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个专注于影像领域的艺博会上海艺术影像展（PHOTOShanghai）刚刚在上海展览中心闭幕，诸多国际画廊所带来的大师作品以及成熟的商业社会所必需的规范的市场理念，激发了许多关于当代摄影的话题。尤其当镜头不再代表着一种权力，摄影作为最“民主”的艺术形式出现的当下，巨大的热情的人群是不是意味着巨大的创造力和巨大的市场？

近日刚刚在上海展览中心闭幕的上海艺术影像展（PHOTOShanghai）是国内首个专注于影像领域的艺博会，随之而来的除了由一些国际画廊组成的参展团队——他们大都首次来中国，还有一些对中国当代摄影界充满了热情与了解的摄影领域学者，都对中国影像创作与收藏领域充满了好奇。此外国外画廊带来的国际摄影师作品，包括布列松、荒木经惟、薇薇安·迈尔、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等。

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主任、知名出版评论家、摄影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曾经在2011年参加过连州摄影节，自从199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差不多在此后的15年间来中国40余趟，与中国摄影师交往颇多，对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有着浓厚兴趣。他认为，与西方成熟规范的摄影市场相比，中国的摄影市场简直就是个“娃娃市场”，中国摄影作品走向欧美的主要障碍在于，很少有摄影写作、批评文章会被翻译成英文、法文等外语，而理解摄影作品则无法脱离这些背景介绍。

记者：你对当代中国摄影颇有了解，在你看来，从你首次到访中国至今，中国摄影是否在进步？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1999年，我刚开始来中国时，许多艺术家开始进行摄影，他们互相之间讨论如何进行摄影的自我训练，而不是摄影圈里的专业训练，他们或者是自学成才，或者是艺术院校训练有素的画家、雕塑家。那时很少见到来自中国官方摄影家的精彩创作。但是如今情形大为不同，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和在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有先进完备的摄影相关的院系设置和新媒体项目，所有的八大美院都开设了摄影专业，为年轻的中国与摄影家提供教育，这样的教学模式在十五年前是不存在的，现在的摄影师比我刚来中国的时候要显得专业得多。另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今天许多中国年轻摄影师在世界各地旅行，他们非常了解视觉领域的各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非常重要和好的变化。

刘铮是我在北京最初认识的摄影师之一。1990年代末，刘铮和荣荣自己出钱创办非出版摄影刊物，名为《新摄影》，这本杂志在具有革命性的年轻摄影师圈子中流传。《新摄影》在两年的时间内只有很少的发行，如今“三影堂”开始展出关于《新摄影》的展览（从《新摄影》到“摄影奖”）。刘铮曾在北京工人日报社担任过几年职业摄影师，这样的经历使得刘铮有机会接触到大众。刘铮数年创作了《国人》系列，对于中国文化及其变迁理解深入，并融入创作中。我对这一点，对中国的传统和文化非常感兴趣。

记者：中国的摄影市场与西方已成熟的摄影市场的差距主要在哪？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与西方市场相比，中国的摄影市场简直就是个完全不成熟的“娃娃市场”，但是，正是这样的“娃娃”市场才是重要的、标准化的摄影艺博会在这里举办的重要意义。影像艺博会在上海举办非常有趣，因为，这可以创造一个有创造力的中国市场。

在欧洲和美国，顶级的博物馆美术馆经常定期组织策划展览和收藏一些特别的摄影师作品，并对这些摄影师有推广和出版文献方面的举动，摄影师们做一些艺术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也非常快地建立基础，我不认为这些规则可以非常快地在中国建立，但是我觉得十年之内的建立是可能的。在西方世界，一些特别的收藏家会有很庞大的很特别的收藏，20年、30年的积累放在一起，这些收藏具有很好的品质。在中国，一些收藏家刚刚开始打开一些特殊领域的收藏眼光。

我作为一个博物馆的策展人，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策划展览，因此没有太多关注摄影作品的市场，而且市场起伏不定，我也没有太注意拍卖市场的价格以及画廊的销售情况。我更有兴趣与充满创造力的摄影家直接交流，去了解他们想做什么，在充分理解之后再帮忙把他们的想法呈现出来。

