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大褂引进中国后，人们基本只能在医院看见人穿。但是，关海森将它穿进了古玩行。

他是中国第一个引进科学方法和工具来鉴别真伪的古玩行家。20年来，他运用和发明多种高科技手段和仪器，辨认出众多古玩赝品，考证出一些货真价实的文物，建立了庞大的真赝品数据库，人称“古玩行的西医大夫”。

但这位“高大上”的西医大夫，却非学“医”出身，而曾是一位“练摊”的草根。从一屁股坐在潘家园地摊旁，到如今端坐在实验室里，身边围着一群研究生，关海森的变化不仅是穿上白大褂这么简单。

令他破产的“潘家园大学”

近日见到45岁的关海森，他穿着一身迪卡侬的运动装。背稍有点驼，他说这是背了几十年旅行包背出来的。“我是大旅行家。”

关海森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出生，离黄河的拐弯处不远。童年的他，一边上学，一边放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辽阔的大草原，造就了关海森开阔的视野，也培养了关海森独特的“野性”。

关海森对古玩的热爱，应该说就始于童年。小时候，他常去家附近的戈壁滩上玩，那里有明清遗址，曾是当时的中俄贸易驿站。关海森在戈壁滩上能捡到一些碎瓷片，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上面有的画着小人儿，有的画着图案，很有意思，跟看小人书一样。那时，有本小人书看就不得了啦！”从小在牛背上长大的关海森，色彩启蒙就是从这些瓷片上才开始的，“对它们相当饥渴，毕竟自己的生活环境比较恶劣。”有一次，姐姐逗他说，只要把瓷片种在地里，给它们浇水，就能长出漂亮的图案来。关海森信以为真，将瓷片种好，浇水，结果等了好久都没有长出东西来，被姐姐嘲笑了许久。

这些瓷片，也成了他童年时代最值得炫耀的宝贝。他调侃道：“要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从五六岁就开始古玩收藏了。”

如今，他的女儿七岁了，也开始跟着他去北京的护城河、两广路等地捡瓷片，于是家里一处角落堆满了这些“破烂”。每次回到内蒙古，他也会回到戈壁滩上，在瓷片上寻找自己的童年记忆，并和孩子分享。

少年关海森骨子里秉承着草原人一泻千里的个性。高中毕业时，他完全可以考大学，但他放弃了高考，来到中俄边境，做起了被称作“倒爷”的边贸生意人，曾一天就挣了9000元。

生意几起几落之后，他对古玩的热爱被几位大哥重新点燃。那时，他来到了北京，开始了闯荡“江湖”的生涯，做过皮毛、木材、酒类生意，做过海关报关员，吃过各种苦，尝过各种滋味。

“自己也算是个牧民，从不把吃苦当作是磨难，相反，苦中寻乐，乐在其中。”关海森说。

1992年，他去潘家园练地摊，跟着师傅偷艺，看大量的书。“可以说是破万卷了，什么学科的书都看，潘家园就是我的大学。”

他认为，古玩收藏是边缘科学，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破万卷书也不够，“比如需要看航海知识的书，里面就有海水对物体侵蚀方面的知识。”但如此勤奋并不能确保万无一失。关海森人生头次濒临破产，就是因为买了件假古董。

1992年，他被朋友设局进了东北一个小山村里，花6000元买了一个双羊尊，心想这下买到国宝了。回京大巴上，他抱着“宝贝”不敢睡觉。从东直门一下大巴，他便打车到了琉璃厂，找一名专家鉴定。没想到，专家一下把东西扔出了窗外，做假的部分掉了出来。这让关海森开始怀疑书本。他沮丧地想：“我看了那么多书，学了那么多，可为何照样上当？”

打造古玩圈里的“兵器行”

转机出现在1994年——关海森第一次接触到鉴定仪器。这些“西洋玩意儿”让他看到了几丝“不再上当”的曙光。其实，关海森自幼就喜欢摆弄仪器。和重拾童年的收藏乐趣相似，他将自己对于仪器和科技的热爱发挥了出来，并将其引入了古玩鉴定当中。“这是一片无竞争的荒地。当时我来到这里，发现全是野草，一片新大陆。于是我就圈了这么一块地，撒什么长什么。”他说。这个几乎没有一点理化生基础的文科生，就这样摸着石头过河，开始了20年的科技鉴定之路。

除了恶补相关学科的知识，关海森还要尝试各种仪器，测试其功能，改造其性能，打造自己的“兵器”。同时，他也重回潘家园，不再是买卖古玩，而是卖他的“兵器”。

如今在北京古玩城的实验室里，大大小小摆着关海森的十多种仪器。有的是他完全自主研发的，有的是二次研发。他先后发明了关海森文物鉴别仪、关海森白玉滤色镜、多功能文物珠宝检测光谱平台、UV检验灯、文物数码显微镜等文物爱好者普遍可以应用的工具。

