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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蒋介石密令特展即将亮相保利艺术博物馆
0条评论 2015-02-02 15:56:11 来源:99艺术网专稿 

由保利艺术博物馆主办,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协办的“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蒋介石密令特展”将于2月4日至12日于新保利大厦云楼6层举办。此次展出蒋介石密令二册,共140纸,其中蒋介石所书104通,共135纸,钱大钧手书回执2通,共5纸,时间跨度在1935年1月至1945年2月之间,为钱大钧旧藏,并题签:主席蒋公墨宝(一)、(二),吴县钱大钧收藏。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蒋介石曾以国民政府党内军内核心的角色,领导中国国民党长达半世纪之久,行宪后更是连续担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长达27年,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各时期。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著,是研究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所避免不了的重要人物。随着“蒋中正日记”等一批材料的解密,其真实的历史形象正逐渐清晰,而本次公开的两册蒋中正密令,涉及众多历史事件与军政人物,正如曾任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的邵铭煌先生所言,此密令对于研究蒋中正与民国历史来说,“史料价值非凡,谓之媲美蒋中正日记,亦不为过”!

钱大钧(1893-1982),江苏吴县人,生前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亲信。钱大钧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后留日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不久,便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遂与蒋介石结缘,军校建立之初,蒋介石任校长,钱大钧任政治教官,经过东征、北伐诸役,二人关系更为密切。而钱大钧有幸获藏此二册手令,当得益于其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两度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期,以及1938年3月至1939年5月,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时期。在以上三个阶段中,钱大钧与蒋介石一起经历了重组侍从室、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筹备第三期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七七事变、武汉会战、成立航空委员会、成立飞虎队等众多改变中国抗战进程,乃至改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重大事件。

侍从室,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中正身旁最重要的幕僚组织,侍从室早在1933年,蒋中正驻节南昌,设立南昌行营指挥江西剿共时就已成立,由随行参谋、秘书与译电人员组成,分为警卫、秘书、调查及记录、总务四组,以处理各类函件公文为其任务。1935年2月,南昌行营撤销,侍从室重组,设二处五组,一处下辖总务、参谋、警卫三组;二处下辖秘书、研究二组。钱大钧于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间,担任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并于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间,复任第一处主任。此二册手令中,涉及侍从室的有19通,其中蒋中正手书18通共22纸,钱大钧回执1通4纸。

另有涉及两广事变手令1通1纸,为蒋介石亲笔书于1936年9月2日,命令钱大钧速往黄埔。“两广兵变”,又称“六一事变”,指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一面调集军队入湘防御,一方面派遣时任侍一处主任的钱大钧,收买陈济棠主力粤一军军长余汉谋。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投蒋,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之后,桂、蒋双方通过调停,于9月中旬会晤于广州,言归于好,两广问题遂和平解决,蒋书手令,当是筹划在广州会晤桂方将领之时。

在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不久,1936年12月12日,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事变之前,蒋介石曾派遣钱大钧接触张学良,想借二人曾共事于“鄂、豫、皖剿总”(张学良任副总司令,钱大钧任总参谋长,1934.2-1935.2)、“武昌行营”(张学良任主任,钱大钧任参谋长,1935.2-1935.10)之交谊,分化东北军与西北军高层之关系。但事变突然,之后的发展、结果业已被今人熟知,唯蒋介石对于处理杨虎城的态度,似应重新对待。手令中,涉及西安事变者,5通5纸,皆为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由蒋介石亲自下达。其中三通与杨虎城直接有关,皆是询问其病情,催促其离陕来沪,结合《蒋中正日记》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之纪录,“杨虎城果离陕到沪,预备出洋,则西安叛变事件可告段落,然而时已半年矣”,可见蒋介石始终是以敦促杨虎城出国为事件解决的标准,并未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曾通电全国,提出改组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条件,其中第三项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即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该事件发生于西安事变之前,却到翌年7月31日才得到解决,又称“七君子事件”。手令中有1通2纸,与“七君子”有关,为蒋介石派遣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去探明沈钧儒等人的“悔过”情况,并希望能将沈押解庐山一晤。七君子态度明确,绝不悔过,加之蒋介石认为沈案为中共制造了舆论氛围,故双方僵持不下。遂此事直到“七七事变”之后,全国抗日军兴,才得以草草收场。蒋介石手令发布之时,正在庐山,筹备第三期暑期军官训练团,并在之后不久便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此二册中,共有蒋介石1937年庐山时期手令7通,共9纸。

1938年2月之后,钱大钧从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之职,调任空军委员会担任主任,直至1939年5月被免职,其间依然可以得到蒋介石手令,但工作重心已由幕僚、参谋变为战场决策与部队建设。在担任空委会主任期间,钱大钧参与了“人道轰炸东京”、“武汉空战”、“重庆空战”等战役的组织与筹备工作,但最终因其所部保卫重庆不利,以及挪用空军公款,被蒋介石免去空委会主任一职。此一时间,钱大钧共获藏蒋介石手令7通21纸,另有1通2纸,为1945年第二次出任侍从室主任时手令,与空军飞虎队相关,故合并为襄赞航空事业一类。

未能归为以上五类的,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其一,为蒋介石向各高级将领、政要所下达之军政命令,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平汉路北段作战、临沂保卫战的部队调动、装备配发、物资转移等;其二,为蒋介石向侍从室下达的一些日常命令,如查找军官简历、询问部队装备与驻地等。

通过以上所述手令,除了解析、补足相关历史事件以外,大多能窥见蒋介石处理事务时事无巨细、精准严谨的风格,如其对于军官简历的考察已经到达旅一级,对于部队装备的考察已经深入到营一级,对于侍从官的月考成绩要亲自过目等。但由于资料与精力所限,手令中涉及时间、人物、事件,恐有失实之处,还望史家明辨以正。

编辑: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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