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鸦”一词，来源于唐朝卢仝对其儿子乱写乱画顽皮之行的评价。典故出自《玉川子集·云添丁》。卢仝有个儿子叫添丁，喜欢乱涂乱写，常把卢仝的书册弄得又脏又乱。卢仝因此写了一首诗：“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后来，人们便从卢仝的诗句里得出“涂鸦”一词，流传至今。

而关于“涂鸦绘画”的记载，在中国古籍里也频频出现，比如在《醒世恒言》的《李公穷邸遇侠客》一章里，曾叙述这样一个故事：某秀才在一座寺庙墙上看到一幅画，画的是一只没有头的鸟，他随即涂鸦，给鸟添上一个头，结果便被画无头鸟的作者——一股强盗们奉为头领。

而现代意义上的涂鸦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纽约和费城，是一种结合了“嘻哈文化”的涂写艺术。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等地的涂鸦团队开始大量出现，涂鸦作品也开始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随着网络的普及，从事涂鸦艺术的人越来越多，作品规模也越来越大，俨然形成了一种街头艺术、一种“公共艺术”，甚至是一种“文化”。

为了解涂鸦文化的现状，记者向被誉为“京城研究涂鸦第一人”的刘苑生先生请教了关于涂鸦的一些问题。

北京涂鸦的地理分布

刘苑生先生从本世纪初开始在街头有系统地拍摄涂鸦，更从事北京涂鸦艺术的研究，十几年来，他拍摄了数万张北京涂鸦作品，与“涂鸦圈”中的朋友们交往颇深，并撰写研究文章。

据刘苑生介绍，一般来说，涂鸦要分以下几个主要步骤：首先要设计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签名，在墙上画之前一般都打底稿，然后画轮廓，画出平面的涂鸦，再加底色、勾边，以便添加立体效果，最后签名，当然，在感觉不足的地方也可以修改。

据刘苑生说，涂鸦在北京安家落户后，就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蔓延。除立交桥高架桥外，还有不少涂鸦集中的场所，最集中的地方是在北京服装学院外京承高速沿线，京密路、798以及地铁13号线四道口到上地沿线。而798艺术区和北京服装学院被誉为涂鸦者的“圣地”，尤其是北服，那里墙体长而平整，成为涂鸦者的宠儿，但那里的覆盖速度也很惊人。所以，为了让作品保存时间更长，涂鸦者必须不断寻找新的地盘。地铁站附近往往是热点，五道口、四道口、知春路、四惠、宋庄等都成了涂鸦者向往的地方。五道口周边那些北京著名的高校，使原本只是一个马路和铁路交汇的道口地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有了文化味，时髦味，商业味。

刘苑生在2005年5月7日第一次去那拍摄涂鸦，只拍到一幅作品。后来这里的作品开始增多，后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涂鸦者的一块宝地。而位于北京外国人聚集的酒吧一条街三里屯3.3商厦开业后，可能是因为商厦经营的定位，为吸引年青的、时尚的消费者，商厦方面邀请涂鸦高手到地下停车场涂鸦，给商厦装扮了先锋的、另类的艺术色彩。

上述地区都集中在北京城北，而北京城南地区的涂鸦比较“土”一些，作品的水平要差一截。一般涂鸦高手们也不会光顾城南。但城南也不是一块涂鸦都没有。有涂鸦的地方如丽泽桥、洋桥北、赵公口南等地，近来，由于一些北京高校开始南移，在北京南部的大兴高校园区也出现了一些涂鸦墙。

北京的涂鸦者们

1995年，画家张大力从意大利回到北京，一时间，在北京的高架桥下、棚户区和地铁里充满着一个个大头像。涂鸦作者有北京喷子小组、NINOP、SOOS等。而北京观音在百度上曾被说成是“北京最好的涂鸦团队”。据圈里的朋友介绍说，在北京，一直坚持玩涂鸦的人不超过100人，年龄段以从十八九岁到四十多岁为主，基本都有本职工作，工作内容也多与设计、美术相关。刘苑生曾辗转找到了一位北京涂鸦名家的地址，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地址是这位北京名家的单位，而这位名家正在公司里上班。

从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向世界的开放，很多境外、国外的涂鸦人士也来到北京，留下了他们的作品。比如，刘苑生2007年4月29日在798内拍照时，遇香港青年陈劲辉在涂鸦，这是他在北京第一次接触到的正在涂鸦的人，发现他竟是香港同胞。 

