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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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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4 18:00:25 来源：99艺术网 作者：陈耀杰
王庆松 Dormitory,170x400cm,2005
对于这点，批评家俞可谈到：“上个世纪末西方艺术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艺已无法让我们回到所谓的中国文化现实。中国当代艺术的步伐，只能是在借助于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过程中来不断地改变，现实主义艺术也在这一趋势下发生了变异。逐渐地，我们游离开苏联对我们的影响，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在这样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考样式。被中国艺术家改变的现实主义样式有了自己的逻辑。并分离出后来的玩世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极端现实主义，以及波普艺术之后的各种新现实主义样式。不断与社会学、政治学、现代哲学等稼接而产生的中国式的新的批判现实主义仍然持续地发酵，并以极其敏锐的方式反映出艺术家新的方法论，这其中张大力、艾未未、王庆松等艺术家是代表。”
极端现实主义一种新的可能
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源自苏联的批判现实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最终走向一种新古典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乡土”虽然接近现实主义的精神，但很快被后现代理论所蛊惑的当代艺术淹没，九十年代的玩世现实主义及之后的各种实践比如“艳俗艺术”在资本的裹挟下，变得越来越取悦大众和西方的意识形态，而不具备自身的独立性，那么究竟哪种现实主义适合现在的中国？艺术家张大力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做极端现实主义。对于极端现实主义他的解释是：“今天为什么叫极端现实主义？我们四肢特别发达，总想亮肌肉块，但是我们大脑思考不是很多。因为在精神思考上，很多艺术家，还有我们说知识分子，事实上都被阉割掉了，在精神上被阉割掉了。所以呈现的这种东西是不疼不痒。哪个重要？惟有哲学家、诗人更重要。如果中国没有《红楼梦》，如果中国没有司马迁这种著作，那中国有什么？我们就知道中国特强大，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说老实话。”在他看来，关于“极端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并不玄乎——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本质主义。他想做的就是把艺术拉回到最本质的层面、拉回到原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主张最接近现实主义的本质，批评家王林曾谈到库尔贝对现实主义的论述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认为普通人、普通事件包含着历史的真实，所以路旁的石工、乡间的葬礼等等在他看来，比宫廷化、贵族化的神话题材、历史题材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库尔贝非常有见地的指出绘画材料作为物而存在所具有的现实性，也就是说颜料的使用不仅为描绘对象服务，而且有其自身的独立的价值。”，批评家俞可在评价张大力的作品时也谈到了这两点：“张大力真正意义上和今天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密切联系，表现形式完全脱离了我们过去对现实主义的认知，他的现实主义没有权力话语的影响，没有修饰，没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也没有后来现实主义的反讽、调侃，他还原了真实中的真实，以一种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社会调查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对现实的认识、看法和思考，把自己观众全部纳入到整个社会环境里面，每个人既是审视者，也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另外在媒介上，他有一种新的尝试，就是从架上走到架下。他想建立平等的关系，不像过去现实主义的姿态比较居高临下，这是他明显的差异。”
不管是还原真实中的真实，还是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关系，挣脱无所不在的权利枷锁，张大力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种可能是萨特眼中的艺术：“公民自由的保卫与召唤，不服务于任何党派。艺术必须介入生活，揭露社会生活的异化现象。”是阿多诺所说的：“通过对启蒙及其异化历史的反省，指出文化工业主导的大众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对个体意识乃至潜意识的操控。”用批评家王林的话来说：“如果我们仍然借用现实主义这个词语的话，从现实性到真实性再到真相性，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其核心乃是三者的中介概念——真实性。”
对于这种真实性，在他看来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揭示政治、文化、历史、精神的真相，此即艺术的问题意识，也是艺术观念化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是将艺术家及其观赏者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置于作品与环境构成的具体场域之中，此即置身存在的现场。前者的社会化和后者的个人化，构成了现实性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性的现实情境。”（王林《现实性与真实性》）这也正是张大力所说的极端现实主义要表达的内容。
在当下的中国，艺术对当代文化特别是对唯利是图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借助经济全球化推行的专制主义的批判，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编辑：陈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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