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山明给我题词，“野渡无人舟自横”。我觉得他是理解我的。我今年76了，我觉得让人自由成长，根据我的天性成长，这是最好的。

我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母一个养母。当时正值战乱，父母都是之江大学毕业生，也是热血青年——他们把我们前面几个兄弟的名字合起来叫“人民政治”，我是老二，叫立民——他们忙于革命，所以，我们兄弟姐妹生下不久就都分别送人抚养。我的养母我从小就喊妈，对我特别好，因为她前面生过几个小孩都没留住，自从带了我以后，反倒养活了三个小孩，后来，大的女儿又成了我妻子。我的童年没人管，很自由，养母很宠我，生父母不管我，我在农村和城里轮流住。我对生父母只有模糊的印象，父亲在上海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工作过，听说有127块大洋，能讲一口流利英语，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性格争强好胜，我们几个兄弟在外面打架，打输了不高兴，打赢了有奖励。母亲躲在房间里听唱机，“燕双飞”、“花好月圆”、“何日君再来”等等。她还能骑马，有几次从临海城里骑马几十里到乡下看我。

我的艺术启蒙，是一次在养母家炉灶台后看到烟火熏出来的一匹“马头”，也忘了几岁，反正很小很小。以后就用木炭到处画，到哪里都画，画的都是马头。我小叔吴全泰发现了，给我买了纸笔，还带我看戏，到处玩。上小学以后也没人管，只知道玩，糊里糊涂，一直到三年级都不知道自己书包在哪里，到学校说在家里，到家里说在学校。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地图，我会基本默画下来，那时中国真大，北到贝加尔湖、西伯利亚，东至库页岛及海参崴，更不用说蒙古了，都是我们的；还有每天升国旗唱国歌，师生同体。参加小学美术兴趣小组，马文祥老师教我，不到两星期，他说教不了我了，把我介绍给了高年级兴趣小组，主要画静物。

小学升初中，张榜公布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名字，还是别人看到，原来在第一排的最左上角、也许是第一名罢。初中时候，除了美术，还对音乐、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兴趣。当时台州中学校长是陈康白，他招聘了很多优秀教师，有些后来直接调到杭州大学当教授。美术老师叫张一山，他是中国著名木刻家，在救亡运动中与古元、彦涵等一起创作，还能画油画。解放后临海的毛主席像都是他画的。美术兴趣小组非常活跃，徐成淼、蒋文兵与我是主要成员，他们年纪比我大。

徐成淼同我最要好，我们除了一起画画，还一起唱歌、朗诵诗歌，看了大量文学作品。音乐老师叫陆少秋，他教我们弘一大师的歌曲，讲陕北民歌兰花花有好几种唱法，根据曲调的不同表达不同的情绪。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爱丽丝漫游记》，以后看我国的四大名著，《红楼梦》感觉很好；《水浒传》感觉不如《七侠五义》；《西游记》感觉比较浅，一回一回差不多，没看完；《三国演义》斗来斗去也没有看完。《一千零一夜》也没有看完，感觉都比较浅。外国文学我看的更多，图书馆中俄罗斯作家的主要作品，我基本都看了。最有深度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白昼》、《罪与罚》等都看了；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场景描写非常壮阔，男主角葛里高里的复杂形象看了感到很惊讶；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果戈里《死魂灵》、《钦差大臣》以及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等等，看了印象都很深。特别是普希金的诗歌小说对我印象尤其深刻，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每当我遇到痛苦挫折或高兴的时候，都在心里默默背诵他著名的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纪念碑》《致开恩》等等。高尔基比较肤浅。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还有聂努达、泰戈尔都非常喜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本书讲个人英雄主义，做人要有自我奋斗精神。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本书害了我，在中国不能讲个人主义，但个人自我奋斗精神也帮助我度了以后的困难。这本书原型是贝多芬。我最喜欢的音乐还是贝多芬。

