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拜伦（Roger Ballen），1950年出生于纽约。幼年时，在马格南图片社工作的家人启发了他对纪实摄影的兴趣。1970年代初，移居南非共和国的罗杰·拜伦开始了他的摄影师生涯。对他来说，最终的目的是对自身的存在与身份进行定义。究其根本，这是一段关乎心理维度与存在主义的征途。距他拍摄第一张黑白照片至今已有五十年，作为也许是最后与黑白介质共同成长的一代，罗杰·拜伦认为黑白摄影是一种极简的艺术形式。相异于接近人眼感知的彩色摄影，并不对世界进行刻意模仿，而是保有距离，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去阐释和转换人们对现实的指涉。将绘画、拼贴和雕塑等元素植入他的图像语言中，罗杰·拜伦发展出了一种并不仅仅倚托摄影的图像美学。他的作品被众多重要艺术机构的收藏，如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伦敦泰特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继近期在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OCAT)上海馆展出之后，罗杰·拜伦将于明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他的个展。另外，《鸟的避难所》的同名摄影书籍也于2014年3月由Thames and Hudson出版社出版，其中集合了罗杰·拜伦为此同一系列影片拍摄的大量精美摄影图片。

记者: 您拍摄过大量的人物肖像，为什么您会对“人”如此感兴趣？

罗杰·拜伦（简称拜伦）：正因为我就是人类的一员，自然地，我更容易对其他“人”产生兴趣，这几乎是一种自发的本能。我对人物肖像的拍摄持续了三四十年，但在过去的十年中，拍摄数量明显减少了，但不代表我对人性没有那么感兴趣了。相较于人物本身，我对“人性”更感兴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对人物的心理表现最感兴趣，尝试去挖掘更深层次的心理表现和人性本能。对我而言好的艺术就是好的艺术，我不太考虑它们究竟是摄影还是录像或别的什么形式、用什么方法去拍摄或创造，这些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图像本身。

记者：那对您而言，“图像”与“摄影”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比如您看到来到Photo Shanghai的很多观众，他们对摄影本身甚至是摄影的技术都很感兴趣，但似乎很少有人关心“图像”的问题。

拜伦：所有的摄影都是图像，但未必所有的图像都是摄影。我的脑海中首先有的是图像，而不是摄影。问题在于，人们并不真的明白摄影应如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相机又应如何表达出现实中更为深层与复杂的面貌。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利用照相机来对美学中的愉悦、趣味、复杂和侧重点进行表述。这便是问题所在。他们并不清楚拿着相机究竟是为什么？相机对他们来说好像只是一种纯粹的记录工具，摄影成为文献。相片将被如何利用和展示？成片上万的图片，它们的意义何在？究竟有没有意义？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我甚至不太明白这里（指中国）的文化语境。我不讲这里的语言。对于中国人来说，思考这里的人们为什么拍照是很有意思的。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同样成立。其中一个原因，即是没有成本—拍照并不带来经济上的消耗。照片没有带动实际经济价值，也因此不被认为有价值。

记者：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多彩的，环境里充斥着色彩的嘈杂。而你的照片是黑白的，这不仅仅是古典与否的问题，对比今天这个时代，黑白照片似乎带来更多实体的物质感。

拜伦：黑白摄影通常是更加简洁的，并不是为了传达现实，也不从观念出发。这就是悬置在我前方的世界，它更加抽象，同时也更加艰难。

记者：在《鸟的避难所》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您对捕捉“眼神”特别感兴趣，人的眼神、动物的眼神，这似乎给这件作品增添了更多堕落的气氛。为什么您会唯独对眼睛感兴趣？

拜伦：当你看着另一个人类时，首先看到的是他的眼睛。英文中通常说，眼睛是灵魂的镜面。当你看着他人的眼睛，你可以更好地感知到他的所思所感。我的大量作品，都聚焦在眼睛的位置和动作上。这其中有我致力追求的独特审美，通过眼睛来传递一种激烈、深沉的凝视。

记者：您也创作很多绘画和雕塑作品，您认为您的创作与“原生艺术”（Art Brut）有很大联结吗？

拜伦：当然。人们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但他们也许并不认为自己在创作艺术，或是他们的创作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这类“艺术家”都是特殊的人群，例如囚犯、孩童、精神分析师或难民。他们不将自己视作艺术家，但他们确实是在创作艺术。当你不自称为艺术家，不代表你不生产艺术。

记者：在您刚刚的演讲中您不断提到“戏剧”的概念。您是否认为摄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浓缩了的剧场艺术形式？似乎每张照片背后都存在着那个隐性的叙事结构……

拜伦：一个图像需要倚靠大脑来完成叙事。文学故事是一个完满圆圈的开端或结尾，图像亦如此。它应是完全有机性的组织，完整、并可理解的。戏剧也是一样。一幕好的戏剧会囊括所有的东西，使人理解其中意味。我认为，我的作品与荒诞戏剧有不少渊源。终究意识到，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能定义“意义”。 因此，这种荒诞性其实贯穿了我的作品，它无所不在。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