多功能光谱检测平台、激光诱导等离子体分析仪等大型仪器及设备，是他近年来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海洋光学公司合作研发的。其中，LIBS激光诱导等离子体光谱分析仪可谓关海森的“镇室之宝”。

据说，美国发射的火星探测仪上装载的也是这样一台成分分析仪器。关海森引进并改造后，把它变成了功能多样的检测仪器，方便实用。

“我要让这些仪器功能搭配好，使用方便，还节省成本。比如我改造过的一套设备是30多万元，如果纯进口，将所有功能配备齐全，可能需要四五百万元。”关海森说。

而在用这些工具为众多藏友鉴定的时候，关海森不知不觉就积累了各类文物的正标本(真品)约30000多件，各类文物的负标本(仿品)约25000多件，品种包括：陶瓷、青铜、玉器、漆器、字画、金银器、骨器、木器、杂项及各类珠宝等。他多年来收集并整理了大量各类赝品的加工工艺、做旧配方等宝贵数据，图片资料有12万幅，视频资料有12500G，建立了中国第一大真假文物对比数据库。对于他来说，数据库也是他重要的“收藏”。通过比对数据，他的鉴定结果有了说服力。

一次，关海森被电视台编导叫去做节目，事先并没告诉他要鉴定什么。在几位专家都凭借眼力判断出一件抚琴仕女俑是真品时，关海森拿着他的仪器硬着头皮上场了。要知道，他并不熟悉陶俑。最终，借用数据库中别的门类的指标，他判断出局部有做旧的痕迹。这让准备给这件东西颁奖的主持人都傻了。但没办法，这就是仪器和数据的力量。

的确，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数据。然而，有些时候，相同一件古玩，用不同仪器，测出的数据是不同的。“科技很残酷，一个数据就能让你疯掉。”他如此感慨。现在，关海森带着几个研究生和两个徒弟一起做研究。“现在能够愿意踏踏实实搞基础研究的年轻人并不多，而有天赋能吃苦的更不好找。”他说。

曾有人建议，将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可靠古玩标本收集起来，分析化验，做个数据库，再跟仿品比对，便可一目了然。可关海森认为这是不可行的。“这种理念只适合于标准化生产的前提，古代生产都是非标准化的。”他说。2010年上半年，关海森完成了一篇有关青花瓷鉴定的论文。这一课题，他花了6年时间研究，又用了40天整理，写完后，关海森发现自己鬓角开始白了。

虽然白掉的头发没有变黑，但作为北京古玩城古玩珠宝检测修复中心的首席科技顾问，经常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收藏家们捧着自己的宝贝登门拜访，关海森也因此碰到过各式各样的趣闻轶事。这些趣事，也让他更明白，科技鉴定和传统鉴定的密不可分。

三年前，一位香港收藏家抱着件宝贝飞到北京，要找关海森。

这件粉彩转芯瓶，跟那件身价5.5亿元的瓷器为同一个器型，它是从拍卖会上按民国瓷器拍来的。就算它是清末民初的仿品，身价也得在七位数以上了。而如果是乾隆时期的，那么价格肯定要过亿元。

谁都不敢随便说它是真是假。藏家把它带到北京，找诸多专家鉴定，结果却得出了官窑、民窑、乾隆时期、民国仿等诸多结果。对于转芯瓶来说，这几个身份的价格犹如坐上过山车，有着天壤之别。

于是，藏家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了关海森的高科技仪器上。相比人眼得出的“专家结果”，也许高科技的“机器眼”更可信。

关海森开始用各种设备及方法对这件转芯瓶进行了将近两个多月的“诊断”。

这件瓷器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四部分组成的。别的瓷器都是一个整体，用仪器检测几个环节就能下结论。但这转芯瓶不行，有专家说这四部分可能是新老拼凑起来的。那么，对其做科技测试，就需要相当多的步骤。

首先可以确定的，便是它是否为新仿。第一步，关海森让它接受了“皮肤测试”，也就是用放大40倍的显微镜来观察它的底足。因为这底足没有釉保护，坯体是露在外面，如果经过百年，水和空气要沁入在里边，会出现一些斑驳的地方，坯体上的这些痕迹要比釉显现得更为明显。

结果，它的底足上现出了污垢状东西，这是由于经过多年外部环境的沁染与坯体材料自身氧化共同造成的，完全吃在坯体里边了。关海森认为，这些斑痕少说也得百年以上才能形成。相反如果在显微镜下底足上出现类似黄色和白色均匀的小颗粒，也就是氧化铝，肯定是现代仿品。

