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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碧微:徐悲鸿爱上学生与自己离婚
0条评论 2014-09-28 11:22:06 来源:人民文摘报 作者:蒋碧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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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碧微画像
 
初识
 
我和徐悲鸿先生,都是江苏宜兴人。
 
我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是在宜兴家里。那时徐先生在初级师范教授图画,和我的伯父、姐夫都是同事,只听到大家都在说他的名字取得怪,以及许多有关他的轶闻轶事。如他服父丧,白布鞋里却穿双红袜;又说他兼授始齐女学的课程,天一亮由城里步行三十里赶去上课,中途过家门而不入……总之,他被看做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
 
有一天他到我家拜访我的伯父,在大厅上坐着谈话。我听说这位闻名已久的大人物来了,借故走过大厅去看了他一眼,但是并没有深刻的印象。
 
徐悲鸿先生是长子,九岁从父学画,十七岁时父母为他娶亲,由于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来被父亲抓回去完婚。十八岁那年生一子,他为儿子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而生”,后家里人将其改为吉生。
 
徐先生的故事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
 
后来徐先生的太太在家乡因病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由祖母带,七岁时因为出天花而夭折。
 
有一天,我听到父亲在母亲面前谈他,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其实我正聚精会神地听。父亲夸奖徐先生,认为他的人品才貌都难得,断定他是一个可造的人才。母亲默默地听着,不时颔首。最后,父亲慨叹地说:“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父亲的话意说得太明显了:虽然徐先生少年丧妻,但他总要再婚的。为什么要“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呢?因为当时我姐姐已嫁到程家,我也和查家订了亲。如果再有一个女儿,很显然,父亲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画艺高超的女婿。
 
牵手
 
有一天,同乡朱了洲先生到我家来,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他突如其来地问我:“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到外国,你去不去?”
 
我听他这么一问,脑子立刻就映出徐先生的影子,这“一个人”和“外国”,同时构成强烈的吸引,使我心底的暗潮汹涌澎湃,不可遏止,耳畔仿佛响起嘹亮的喊叫声:“去呀,去!你为什么不去?”
 
我茫然地站着,衡量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去不去都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当时我只有一种紊乱与无助的感觉。也许是朱先生猜中了我的心意,他低声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到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起去。
 
我听说过徐先生要到法国的事,可是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要带我一同去,由于一向对徐先生的好感和爱慕,以及想逃避查家的即将迎娶,使我禁不住朱先生一再地催促,竟脱口而出:“我去!”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徐先生开始积极地准备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扬言某月某日将启程去法国,其实他仍旧留在上海,为我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购置必需的日用品。那段时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园康有为先生的家里,当时康有为已经收他为弟子。
 
1917年,从上海到法国的航线不通,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他把一切出国事项都办好了,定于5月14日清晨乘日本船博爱丸驶往长崎。
 
13日我接到徐先生的秘密通知,要我在当晚天黑以后,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到了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针账的抽屉里。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想去自杀的意味。就这样,我离别了鞠我育我十八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长发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有“家”
 
1918年11月,在傅增湘先生的帮助下,徐先生以官费生资格到巴黎,进了法国国立最高艺术学校。徐先生在赴法国以前,绘画艺术已有相当造诣,入学后更废寝忘食地潜心攻习。
 
靠徐先生的留学官费,我们在欧洲撑过了六年光阴,直到1927年10月,我才终于回到了一别八年半的祖国。
 
1927年12月26日,我们的长子伯阳出生。徐先生对伯阳钟爱万分,我更是自己喂奶自己带,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回想过去十年的坎坷艰辛,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结合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世间恐怕不多,此后,上天总不会再把我的幸福快乐剥夺了吧?
 
我们在上海定居后,田汉便常来找徐先生商谈筹组南国社的事。徐先生在中大任教,半个月在南京,半个月住上海。自从他被田汉拉到了南国社,徐先生把他的画具全部搬过去,从此徐先生就变成了半个月在中大,半个月在南国社。除了回家睡觉,我整天看不见他的影子。
 
变故
 
对我个人来说,1930年是一连串不幸的黑色岁月,许多重大的变故都在那一年里发生。4月间,丹麟弟病势沉重,咳血不止,三个多月后终告不治。到了11月初,姑母又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亲人的离去使我伤心万分。
 
正在心情沉重的时候,接到徐先生的来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说,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可能要爱上别人了。我带着孩子到家的当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认,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动,他很喜欢一位在他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孙韵君,今年十八岁,安徽人,她曾在这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学院,没有考取,于是就到艺术系旁听,徐先生对她的画作特别青睐,赞赏有加。
 
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植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
 
从这时开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总是一清早去上课,下午再去画画,晚上还要到艺术系去赶晚班。我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并非完全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其中还夹杂有感情的因素,因为在那充满艺术气氛的画室里,还有那么一个人。——当丈夫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时,妻子都会有敏锐的感觉。但为了徐先生的名誉和前程,我不敢将徐先生师生相恋的事告诉任何人,只希望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对妻子儿女的责任,迷途知返。
 
分手
 
1932年底,李石曾先生发起,将中国近代名家的绘画送到欧洲各国巡回展出。
 
这一次欧洲之旅,我本不想同去,因为孩子太小,留在家里实在不放心,但转念一想,假如我不去,万一徐先生带着爱人同行,又怎么办呢?还有,我也想趁此机会,看看我们有否重归于好的可能。两年后,我们结束了二十个月的第二次欧洲之旅,返抵南京。
 
我和徐先生在经历了20多年的痛苦煎熬之后,终于1945年12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重大教授宿舍签字离婚。
 
徐先生于1946年回到上海,后就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于1953年9月逝世,得年五十九岁。
 
在徐先生画室里挂着一副对联,那是他集前人句亲笔写的八个大字: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横额是他的斋名:应毋庸议。
 
(摘自《我与悲鸿》漓江出版社)
 

编辑:孙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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