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城雕委艺委会副主任俞畅谈城市雕塑：

自前年不再担任广州雕塑院院长之后，俞畅便真正过上了深入简出的生活。在外界的艺术活动中，他很少抛头露面；他也很少见诸报端，独享工作室的大自在。桌子上放着一沓他反复思索反复修改的稿纸，桌子旁立着一尊尚未完成的作品，塑料纸包裹着，透着神秘。

“我是不轻易捏泥巴的，之前深思熟虑，一旦拿起泥巴便要干净利落。”俞畅凸起的大眼睛望着这件作品，好似放射出无限的创作欲望，恨不得立马抓起一把泥巴“挥霍”起来。

很多雕塑作品在扭曲的创作思路中诞生

记者：您创作了很多知名的雕塑，比如《铁军》、《保卫生命：抗非典纪念碑》系列、《挂钥匙的小孩》等，摆放在国内外50多座城市的核心区域。您有没有统计过创作了多少件城市雕塑？

俞畅：数量很多，但自己最满意的也不过十来件吧。

记者：为何这么少？是因为自己对作品审视的眼光过于苛刻吗？

俞畅：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受到太多的掣肘。绝大多数城市雕塑都是命题作文，且多是投标产生的，政府等方面的主导意志过于明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些领导果真没有太精彩的创意，有些想法莫名其妙，但他就是能指挥你，你说该有多无奈。有时候，我会和他们商讨，尽量说服他们采用自己的想法，最终可能会奏效；而有些领导根本听不进去，我只能委屈自己，在扭曲的创作思路中催动作品的诞生，过程显然是很难受的。

记者：让您难受的创作占了多大比重？

俞畅：大部分的创作都会让自己很不自在畅快，只有少部分的作品才会让自己享受创作带来的愉快。

记者：您的这种经历与心态，能否概括大多数城市雕塑家的境遇？

俞畅：想必很多人都会有城市雕塑的创作，不过是艺术家与主办方互相商讨、互相博弈的过程。在中国特殊语境中，这是城市雕塑创作的一个根本性的悖论。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在考验艺术家的技能，即使带上镣铐也能跳出精彩的舞蹈。记得《辛德勒名单》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大批犹太人被装上火车，要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没有水喝，渴得要命，而车下面的几个德国兵悠哉地喝着啤酒，奚落着闷热车厢中的犹太人。辛德勒就命令人往车厢里喷水，看似在戏耍他们，其实就是给车厢降温，让里面的人喝到那么一点点水。这是一种很巧妙、很艺术的处理方式，做城市雕塑的艺术家应该有这样的意识与能力。但很多时候，我们恰恰缺乏这种能力，以至于作品要么是对官方理念的简单图解，要么是一种怪诞虚空的自我表现。而这样的作品能有多大的艺术价值呢？能引来多少掌声呢？

让百姓喜闻乐见是创作的底线

记者：在您的观念里，城市雕塑对于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

俞畅：城市雕塑是历史长河片段最好的记录者，是其他文博手段无法企及的表现手段。一座城市的重大历史事件，著名人物、战争、灾难、文化现象的起源、社会发展沿革、人们生活的变迁，都可以用城雕的形式记录下来。考察世界上城市雕塑比较发达的国家，城市雕塑既是该国文化的标志和象征，又是民族文化积累的产物。

记者：我们经常会发现各地一些“雷人”雕塑，甚至有些刚做好即被拆除，这与雕塑家的审美水准是否有很大关联？

俞畅：在我看来，好的城市雕塑一定要有趣味、有美感、有创意，换句话说，要让百姓喜闻乐见，这是创作的底线。就像写文章一样，如果文字别人读不懂，还需要逐字逐句地解释，那就没有意思了。有些艺术家长期脱离生活，闭门造车，去雕刻与人们无关紧要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明显与艺术规律背道而驰嘛。

记者：城市雕塑往往是政府力推的艺术项目，民众参与度并不高。

俞畅：尽管城市雕塑在艺术界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公众领域，其实老百姓对此并不那么关注与热爱。城市雕塑，说白了就是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要接地气、有生活，这是毋庸讳言的常识，但老百姓果然买账了吗？并没有。因为城市雕塑的运作，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政府，政府以为这是老百姓所喜欢的，以为可以提升百姓的审美修养，但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百姓并没有直接参与，也无人叫他们去参与。最起码雕塑要反映百姓的状态与心声，要为百姓说话，要传递公民文化。但事实上，因为百姓的缺席，雕塑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我想，这才是城市雕塑乱象的根源。

大众对雕塑的认知仍有很大不足

记者：从题材来说，目前城市雕塑多为历史名人、革命纪念等宏大叙事的作品。社会在不断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宏大叙事是不是还适应目前的城市审美文化？

俞畅：纪念碑式雕塑记载了一段历史、呈现了一个地区的文化，也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毫无疑问，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只是，如果我们一味地创作此类作品，那就出问题了。雕塑家不是要去粉饰太平，也不是对某些理念做概念化的图解，更不是矫情地去表达什么理想或者信仰。

记者：当下的艺术家又该怎样创作出符合这个时代精神与生活的城市雕塑呢？

俞畅：这是一个“人”自我觉醒的时代，个体的日常生活与逍遥精神被放在了突出位置。雕塑家创作作品的时候，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即使是那些纪念碑式的作品，也同样能凸显“人”的价值与个性。你看英国的丘吉尔雕像，并没有巨人千里之外的感觉，而是让你能走近他，走入他的内心世界。为什么呢？因为雕塑家在创作的时候，首先是把丘吉尔当做一个“人”，其次才是“伟人”。而我们的很多英雄人物和历史名人的雕塑，之所以亲近感不够，就是因为“伟人”、“名人”的观念主导或者代替了“人”的观念。

记者：您认为广州出色的城市雕塑有哪些？

俞畅：出色的作品真的非常少，但又真的不好说。

记者：假如让您介绍广州的城市雕塑，您会选择哪一件？

俞畅：恐怕还只能是越秀山顶的五羊雕像。

记者：对于城市雕塑创作，您还有什么建议？

俞畅：我以为好作品还是少的，与城市及市民对艺术的需求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政府不能因为推出的艺术项目屡遭诟病就直接撂摊子不干了，仍是要干，而且还要好好干。首先，加大投入无疑是必要的。其次，应该多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拔艺术家进行创作。优秀的雕塑家还是很多的，但一个地方的城市雕塑不能总是那么几个人去做吧。这几个人也可能的确很优秀，但一味垄断对整个艺术生态总不是好事。现在，虽然雕塑已经进入市场，但人们对雕塑的认知仍有很大的不足，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并不理想，尤其是那些年轻艺术家，精神很可贵，但现实的确很残酷。就目前而言，只能靠政府与社会给予更多支持。

简介

俞畅1957年出生于南京。2002年至2012年任广州雕塑院院长，现任全国城雕委艺委会副主任。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