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济荣回忆恩师点滴往事——

记者:您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时,您的老师关山月有没有给您提出过什么期望与嘱咐?

刘济荣:我刚到北京的时候,他正在广东农村搞“四清”运动,就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这件事最让我感动了,他在信中说“机会太好了,北京有很多老师都是很著名的艺术家,比如蒋兆和先生、 叶浅予先生,还有一大批老师,要抓住这么一个好机会”。他说,“我们广东有广东的特点,去北京跟着大名家学习,也要把北方的东西学过来”。他还特别强调利用这个机会多去故宫学习 ,看看我们灿烂的传统。我听了他的话以后,到了故宫,差不多花了20天临摹了一张画,《韩熙载夜宴图》。上午去了坐在地上观摩,下午回来再补充,临摹一个局部。后来,这批临摹作品 ,长期给广州美院国画系当作临摹教材。

记者:在北京进修期间,关老还给您提供了哪些帮助?

刘济荣:他经常去北京,我在北京学习的时候,就叫我出来,向我询问工作与生活上的事情,并一起去美术馆、博物馆看展览。四十多年前,我去北京给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画画,有一次陪他去见老舍先生。两位先生的感情非常深厚,关老还送给老舍先生一幅名为“东风”的作品,但想不到过了半个月,老舍先生就投湖自尽了。

记者:他还带您见过哪些名家与大师?

刘济荣:他一有机会就带我们认识大艺术家。石鲁、程十发、潘天寿、李苦禅都来过广州美院,且都是关老请来的。他就让我们零距离感受大师的风采,直接向大师请教问题。我想,关老在教学上的成就丝毫不亚于创作上的成就。

记者:在《教学相长僻新途一为建立中国画教学的新体系而写》一文中,关老坦诚表达:“从我的实际出发,得有个得力助教,我把刘济荣请来,他一直和我共同战斗。”您做过关老的助手,时间有多长?

刘济荣:做关老很久的助手,但很难计算具体到底有多长时间。其实,当时教学上也没有正式聘我为关老师的助教,而我长期独当一面地教学,又是在关老的指导下进行教学改革实践,在他的美术教育理念的指引下给学生上课。1964年,国画系人物班的毕业创作课由我负责,关山月为教学主导。这一届学生的成绩斐然,比如王玉珏的《农场新兵》、《山村医生》等好作品,对画坛的影响可谓至深。

记者: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席卷一切,您和关老的交往是不是也受到影响?两个人还经常见面吗?

刘济荣:关老曾对此感慨:“‘十年浩劫’一来,所谓‘文化大革命’竟把中国的文化搞得荡然无存,把知识分子害得无一幸免。我入了真牛栏三年,进过假干校三载,这六年时光不但寸画未画,连性命也几乎呜呼哀哉”。关老的生活与工作受到了几乎致命性的影响,我和关老的交往也随之中断了。虽然我的生活也被彻底打乱了,但我一直关注关老的安全与生活。

记者:1978年,广东画院恢复,关山月任院长。他当时还住在广州美院吗?您和他的交往多不多?

刘济荣:他不一定是想去广东画院的。他调入画院后,我和他的交流就少了,但有什么事情,还是去找他,他还是很愿意帮助我。当然也不止是我,他的其他学生找他,他都乐意帮助。

记者:您又是通过哪些方式回报老师的?

刘济荣:关老对我恩重如山,我再怎么回报都无法表达我对老师的感念与崇敬。每年春节时,我都会和陈金章、梁世雄等老同学去老师家里拜年,从没有断过,在他去世前都是这样。

记者:关老病危期间,您有没有待在他身边,他有没有向您提出最后的嘱咐与期望?

刘济荣:关老脑死亡达数十天之久,医生不让靠近,我们也只能默默为他祈祷。

记者:他对您的艺术有没有做过什么评价?

刘济荣:他似乎从没有对我做过什么整体的评价,但他还是常做小点评的。犹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拿画给他看,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搞画展,将画藏在家里干什么”。

记者:您平时都是怎样称呼关老的?

刘济荣:在文革之前,我是经常称呼他“关先生”的,但文革之后,就基本上是“关老”或“关老师”了。“关先生”的称呼更亲切,更有文化的味道,有传统的迹象。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