所谓，我已经90岁了，对一切都看得很淡，如果我年轻一些，也不会卖它们。”不过王老断言：这张“大圣遗音”伏羲式琴肯定还能升值。果不其然，当2011年春拍这张古琴再次亮相中国嘉德为其单独设立的专场时，便艳惊四座，以1.15亿元的天价拍出，从“收藏佳话”转身成为“市场神话”。

此件笔筒为王世襄心爱之物，1950年在北京荣宝斋购得，存放于蓝布锦盒囊匣之中，但在文革时被查抄。1983年，故宫博物院邀请王世襄去北五所库房鉴定竹雕并为其定级。刚进门，就看到一个屉板上放着这件他阔别已久的笔筒，惊喜之下马上向国家文物局打报告。后经多方查证、确定之后，才物归原主。1987年，王世襄参与《中国美术全集》编纂工作，将笔筒收入《竹木牙角》卷，并多次在其着录中提及。

翦淞阁主人黄玄龙到“忘年交”王世襄家中拜访时，对这件笔筒念念不忘。2003年，笔筒现身拍场，他以209万元拍得，算是一尝多年夙愿。2012年，笔筒再度亮相中国嘉德春拍，成为“翦淞阁·文房宝玩”专场的最大亮点。估价1200~1800万元人民币，从880万元起拍，有场内竞拍者直接出价1000万元，经过激烈竞争，最终以4800万元落槌，加上佣金，成交价5520万元，拔得全场头筹，也创下至今为止木质笔筒的最高价。

琴案原为一张画案，是王世襄收藏的第一件明式家具，仅供弹琴之用，陪伴了王世襄、袁荃猷夫妇一生。古人在教琴的时候讲究两人相对，相互观察对方的指法，王世襄为了方便夫人袁荃猷向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学琴，将这张画案改造成了琴桌。

改制前，王世襄曾有过顾虑，“多年来，予每以改制明代家具难辞毁坏文物之咎。”一番深思之后，认为改制有益于为教学专用琴树立一个标准和典范，供后人仿制。其意义与价值，非一般明式家具所能及。

琴案一经制成，南北琴家数十人来访，“大圣遗音”、“枯木龙吟”、“春雷”、“飞泉”等名琴都曾在此奏出天籁。王世襄在《自珍集》中有述：“案若有知，亦当有奇遇之感。”从今人角度来看，确是如此，不过不单是“案遇名琴”，更庆幸的应该是遇到了王世襄这位知音。

“花梨木独板大画案及脚踏”是王世襄一生中收藏的最后一件家具，也是他认为最完美的一件。画案由王世襄先生亲自设计、田家青先生制作，是见证了两人师徒情谊的珍品。王老生前对它非常喜爱，还请荣宝斋傅稼生先生将其撰写的铭文刻于牙子正面。

这张画案陪伴他度过了晚年生活，着作《锦灰堆》、《自珍集》均诞生于此。田家青认为：“超大尺寸的家具设计与制作，犹如大幅书法作品的创作，比常规作品更难把握，不仅需要丰富的艺术感受力，也需要创作灵感。”而据他回忆，花梨木独板大画案主要遵循了以下几点设计原则：

一、如此大器，必须制成可以拆卸的，以便于搬动；

二、结构要考究，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三、造型要与木料的色泽、质感相协调；

四、既要古朴庄重，又要个性鲜明，富有时代感。(田家青着《明韵——田家青设计家具作品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此案问世之后，许多人都在仿制，却都达不到这般效果。原因在中国嘉德工艺品部负责人乔皓先生看来是心胸和气度的问题。画案面板厚度达8公分，设计十分大胆奔放，只有胸怀很大的人才能做到。王世襄在《自珍集》中详细介绍了该画案的优点，其中一点就是“传世大画案，未见有如此之长者。面板独材，未见有如此之厚者，腿足如此之壮者。”

原料花梨板近一吨，如此巨材得来不易，经王世襄和田家青设计制作，成就这样一张传世大画案，也算是物尽其用、物得其所，不枉造物主的苦心恩赐。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