初中毕业以后，由于家庭关系，我不能在当地上高中。虽然贪玩，但我读书成绩一直很好。但是中间有一年多休学。休学期间，一位亲戚叫我到宁波“四眼契”小学做美术代课老师。上课还装着正儿八经，下课了就与学生一起摔跤、吵吵闹闹，很受学生欢迎。后来我明白一个道理，要人家喜欢你，你就不能正儿八经，摆出一副臭架子。当时全泰叔叔在省军区，他后来给我联系杭州宗文中学——就是现在的杭州第十中学。杭州第十中学当时是个有名的学校，一些外国人的小孩也在哪里读书，戴望舒、吴晗都是哪里出来的。我是全校美术兴趣小组和音乐兴趣小组的组长，美术老师沈定一忙的时候，有时候就叫我代课。音乐老师周丽端对我特别喜欢，全校就一架钢琴两把钥匙，她一把我一把，在杭州各校组织的大合唱比赛中，全校师生唱的是我作的曲子，在杭州大剧院演出。贝多芬、舒伯特、莫扎特这些人的唱片当时都没有，我就读谱，八十年代以后，我妈妈从台湾寄来唱片我才真正听到他们的作品。我当时正好跟中国美院版画系主任张漾兮的儿子张鼓峰是同学，因此认识了张漾兮，经常去他家里。当时他家就住在潘天寿家的旁边。我记得美院一次画展的时候，潘老走到张漾兮的作品前仔细欣赏，用宁波话讲，“姜还是老的辣、姜还是老的辣”。张漾兮对我很好，经常在他家吃饭，还把他家床底下的木刻拉出来，就自己铺上纸用铅笔拓。我当时的不少木刻作品也是模仿张漾兮的。

他也送我不少作品。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还把我介绍给赵延年，并把我的写生稿给赵延年看。赵延年看了说，你的线条流畅，他就喜欢行云流水、写字一样自然流畅的线条，形又抓得准，如果进了美院，恐怕把你的灵性给磨灭了，不一定到美院来读。当时我很不理解，也有点失望，因为上美院是我的一个梦想。后来赵延年还送了我《鲁迅与瞿秋白》的木刻。但最后我的美院梦也没做成。

在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徐成淼被打成了右派——他当时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因为发表了一篇散文诗被打成了右派，我当时也天真，把与他的通信拿给同学看，说他如何如何爱国，还去看他，寄钱给他用——我在杭十中的时候就有不少稿费收入，当时全杭州选拔了7个报纸插图工，其中大部分是美术老师，我可能是唯一的一名高中生。

每张插图报社用不用都要付我2.5元钱，因此我有不少稿费——这件事后来被学校领导知道，也不知道是谁写了一张很大的大字报，从学校的二楼一直挂到一楼：吴立民与右派分子勾勾搭搭罪该万死！这样，我就怕了，叫同学帮我把铺盖一卷就从学校跑掉了。所以政治运动把同学间的情谊都搞没了。

从学校跑出来以后，我在杭州招庆寺——就是现在西湖边的青少年宫，跟一位生痨病的青年人一起画油画、水彩、素描等。半年不到以后，经朋友介绍，到了浙江省美术设计公司。当时公司受省工业厅委托，在招庆寺举办一个大型的工业展览会。当时分煤炭、纺织等等好几个展馆。每个展馆都有五六个设计人员，我分在煤炭馆，我们这组五六人——后来剩下我一个。我们当时是乙方，官方与公司是甲方，我画好设计稿后，通过甲方的两关审核通过后，下面的工作人员根据比例放大，然后上墙，这样的设计稿画了很多，那时只要我设计的东西，百分之八九十能通过审核。有个小故事，一天三个上海来的设计人员找我，很客气，叫我小吴老师，说要请我到延安路海丰西餐馆吃西餐，每人花7角钱，第一次吃西餐。吃到一半，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要请我吃饭。他们吱吱唔唔说接到个任务，设计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设计稿，搞了五六稿还是通不过，听说我脑子灵，想叫我帮帮忙。我想了想，回到招庆寺画了草图交给他们，说，你们先拿去试试，不行再找我。谁知一次就通过了。后来公司老总查问到底是谁设计的，查到是我，一下子把我工资调到最高档78元。在设计公司本来蛮好，后来全国在青海有个农展会，公司叫我与另外两个人去搞设计，谁知我刚到青海，第二天小腿和脚都肿起来了，当时年轻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其实可能是水土不服，我住了两晚，就偷偷的跑回来了，上海还没到，脚就消肿了。但是跑回来感觉没脸回公司，那时胆子又小，认为组织交给你的任务你没完成，所以就再也没回那个设计公司。