后来，刘苑生又通过圈里朋友的介绍，结识了很多专程来北京的外国涂鸦艺术家。他们和北京的本土涂鸦艺术家合作交流，并带来了不少经验和技法。比如来自法国的一位涂鸦艺术家曾对本土涂鸦者建议说，目前北京的涂鸦应该做中文涂鸦，因为中文涂鸦的意思好懂，更利于市民接受。

刘苑生也拍摄过这位法国涂鸦艺术家的作品，发觉这些涂鸦作品“具有亲民的力量”。比如有一幅令人印象极其深刻：在一条狭窄、阴暗的胡同里的一根下水管的上方，他巧妙地画上了一个坐在澡盆里洗澡的胖娃娃，让人感觉澡盆里的水正顺着下水管哗哗流着。这会让人觉得在简陋的环境里，这类涂鸦确实能美化生活，让人看了会发出会心一笑，暂时从压抑的环境中解脱出来。

为此，刘苑生建议，国内的涂鸦要多学习这种做法，既然是在街头涂鸦，就要融入环境。而且在内容上也要注重表达中国地方和民间特色的东西，

涂鸦作品的“寿命”

最近几年，受益于信息越来越开放，而好的进口喷漆能买到，所以国内的涂鸦发展很快。一类是类似签名涂鸦，还有一类是有更多设计和技术含量在内的场景式涂鸦，重复画面较少，画面天马行空，富有想象力。但问题是，能提供给涂鸦者的空间越来越少。

刘苑生感到，他接触的涂鸦者都是素质很高的人，本来，一些涂鸦作品美化环境，让忙乱的都市生活有一点轻松，有一些幽默。他们不想自己的行为招人讨厌，会选择周边环境脏乱的地方涂鸦。绝大多数新手都会在破旧的墙或者拆迁的房屋练手，然后作品(或说"签名")随建筑物一同消失，涂鸦时会避开新墙和文物古迹。像北京鼓楼东大街、北京张自忠路的服装一条街等地是涂鸦的多发区，又是文物古迹的集中区，但商家的卷帘门上大都有涂鸦，而文物古迹上却无一涂鸦，也没有见过涂鸦者原封不动地抄袭别人的作品。

其实，优秀的涂鸦可以成为当地一景，充分发挥美化城市环境而非破坏的作用。刘苑生说，涂鸦者除了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外，同时还要向观者展示自己的技巧，为自己扬名；况且一幅中型的涂鸦作品，大概高两三米、长十米以内的涂鸦，光买喷漆就要花上千块钱，面对这么高的成本，涂鸦者也不会乱画一气。但在中国，政府对公共空间都有严格规定。

据刘苑生透露，他接触的涂鸦者很多都有被罚款或被警察、城管抓过的经历。目前，北京确实也有一些有关部门许可设立的“涂鸦墙”，但这些涂鸦墙都是主题墙，上面充斥着有组织的规整的画作以及底稿被审查过的痕迹，会让人觉得就没了涂鸦的感觉。

这些作品在刘苑生看来缺乏幽默感和自我意识，只能算宣传画，可称之为“伪涂鸦墙”。而真正的涂鸦墙由于地盘紧张，加剧了“盖”别人涂鸦的情况，刚弄好的涂鸦，过不久就会被其他涂鸦者覆盖。

对涂鸦认识的变化

“中国涂鸦第一人”张大力曾表示，涂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青春文化，不能用是否文明、用素质问题来评价。将近20年过去，张大力认为人们已经接受了涂鸦。刘苑生也认为，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涂鸦参与者虽然在总数上还不是很多，但确实新人明显增多，他们通过各种现代媒体进行交流。媒体中对涂鸦的谴责越来越少，而正面报道涂鸦和涂鸦者的新闻却越来越多。一般市民已经变得对涂鸦并不反感，在新的好涂鸦作品出现时，甚至会驻足观赏、合影留念。一些地方举办了涂鸦比赛，让涂鸦者和举办方都得到了好处，也让公众对涂鸦的正面效能有了认识。

而涂鸦者在有了一定名气后，也很愿意参加一些商业涂鸦活动，在商家提供的合法场地进行，涂鸦者可以获得一定报酬。国内首份涂鸦杂志《HOLYKRAP》也随之诞生，杂志是中英文双语的，为得是让国外的读者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涂鸦；在内容上以介绍国内涂鸦为主，也辅有国外涂鸦者的文字和访谈。最有意思的是，随着涂鸦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国产喷漆的质量也有了不少提高。不过，大多数涂鸦者仍选择工地的围墙、破旧的房屋作为涂鸦艺术的“战场”，并保持着原始的“涂鸦精神”，用强烈的色彩和形状表达自己的世界观。

编辑：黄亚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