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美国人比尔·波特在中国寻找隐士和禅宗的轨迹之后，坦言自己前生可能是中国人一样，比利时人菲力浦·德巴盖也曾在四川遇到一个老人，算命说他上辈子一定是中国人。
2011年4月在北京恭王府嘉乐堂，中国嘉德举办了“读往会心”——侣明室藏黄花梨家具展，70 多件藏品中有罕见的黄花梨交杌和难得成对的黄花梨四出头扶手椅，这些藏品的主人就是这位“前世的中国人”。
起先，离明式家具距离最近、最容易被人提到的外国人是上世纪30 年代，旅居北京的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Custav Ecke），他出版的《中国花梨家具图案》（英文版），称得上中国明代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20 世纪70 年代，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家、美国人安思远（Ellsworth）的着作《中国家具》出版后，在西方掀起了中国家具收藏热。菲利普说，“那个时候，中国人甚至没意识到古典家具在收藏上的意义。人们更看重字画和瓷器。”他自己的收藏也刚好是这个顺序。
18 岁时菲力浦开始收藏艺术品，他最先看到的东方文化是日本的绘画。收了一段时间后，有人跟他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东方的艺术，一定会喜欢中国的艺术。於是，菲利普开始了漫长的“淘汰”——并非淘汰艺术，而是在诸多的艺术门类中找到和他最契合的那一支。从书法到陶俑，再到宋瓷，都是探索着，直到他看到明式家具。西方藏家对艺术品产生浓厚兴趣时，会下意识地开始寻找自己的领路人，上世纪80 年代，香港是明式家具的集散地，菲力浦很幸运，在开始收第一件藏品之前，就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伍嘉恩。
伍嘉恩从1970 年代开始收藏明式家具，1987 年在香港创办了嘉木堂——这个名字是王世襄取的，起初她只做博物馆、行家生意，不与不知明朝家具好坏的人打交道，结果资深收藏家来得更频繁了，伦敦知名骨董商Eskenazi 过去卖家具给伍嘉恩，后来回过头来要她让家具给他。就是这个名声，1989 年菲力浦第一次走进嘉木堂。
“当时他一下子被‘吓到’了。”伍嘉恩说，嘉木堂是个纯白色的空间，墙上只有王世襄先生写的“嘉木堂”三个字。明式家具的线条在白色的映衬下越发地明晰起来。“一般第一次来的人，都会被震撼，菲力浦待了一会后就开始和家具们说起话来，他会和它们交流。我很惊讶。”
此后，菲力浦的所有藏品都来自于伍嘉恩的引荐，他的收藏非常丰富，有些已经达到了馆藏标准。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菲力浦成了海外最大的黄花梨收藏家。有不少收藏家都提到过一个词：“相处”。艺术品存世的时间要远远长於收藏家，每个能够拥有它的人都应该珍惜与之相处的这几十年光阴。
菲力浦在比利时的家原先都是西式的家具，后来明式家具越收越多，他乾脆新盖了一间房，就按着一个明朝人的家把家具“用”了起来。这些家具在菲力浦的家中履行着家具实用的功能，桌椅床榻，没有一件是被“供”起来的。王世襄先生给菲力浦的收藏取了中国名字，侣明室，意思是“生活於明”。
2006 年，中国和比利时建交35 周年，菲力浦的收藏展是当年官方的重要交流活动，那次展览也是王世襄先生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本来我们想在公众开放日之前单独选一天让王老来看，他那时候身体已经不是太好，不太出门了，后来他还是决定要来开幕式，我很感激。”
菲力浦和王世襄先生的跨国忘年交能够结成，除了伍嘉恩的牵线，大概还是因为“侣明室”完成了世襄先生一直想做的事——有一座足够大的四合院，按古人生活的方式把明式家具置於其中，恢复一个真正的古代文人之家。相处的另一层含义，是尝试着去理解附着在藏品身上的讯息。菲力浦不会中文，他了解中国文化的方式除了和行家交流，就是花大把时间在中国走访和读书。从1989 年开始，他去了30 多个城市，只为感受中国文化，不是为了寻找家具——中国民间的黄花梨精品少之又少，菲力浦的藏品全部来自於海外。
在读书和研究的过程里，菲力浦发现，西方家具受到明式家具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北欧一些知名设计师就曾以毕生最经典的作品向明式家具致敬——丹麦家具设计界的大师威格纳的“中国椅”就是其中之一。
“最早的明式家具是由传教士带回欧洲的，第一件明式家具是传到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那里，英式家具的椅背也是受了中式家具的影响。”坊间一直流传的“文人参与明式家具的设计”，伍嘉恩和菲力浦都认为这没有确凿的证据。伍嘉恩说，“我们所能找到的文人参与的家具设计就是李渔的时代，那个时候明式家具已经全部定型，家具的设计很复杂，文人很难去改动它定型的结构和工艺。”
菲力浦对明代文人与家具的关系有着自己的思考：“中国古代的家具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文人想呈现一种谦和以及在大自然面前渺小的态度，但是使用的木头却是最贵的，这也是很有趣的‘讽刺’。文震亨（文征明的曾孙）所有的家具都是反映精英人士的价值观念，在视觉上就能得出社会阶层的印象，知道什麽是可以坐的，什麽是不可以坐的。东西方在审美上存在很多不同，比如在西方体现一个人的高贵会不断往上增加装饰，而中国是减少，Less is more。”
编辑：陈荷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