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香港蘇富比拍卖行来北京举办春拍预展，古代书画收藏家朱绍良先生闻讯前去看展。在瓷器拍卖专场里，他发现出现了一幅意大利籍清朝宫廷画家郎世宁的作品《纯惠贵妃像》，因为当时蘇富比不拍卖古画，因此，这样的安排没有引起古代书画和瓷器收藏者的注意，却引起了朱先生的兴趣。

郎世宁《纯惠贵妃像》

于是，拍卖会前，朱先生来到了香港。蘇富比瓷器部门的主管亨利特意对朱先生介绍：“这幅画是郎世宁的作品，是八国联军法军统帅弗雷将军家族提供的，我为这幅画还专门去了法国的吉美博物馆，研究过那里收藏的几幅郎世宁的作品”。

同时，朱绍良又让自己的太太拿着拍卖图录请教了故宫清宫书画专家聂崇正先生。聂先生认为，这像是郎世宁的作品，故宫类似的作品有三幅：《孝贤纯皇后像》、《慧贤皇贵妃像》和《婉嫔像》，尺寸都是54.2×41cm。他建议这幅画可以买。

阴差阳错，喜欢这幅画的人都没有能到拍卖场上，拍卖师以底价200万港元落槌，加上佣金，朱先生以236万港元买到了这幅画。

拿到了画，朱先生又带着画作去请教了油画专家靳尚谊先生。靳先生看了作品后谈到：“首先，这是纸面油画，不是水彩画，你看，画的背面一定有许多油，油彩都被纸吸收了而透到了背面;第二，这一定是西方人画的，绘画手法是“退晕法”，郎世宁懂得“退晕法”的使用”。

朱绍良又捧着画作找到聂崇正先生。聂先生看了实物后说：“这幅画与宫里的三幅画制式大小都一样，画面背景染色都一致，只是不同颜色而已”。聂先生拿出了一幅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的郎世宁作品《乾隆帝后和十一位妃子肖像》的高清照片，画中的纯惠贵妃与《纯惠贵妃像》中长相一样;他又拿出法国一家遗产拍卖2001年9月拍卖过的一幅国画《朝服像》，也是弗雷家族提供的，画中的纯惠贵妃长的也与《纯惠贵妃像》中一样。

聂先生说到：可以看出，这幅油画是郎世宁亲笔所画，没有帮手代笔。而且，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油画之一。聂先生认定：郎世宁一共画有9幅宫廷人物油画，故宫有3幅，吉美有3幅，还有1幅在法国多勒市美术馆，加上《纯惠贵妃像》，已经有了8幅。

2006年，朱绍良又专程去了法国，不巧，因为不在展期，他没能看到吉美博物馆的几张郎世宁作品。于是，他委托法籍华人文物艺术品学者梁琏博士去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最终找到了弗雷在20世纪初两次捐赠卢浮宫和吉美博物馆的清单，以及两任法国总统为弗雷捐赠而写的《受让政令》，还找到了1900年法军回国时，弗雷将几箱宝物从中国运到法国马赛港的文件。

回国后，朱绍良又到了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了皇家祭祀殿堂“寿皇殿”的档案。清朝的规制，历代皇帝驾崩后，自己及后妃的画像、玺印、文玩器物，一部分隨葬陵寢，其余的都陈置在寿皇殿供奉。寿皇殿位于现在的景山内，那里正是八国联军入侵时法军司令部所在地。档案中记载了原来放在西殿东大柜的一幅纯惠贵妃半身像后来不知所踪。档案中还有一幅当时某日本记者给弗雷将军们在寿皇殿门前拍的一张合影，那正是法军司令部。

由此可见，朱绍良对《纯惠贵妃像》的调查研究细致入微，将作品的历史渊源完全挖掘出来!

随后，朱先生继续对郎世宁作品的市场价格做了调查。

郎世宁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宠臣，乾隆尤其对郎世宁评价极高，曾赐予他户部侍郎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副部长。

园明园里的兽首等雕塑、部分园林都是郎世宁设计的。

朱先生认为，连在室外整日风吹日晒的兔首、鼠首都卖出那么高的价格，庙堂之物的艺术品，当然价值要更高才对!更何况，郎世宁学贯中西，其绘画技巧东西合璧，艺术水准和艺术地位都应该是那个年代的顶峰。

在民国时期，郎世宁的作品价格能与宋画相提并论。比如，郎世宁与唐岱合作的《春郊阅骏图》当时卖7000大洋，当时，隋代的《展子虔游春图》才卖6000大洋，比郎世宁早的王石谷精品《夏木垂荫图》图只卖200大洋。

经过这样的深入调查和研究，朱绍良已经对郎世宁及其这幅作品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了。他觉得，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于是，2012年，他委托香港邦瀚斯拍卖行将《纯惠贵妃像》进行拍卖，他也将自己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一并交给了拍卖行，最终场上以3990万港元成交。

7年，增值了14倍!

朱绍良认为，这一投资过程的最大收获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更重要的是自己加深了对于那段历史、绘画艺术和鉴定方法的了解。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