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市场究竟需不需要博物馆体系的鉴定专家？在华辰拍卖掌门人甘学军的眼里，这个问题不但不是个伪命题，反而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现实问题。在今天的收藏市场上，有一种观点时常能听到：“我不需要鉴定专家的意见，凭我多年的收藏经验就可以断定真伪。”而随着艺术品价格水涨船高，这种声音也越来越响亮。然而，在真正参与艺术品市场第一线的拍卖公司经营者眼中，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甘学军曾参与了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从无到有的全过程，在他看来，那种经常把自己的眼力与专家相提并论的行为，往往是成功者的炫耀，而艺术品鉴定确实是一门学问而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之所以被称为学问，是因为艺术品鉴定是一个综合判断的过程，要求鉴定人具备极高的审美能力与分辨能力，这与宝石类、金属类、木质的鉴定有着非常严格的区别。

鉴定是一件严谨的事情

在甘学军的记忆中，博物馆的专家们在20世纪90年代与整个收藏市场没有关联，直到出现“拍卖”，他们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面前。1993年，甘学军离开文物局，和陈东升、王雁南搞起了嘉德拍卖公司，一征集到东西，就找徐邦达、史树青等故宫专家来看。“专家们没有想过帮人看东西还要收钱，根本没想过这种事。每次我们去之前打一个电话就行了，很多东西现在回忆起来都是‘垃圾’，那时没有鉴定行业，专家们也都不收费。”甘学军说。

记得有一次，甘学军他们得到北京郊区一位藏家有一张“宋画”的消息，他回忆说：“现在如果有人这么跟我说，我直接就挂电话了，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事。”但当时，他还是很开心地去了，而且去之前还给徐邦达打电话，说一会拿了东西就去家里鉴定。但东西取来之后，徐邦达却边看边笑，甘学军抱歉地说：“这样的东西也请您来看真不好意思。”没想到徐先生说：“没关系，做鉴定的人不光要看好的作品，更要看不好的。”这种谦逊的态度给甘学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对老一辈的鉴定专家衷心钦佩。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另一位资深鉴定家刘久庵身上。“刘先生看作品就是严谨细致，看完画之前绝不下结论，一定认真地看，看完以后再下结论，而且言之有据，会跟你说为什么。不管是真的假的，看过的东西一定要记录下来，这样的习惯我当时不太理解，后来知道王季迁、徐邦达都有这样的习惯时，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为‘大家’。”甘学军说。

在中国嘉德董事总裁胡妍妍的记忆中，这些博物馆出身的老鉴定专家留给她的，更多是对鉴定的“敬畏之心”。“我记得在鉴定《踏歌图》的时候，我们见过谢稚柳先生，他讲到的鉴定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他说有一些字画，我们可能会很明确地判断它的真伪优劣，也可能有一些会留给后人继续研究下去，所以我们不应该很匆忙地给它一个结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对所经手的每一件艺术品有一份敬畏之心，知道我们应该慎重地处理这些东西。”胡妍妍说。

影响市场的鉴定专家

鉴定专家的存在对拍卖公司的成长和推广有怎样的意义呢？在近期刚刚出版的自传性作品《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中，嘉德拍卖创始人陈东升讲述了一个生动的事例。溥仪当年带了很多东西出宫，解放战争后就流散到东北各处，“东北货”在文物行里就是指这些东西。1995年有一个人拿了件“东北货”找到嘉德，来人姓王，他祖辈曾是溥仪的卫队长，他们家有四五个卷子，有《乾隆南巡图》，还有陈白阳的花卉手卷。此人认识东北的一个老头，有一件“东北货”，说是北宋张先的《十咏图》。“他来找我，想让我们400万元买断，但当时我的精力全在杨永德收藏的齐白石专场上，哪有心思顾及这个‘东北货’。我那时入行时间不长，不知道北宋的这东西到底多么值钱，没有这个文物知识。这个人留下《十咏图》的照片，我让甘学军拿给刘九庵看，刘先生没认可，又准备拿给徐邦达看。东北人找我谈借钱的事的时候，甘学军还没有拿去给徐邦达看，我判断不了，也就没同意。谁知此人扭头就去找了秦公，秦公是文物专家，拉着他立刻就去了徐邦达家。徐邦达一看说，这是国宝！秦公就把它收下来了。这是嘉德成立以来，我遭遇的一次‘滑铁卢’，从此翰海的古画拍卖就上去了，而且越来越好，这一张画决定了一种格局和市场的划分。”陈东升说他永远记得那一天，1995年10月3日晚上，翰海的张先《十咏图》拍出了190万元，现场轰动了。好强的他感觉特别沮丧，好像吃到嘴里的宝贝又被吐出去了。

除了对于市场行情的影响外，博物馆鉴定专家还对整个市场的鉴定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已经成为华辰掌门人的甘学军和嘉德董事总裁的胡妍妍，都曾从老一辈的鉴定家那里受益。胡妍妍回忆说：“那个时候徐邦达家、刘久庵家还包括启功家，都是我常常要去跑的地方，发现一件宝贝，背着就去了。老先生就会帮你指点，怎么样看，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我觉得，这对我们本身的鉴定团队的锻炼也非常有好处。虽然我们是科班出身，专门学鉴定。但要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我觉得除了自己要多看，还要有人点拨。比如说笔墨这个问题，它就是太过虚幻了，每个人的理解都会有偏差，这时候老先生就会把两张不同的画对比在一起给你讲，看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地有所体会。但如果你靠自己去体悟，那可能就要走不少弯路。”