那时西泠印社阮性山先生有个女弟子叫任敏君，跟我关系蛮好，经她介绍就去了西泠印社。当时阮性山名气挺大的。有次带我去吃饭，买画的人先请他吃饭，吃好后再掏出17块钞票，他在扇面上盖上印。我在中山中路的西泠印社画雨伞和扇面，上面派了个姓姜的女书记，北方人，那时看起来很武，有点害怕。

我以前是画人物插图之类的题材，现在改成画花鸟。那时阮性山画梅花最好，所以我就跟他学画梅花、桃花、竹子，山水画得少。那时画梅花来钱快，为什么？扇子拿到手，用赭石沾点白的，呼呼的先画枝干，画好一把凉一把，直到满地都是扇子，然后先画的已经干了，就用红的点花，也是这样一把一把的点过去，当把所有的点完后，先点的也已经干了，就用绿色的点花萼与花蕊。一天可画一个月的工资，但也不是每天这样画，看着差不多了，就不画了，休息。后来姜书记看到我这么“灵”，就要把我调到上天竺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所，但任敏君劝我不要去，她说小吴不要去，工艺美术！有什么好的？那时对工艺美术也没有多大好感，然后就没去，为这件事姜书记还找我谈话，问我这么好的机会为何不去？就这样等到发工资后，就离开西泠印社，去了小营美术厂——后来听说何水法、曾密也都在小营美术厂画画，可能我比他们早，所以都不认识。当时一个工友叫张诚，刚刚去年他偶然看到我的画册又重新联系上了，他说，我找你找了五十年，每次省里什么画展我都去看看有没有你，但都没有——在小营美术厂几个月后，又被叫回到西泠印社，但也没干多久，那时要支援工业，也是老姜当书记，然后就对老姜说要支援工业，就这样到了杭州通用厂，分配到计划科，后来厂里一查我家庭成分这么差，还与右派分子牵连，就把我下到炼钢车间。那时我创作了一张木刻《炼钢炉前》，发表在《西湖》杂志封底，得了十元稿费，所以记得很牢。到62年大下放开始，厂里要把我下到杭州的电镀厂，当时车间主任不肯，说吴立民这个人才怎么能下放到电镀厂？当时厂里有1600多人，下放后剩200还不到，我留下来了。到了第二批大下放，他自己也留不住，那时说要把我下放到农村去。这样我就选择重新回到养母身边，来到临海市尤溪镇兰田村。当时以为是厂里专门派人陪我到临海兰田的，后来才知道是押送回家的。

不过，刚来兰田时候，还是很兴奋，没几个月我就刻了一张木刻，题目好像“农村广阔天地”，寄出去发在了《杭州日报》头版。

刚开始放牛，整天跟一群小朋友一起，我拿把凳子写生，自我感觉蛮好。但放了一段时间就受到村民嘲笑，于是又学挑担、种田，过了一年我就什么活都能干了，一点不输其他村民。但心里很苦闷，自己在种田，看到路上行人都很羡慕——这丘田好像画了个四方的界线，你看得到外面，但怎么也跳不出去。农民也有好有坏，我跟他们做同样的农活，但给的工分却只有6分半。后来我就自学油漆雕花，做手艺赚钱，交给生产队要却按十个工分计算。最伤心的是一次我磨好一把雕花用的凿子，一个农民过来把它狠狠往石头上扎。还有一次记忆很深的是，因为买不起做油漆的刷子，我养父剪了牛尾巴的毛来做，结果有人告发到公社，说我破坏农业生产，要把我绑起来批斗。我雕花油漆做了几十年，在临海黄岩一带名气很大，后来，黄岩有一个村子的大礼堂还叫我画了十几幅壁画，所以我知道农村的审美观。另外跟艺术相关的活动，就是集市的时候去黄岩卖树，卖好树以后给别人画像，就像现在河坊街看到的那些人一样。后来因为农村缺人被抽去搞水利工程，这一弄就弄到55岁内退。搞水利工程，可以山山水水到处跑，不但跑家乡的山水，而且全国各地跑了很多地方，黄山、长江我都跑过十来次。我喜欢原生态、有野趣的景物，随身带一本写生本，看到心动的就画。那时候用毛笔宣纸创作没有条件，只在逢年过节时候搞几下。