原来，传统烧窑是把瓷器放在一个匣钵里，古人为了保证瓷器的质量，一般一件瓷器配一个匣钵。但是现代仿品为了节约成本、批量生产，就把瓷器摆放在棚板上直接裸烧。为了避免烧成后瓷器的底足和棚板粘连在一起，就在棚板上撒上一层白色的耐火材料粉末，常用三氧化二铝粉等。等烧成出窑后，凝固的釉将这些白色的粉末粘接在瓷器的足底上了，而古人没有氧化铝粉，所以底足上不会有这些小颗粒。

经过对转芯瓶底座的排查，这件底座的确是老的，少说也得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那么，这件瓷器会不会是老底儿和新瓶子拼凑在一块儿的呢？于是，关海森进行了第二项排查，那就是看皱纹。瓷器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长“皱纹”，只不过它们的皱纹，行话叫开片，也就是细碎的裂纹。要看釉上彩是否老化，可以通过开片的形状、颜色，包括附着物，判断这个裂纹的断裂原因和时间。如果是老开片的话，细缝儿里不但呈黄色，而且还会是蜿蜒、不规则的形状。结果，在放大200倍的显微镜下，这件瓷瓶果然出现了这些现象。于是，可以判断瓶身也是老的。

接下来，怎么能够证明这四部分是原配，而不是后来拼凑在一起的呢？关海森介绍，瓷器也有血缘关系，可以用“DNA化验”来验明正身，那就是用X射线荧光能谱仪，对坯体和透明釉检测，每种含量都可以看出来。结果，这瓷瓶四部分里边含有的钙、铁、铅等元素都相差不大。通过这个测试，瓶体的主要元素基本和底足的坯体是一样的，说明是一体的。

前面的所有科技检验结束后，已经可以说明这个瓷瓶是老的。但是，这个“老”究竟老到什么地步呢？它可能是晚清民国的，也可能是清中期的，说不定还是乾隆本朝的。这时，科技就要和考古分析结合了。

关海森介绍，这个瓶身上的画片所表现的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兵临北京城时的情景，说的就是多尔衮率领八旗不费一兵一卒得了天下，是在为大清歌功颂德。而在民国，则不可能出现为清朝歌功颂德的题材，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当时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那么，它有可能是乾隆时期的吗？关海森对底足上粉彩的几种颜色用多功能光谱仪进行了检测，也对乾隆时期相同颜色的粉彩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它和乾隆时期的有差距，因而判断它不是乾隆的。最终，关海森得出结论，这件转芯瓶是清中晚期的作品，因为当时同治皇帝大婚时烧造过一批黄釉粉彩。不过，这种断代方法，只是作为一种参考，不是铁证。

关海森认为，从这件转芯瓶的整个鉴定过程可以看出，科技手段对于瓷器的新旧有很强的判断力，但在断代方面，还应该和传统的考古方法结合，去考证它的艺术风格和历史背景。也就是说，科技手段和考古手段两者是互补的，并不排斥，就像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一样。关海森自己，便是先学了“中医”，后来再成为“古玩西医”的。

如今，这件转芯瓶的鉴定全过程已经成为中国文物科技鉴定的经典案例。

“文物是载体，玩古玩是乐子，会感觉把你的生命拉长了。人一辈子就这么几十年，经历越多，生命越长。比如我接触古代的文物，就会觉得是在跟古人握手，因为它传达了一种情绪、一种体验。”关海森说。

十多年前，在一期电视节目中，关海森先生说自己的理想是：“开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网站，能出自己写的书。”如今，这些理想均已实现。

最近，他准备出一本《古玩解剖辨伪图说》。这本书，他写了20年。

关海森说现在又有了新理想：“希望能建立个古玩真假对比博物馆，现在我正在筹备真假文物对比展览。”

在关海森的办公桌上，放着前面介绍的转芯瓶图片的瓷器“收藏证书”，证书的背面罗列了各种仪器分析结果，尾部有非常醒目的一行字——“以上数据由关海森提供，并对所述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在中国文物鉴定界，他是第一位提出由自己承担法律责任的文物科技鉴定家。

多年来，关海森一直从事着文物鉴定的公益事业，但他说自己不会参与社会上的古玩鉴定活动，也没精力接待来自各地的收藏爱好者，“凭我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将各类假古董一网打尽。”

他希望可以将自己的各种鉴定方法、工具向社会推广、普及。“只有让每一位收藏者自己学会并掌握辨别真伪的方法后，不再购买那些赝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赝品泛滥的问题。”

从地摊上一路走来，关海森一直不把自己当“专家”。自己和周围的朋友都受过假古董的蒙骗，他要自己想办法，辨别真伪。“用心找，不放弃，就能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思考的过程，真假是有绝对区别的。”他说，“最好不去碰不熟悉的东西。鉴定家永远只能在造假者后面。新造假手段出来了，才会有新的鉴定技术的出现。”由于自己也是个收藏家，拿着真金白银在市场里摸爬滚打，因而关海森一直是在失败中学习和改进。他会对那些擅长“吹牛”的鉴定家说：“先死的是大夫。”

编辑：孙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