而不是科班出身的甘学军，更感激这些老鉴定家们对他的帮助，使他的眼力得以迅速提高。为了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他常常和老专家们“切磋技艺”。“那时候，我在嘉德，请张金才先生给我们做鉴定。不管收藏品还是破烂货，我会堆一大堆请专家来看。刚开始还很紧张，后来很熟了，我每次都对张先生说：‘张老师，您先别说，我先说。您看我说得对不对。’”借鉴专家几十年的经验，使自己的眼力得以迅速提高，这种学习的喜悦，甘学军一辈子也忘不了。

人人都能成为鉴定家？

当然，鉴定家们的实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建立在常年的积累上。甘学军对明清瓷器鉴定专家耿宝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天，他正在看一件瓷器，耿宝昌进门一搭眼就说：“这不是天津谁谁谁家的吗？我一看盒子就知道了。”

“老一辈的鉴定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天然条件，又是网络，又是拍卖，又是各种出版，故宫一套一套的图册出版，而且出版的质量越来越高，细节越来越详实。这是今天相对老一辈来讲最大的改变。”甘学军承认，网络时代对于传统鉴定的“权威性”有所冲击，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人都有可能成为鉴定家，因为信息太丰富了。

但是成为鉴定家真的那么简单吗？甘学军说：“以前的鉴定更多是一己之见，学术探讨而已。但是现在随着鉴定进入了投资市场，比方说为一个投资者、为一个投资机构、为一个基金会做鉴定，在真伪上的把关你就要承担市场责任，甚至有法律的责任。所以这是与过去不一样的地方。过去徐邦达说他前天看错了，他可以去改。可是现在投资者是拿着你的意见真金白银地去掏钱买，等你3天以后后悔已经来不及了，钱已经交了。这是今天市场鉴定与博物馆鉴定、学术鉴定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这样，就会出现一些收藏家所说的——我的原则是不听鉴定家的。其实，这更像是一种牢骚，在这样的情况下，鉴定家的压力会更大。”

因为工作的原因，甘学军也非常关注国外艺术品鉴定行业的发展与现状，在他看来，国外的规定要比国内严格许多。“在法国的鉴定师制度中，作为独立的鉴定师必须加入行业工会，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上并有7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而鉴定师对其所做出的鉴定结果负有担保责任，这个担保有时间限制，如果买卖双方对交易成功的物品产生争议的话，可以在这个时限内要求取消交易，物归原主。对这个过程，鉴定师有责任协助完成。担保的年限最初是30年，2000年的时候减到10年，在2008年又减缩到了5年。从30年缩减到10年，再到5年，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法国的鉴定家承担责任，是因为他们体制很健全。他们的各种机制，包括信用体系、保险体系、法律体制等，把鉴定师的风险规避到了最小。这在中国，至少就目前来讲，还是很难实现的。”

鉴定应该从学术层面发声

在很多人的眼中，鉴定专家分为两个方向——市场型和博物馆型，这也是因为目前拍卖市场的飞速发展，很多人都希望通过鉴定专家的眼力来为自己的藏品“掌眼”。在甘学军看来，目前火爆的收藏市场不仅催生了鉴定业务的发展，也让博物馆鉴定专家近年来开始频繁地在市场中出现。“前一阵子，中国收藏家协会说他们有7000万名收藏爱好者。但是那7000万名的绝大部分是伪收藏。这话说出来得罪人，但事实上就是这样。作为投资来讲，投资人需要的是一个很确切的东西，很规范、很标准的判断，这也是他们需要市场型鉴定专家的根本需求所在。但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博物馆型鉴定专家也在参与鉴定，那么博物馆型鉴定专家与市场型专家的差异在哪里？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语境，博物馆型专家更多关注学术探讨，而市场型专家更多关注价值判断。因此博物馆型专家往往和市场有隔绝，又不便参与这个市场。但其实，博物馆型专家从学术层面进行干预是正常的。”

1994年，北京翰海挂牌之后，时任总经理的秦公旋即登门求聘启功、徐邦达、史树青、刘久庵、耿宝昌、朱家溍、杨伯达、傅熹年、孙会元、章津才等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出山，与文博系统的一线鉴定精英，组成一个权威的常设审鉴机构。诸位专家欣然应诺，秦公慨然写下“文翰咸集，艺海求真”八字。这也是当时博物馆型专家从学术层面对市场干预的最佳例证。随后，北京翰海将在拍卖前并未见过实物且流散海外的圆明园国宝“乾隆粉彩六方套瓶”成功接回国内，此过程更是离不开这些博物馆型专家的鼎力相助。

甘学军至今还记得，有一次和一位文博系统的领导吃饭，席间那位领导对他说：“小甘，我现在担心一个问题，像徐邦达先生这些人都去世了，我们鉴定界没有人了怎么办？后继无人怎么办？我当时就对他说，您是杞人忧天，一定有人，放心好了。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变化的时代，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时代，我们是从无市场到有市场，从不需要鉴定到需要鉴定。当鉴定从一个圈内的事情进入到公众的视野范围，有争议是自然的。我们这个时代一定会出鉴定大家，只是需要一些时间。现在出现了很多伪鉴定家，乱鉴定、假鉴定，这种现象其实古往今来都有。只不过现在资讯发达，我们更容易看见、更容易发现而已。”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