记者：作为一名策展人，你对当代摄影的发展走向有什么判断？中国与西方是不是走在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我想说，就像我在很多不同的国家旅行，这些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的摄影师总是有各自很强的地域性、本土性，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我想真正的世界性的、国际化的艺术家，那是少而又少的。我发现，最有趣的摄影师其实也是表现各个地区不同文化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中国的当代摄影中有关当代社会变迁发展这方面的作品就很有意思，现在也逐渐在世界各地摄影展上出现这类作品。

记者：本届摄影艺博会上似乎没有看到欧美画廊呈现西方最先锋的作品？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我的职责是帮助刚到中国来的总监亚历山大及其同事，让他们把这个艺博会办得更成功，遇到他们想遇到的人。画廊确实没有安排许多艺术家的个展，大部分是带了好几个艺术家的作品，我想这是因为很多画廊是首次到中国，不清楚中国市场需要什么，观众群体的组成是怎样的，于是他们就带来他们认为比较“安全”“妥当”的作品。也许下一届，当这些画廊知道哪些人会来，他们可能会目标性强一些，集中带一些人的作品来。我来上海之前，在韩国待了3天，我发现他们非常关注这个摄影博览会，也许下一届，就会出现很多韩国日本等亚洲地区的画廊。

记者：你觉得中国当代摄影界让世界认识自己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中国很少有摄影写作、批评文章会被介绍、翻译成英文、法文等外语。我这几天接触许多外国收藏家，他们都觉得寻找一些关于中国摄影的信息非常困难，许多关于摄影师的内容没有翻译成为大家都能看得懂的语言。我很了解中国当代摄影师，与其中的许多人交谈过，但是我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你对于摄影家的个性和兴趣了解越多，对于他们探索的问题了解越多，你才可以开始进行判断，看他们是否成功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看他们是否创造了一种新的有意义的摄影作品。

记者：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做过包括卡帕在内的很多纪实摄影师的展览。你是怎么看待私摄影的？中国很多摄影师在学习荒木经惟、南戈尔丁等人，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我的注意力确实都在当代摄影领域，我很少关注传统的纪实类摄影，许多当代艺术的创作手法都被挪用进了当代摄影的创作领域，许多当代艺术家利用摄影、录像等作为艺术创作的新媒介，对摄影师主导的影像艺术带来了全面的冲击。我关注的那些摄影师用非常个人的眼光来看世界，创造出很有想象力的作品，让很多“他者”看到摄影师自己的想象，我们把这类私摄影称为“日记摄影”，也就是每天都在记录的。

在1990年代，“日记摄影”非常非常流行，这也是一个重要演变，人们开始区分照片中的艺术家的作品与摄影师的作品，南戈尔丁也在此时成为非常经典的摄影师。她让很多年轻摄影师明白，你可以把你的生活变成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照片。我想很多现代的摄影，都已经在脸书等等社交媒体上出现，在此方面，南戈尔丁其实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但她走在了社交媒体的前面。

记者：有一些美术馆在门口会设置二维码，让观众能通过手机扫描来欣赏展览，对这类新技术和新媒体手段，你是怎么看的？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这是个很有趣的课题，一百年前，人们会说，图像太多了，它们存在于报纸、照片、海报中。现在有了社交媒体，人们被图像淹没，但我并不担忧。我年轻的学生们已经宣称他们不再需要打印的照片，未来的图像都将是数字化的，也全都是网络化的，打印照片会变成一件很古老的事情。新技术使年轻人为之疯狂，我的年轻的学生也会如此。我认为这将改变我们的态度，也许十年、十五年之后，我们对于摄影的认识会发生很大变化，同时我们分享照片和在网上体验图像的方式也会变化。我每年都接收一些新学生，在技术方面，我们互相学习，我从学生们身上学了很多，比如学习社交媒体、技术更新运用等等，直到我掌握的知识足以与他们做交流。

记者：为什么没有把艺术影像展放在当代艺术创作和市场更为火爆的北京？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北京确实已经被当代艺术包围了，但是摄影并不局限于当代艺术，从19世纪老照片到新闻摄影、建筑摄影都归入摄影的领域，很多摄影的拍卖其实也集中于这些领域。上海是个更影像的城市，我们要走一条更性感的、闪闪发光的道路。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