1999年是我创作的一个转折点。那一年的9月11日，我被一辆汽车撞断了小腿，将近一年时间在家休养，无所事事。音乐本来是我的最爱，但那时已经根本没有条件弄了。就每天画画、画画，潘天寿、陆俨少、李可染、齐白石，后来再黄宾虹、石涛、八大等等，一个一个专研过去。这样画了几年，后来觉得还是打好书法基本功，就拼命练书法，我练书法跟学画画一样，练一个丢一个，把自己喜欢的、认为好的东西拿过来。2005年，我决心到杭州来学习发展。来之前，还去美院找过赵延年，但他早已经不记得我了；但“人美”的编辑潘嘉来先生非常欣赏我，这样，我就在杭州劳动路租了房子。2006年，我非常想在杭州举办个画展，向各方面交流学习。对我而言，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当然是中国美院的美术馆，但到了美术馆一问，他首先问你有什么衔头，我说我是老百姓一个，什么衔头都没有。最后还是通过一个热心的朋友帮助，认识了美院傅肃琴副书记，他把我作品拿给许江看，许江看了说很好！时间让他自己定！所以许江我很感激，人到现在都不认识。那次画展时间定在2007年1月1日至7日，我们定的时间刚好与孔仲起老先生从艺60周年大型画展重叠在一起。孔老师人非常好，为我们留出三楼一个展厅。开幕那天因为孔老师的关系，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也都看了我的作品，从此算是在杭州有一点知名度。我在杭州，六和画廊的季维新、杨金仙夫妇对我帮助最大。他们专门为我办了个一对一的作品交流研讨会，结识了王伯敏老先生、刘江老先生，肖锋先生还有吴山明、刘国辉、童仲焘、周沧米、王赞、张耕源、钱大礼、郑竹三等杭州圈内的很多主要画家。

通过这次交流，使我对中国画有了不少新的认识。法无定法，我行无法，关键是要看你对大自然有什么样的认识和感悟，对人生有什么样的积累、认识和感悟，并通过自己的笔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你的面貌，也是你对画坛的贡献。之后，我又在方书华等热心人士的张罗下，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个个展；去年又在浙江图书馆办了个“美丽中国.浙江篇”。陈传席看了我的画，认为笔墨奥妙关键在用水，我在用水上有新的突破。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确实只有在用水上你才能体会得到，用水的轻、重、缓、急的不同，产生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所以用笔千古不易，用水同样千古不易。但是用水也好用笔也好，都是技法，关键是你有什么思想，有什么感受，有什么境界。

艺术都是相通的，但各种艺术的门类不一样。中国画、油画、版画，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有些风景，用油画才能更好表现她的意韵，有些适合用版画来表现，用国画就表现不出来，所以每一个画种，都有其特有的表现力。中国画要把其他好的、优秀的东西吸收过来，为我所用。这就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好多人讲，要坚守纯粹的中国画，坚守真正的传统的东西，但你许多东西你表现不了，表现不了你的内心世界，表现不了大自然。所以我认为各种艺术一定要相互借鉴吸收。我说我的作品，既是中国的，又不纯粹是中国的；既是传统的，又不是纯粹传统的。

我画什么，要看我表现什么。中国和西方的东西，各有各的特点。象音乐，中国的音乐多是小家碧玉，抒发个人感受的，小场面的，象古琴，《阳关三叠》、《渔舟唱晚》等等，就是《十面埋伏》，你跟贝多芬这种博大、磅礴、深厚的场景，那是无法相比的。同样表现大自然，《春江花月夜》，跟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那也是完全不同的。刘天华的《病中吟》，与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中的天鹅之死，跟莫扎特临死前写的《安魂曲》，感受都完全是两码事。西方的更加深刻，特别是贝多芬的弥撒，他们更有社会场景，是个人对社会、对灵魂、对生命的感受思考。所以我们不能抱着传统不放，中国有中国的好，外国有外国的好，搞文艺的要知道各国的长处，避开各国的短处，综合起来。要有自己个性的张扬，个性的新的创造，这样才是正常的状态。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