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手记：复制即是权利

2013年受巴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邀请，我携带夏布观念摄影《幻化》参加展览。展出后，作品获得了国际金奖,在欧洲引起广大学者的极大关注。那次展览主题十分响亮，名叫“遗产与疆界”，不由得令人耳目一新。

就“遗产”与“疆界”来说，这甚至是一对矛盾体。因为就前者来说，“遗产”恰是特定“疆界”的产物。而此次展览再提“疆界”之概念，其实要说的乃是“遗产”在当代的“疆界”，即“文化大同”的问题，让“遗产”成为世界共同的“遗产”，再无“疆界”。

对于此，我是部分赞同的。“遗产”的当代新生，必得跨出自身“疆界”获有更广阔地域发展，这已是时代命运之使然。但即使如此，我却还是心存疑虑。

有此参展经历，再到世界各地，我便十分留意各大博物馆的藏品。在这些博物馆中，有我熟悉的，也有并不认得的。但这陌生或熟悉并不是我所看重的。而关键就在于，为什么它们便汇聚到了一处呢？

《国宝》 No.5 观念摄影 80 x 100cm 2014

永恒微笑的造像：复制时代的国宝

我拍摄大足石刻，因为佛像之中有许多有趣的象征和隐喻。重庆有大足石刻，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规模较大的佛教造像集群。正由于有这些造像的存在，重庆和其他地区有所区别，但具体是什么不一样，我始终也说不清楚。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事物，一旦融入到地域你再难将它隔离开来。在今天，在互联网时代，若为了解和观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远赴重洋，去看这些“石块”。但即使在网络上很容易便能调出图像，我还是愿意亲临现场去观看它们。

早年时候，我曾创作观念作品《十二生肖》。当初创作作品，正在于我对兽首引发争议事件的回应。在创作中，我先到圆明园废墟现场拍摄取景，后经由互联网，我再将兽首图像调了出来，并将这些生肖头像与它原处位置并置一处，“归位”和“复原”。在互联网时代，拼贴并置非常容易。但通过作品，我其实在想人们为何在事件中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相”与“实物”问题引发了我的兴趣。后来再逛世界各大博物馆，我问自己，也问这些造像，但佛像永恒微笑着，笑而不答。

《国宝》 No.10 观念摄影 80 x 100cm 2014

世界的还是民族的

文化遗存是世界的还是民族的，这的确是个问题。世界化正在发展，而世界化在文化层面带给人首要的感觉便是“无疆界”。经由现代传媒，各大博物馆存放的“国宝”变作数字信息，而其所在博物馆则沦为存放和展示的“库房”。这点看来，造像仿佛获有了“法身”一般。这种乐观是当代“复制”技术造成的，我们也身处于“复制的时代”。复制既是技术，本身又是一种社会现象。而经由复制，关于“相”更是区分出了“真身”与“法身”。不止于此，复制昭示出的更是现实的权利，即对“真身”掌握的同时也拥有了“发布权”和“阐释权”。

至此，如果真如“文化国际主义者”所说，这些“遗产”放置在哪里都无关紧要，更是可以归还母国了。但现实中，这些国宝首先是经由掠夺而脱离本身“疆界”的。即便在今天，经由正当外交途径，返还之路也是遥遥无期。在逻辑与现实间，文化大同主义者却有它现实的一面，呈现出其对“权利”的迷恋。另一方面，对母国来说，这些被切割后掠夺到西方的国宝，它们残留的基座和崖壁，像一个个疮疤，刺痛着人们的内心。

所谓“国宝”，不是抽象之遗迹，它是特定区域个体与历史连接之物，它激发出的是对自身历史在场的深切感受。这种“在场”和“场域”共同形成文化与心理，它们存在于现实而非想象之中。经由它们，映衬出的是民族自身文化的血脉。

遗产走出疆界，它的确获有了世界性的发展。但这其中，却实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别。在复制主导的时代，若说“疆界”已经消失，这只是美好的愿景，是世界大同的虚幻和想象。现实情况却是，“疆界”真实并稳固地存在于人们心中。这不是领土之争，这实实在在只是一种群属共通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却无论如何不具有世界性。

《国宝》 No.13 观念摄影 80 x 100cm 2014

后记：

在观念摄影作品《国宝》的创作中，我以世界各大著名博物馆的佛教造像为形象，采用正负像手法，借用胶片形式予以呈现，其最终要传达给观者一种宁静、庄重的视觉效果。与之前取材大足石刻的观念作品不同，这次所选取的佛教造像是脱离文化母国的博物馆藏品。虽以“国宝”命名，它们却已经超出“国”的疆界与概念，成为了世界共有的宝藏。但对于此，我始终是质疑的，于是，我找到胶片这样一种现成物象。

在我看来，胶片及复制技术，这是我们如今讨论一切文化的起点。拥有“国宝”的西方国家，正像手握负载“相”的原版胶片。复制即是权利。

编辑：黄亚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