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前副总编黎鲁，他于1956年提出出版《三国演义》连环画　早报记者 高剑平 实习生 沈震宇 图

黎鲁绘制的连坛画家们的肖像，包括赵宏本（左上伏案者）、钱笑呆（上排左三）、陈光镒（上排右一）、刘锡永（盆栽后）等

1957年初版《三国演义》连环画前不久重新整理出版，再一次掀起了连环画在当下如何生存发展的讨论，同时，对1950年代的连环画大发展时期的回顾也渐渐丰盈起来。

从1956年确定《三国演义》连环画的选题、讨论如何着手开始，时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黎鲁与当时的责任编辑杨兆麟，就一直为连环画《三国演义》是原封不动完全忠实于原著，还是“体现社会主义新时代新观点”而争论。这样的争论也丝毫不妨碍《三国演义》成为连环画史上的经典，反而成为一时佳话。

作为1957年《三国演义》从绘制到出版的见证人之一，年逾九旬的黎鲁对连环画这门曾经辉煌的艺术形式的情感十分深厚，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访时，他还拿出自己亲手绘制的连坛画家们的肖像，从顾炳鑫、赵宏本、徐正平、陈光镒、刘旦宅，到仍健在的贺友直等，那些在连环画史上占一席之地的名字，令人感慨不已。

记者：195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什么在古典名著里选择出版《三国演义》连环画呢？

黎鲁：以前私营的新美术出版社里，文学修养非常高的文字编辑吴侬零零碎碎出过一些《三国演义》连环画，前后出版了17种，1956年新美术出版社合并到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是个很特别的年份，是知识分子的春天。因为公私合营，所有制非常单纯，都变成了公有制全民所有，这在社会上达成了共识。当时有一股新气象，这种情况下大家摩拳擦掌，想法比较统一，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信仰，毛主席指引我们什么方向就奔向什么方向。当时大家觉得要完成向社会主义进军的规划，积极性都蛮高，责任编辑杨兆麟等等想尽一切办法制定规划。

宣传部长开大会，认为当时的连环画创作有“三多”的现象，其中一多就是“古装多”，但是古装题材是1954年胡乔木提出来的，因为新的现实题材毕竟没有那么多，每年400种连环画出版任务是出版局的规定，哪里来那么多的现实题材？还有一多是“战斗故事多”，因为孩子爱看啊。政治运动直接搬到连环画里，是不可能的，三反五反，不可以直接搬到连环画里。大家都开始动脑筋开发新题材，但我们总要听胡乔木的，还是要多出版古装连环画，于是计划把已经出版了十多种的《三国演义》继续扩大，出成一套。当时北京出版了《水浒》连环画，我们上海出《三国》连环画，理所当然。那时候，做领导还便当，没有限制没那么多矛盾，大家思想一致，都非常崇拜共产党，在特定的时代，即使有些什么小矛盾，也可以化解，生产关系没有问题，按部就班生产没什么问题。现在还是有那么多人看《三国演义》，当然也证明我的想法是不错的。

后来“运动”来了，《三国演义》在“文革”中也是“大毒草”。

记者：《三国演义》连环画从1957年开始陆续出版到1962年出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当时政局变动的影响？

黎鲁：《水浒》、《红楼梦》连环画的创作过程没有遭遇“政治运动”，《三国演义》连环画从一开始出版，还没有出完，就开始“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三国演义》受到当时的政局影响颇大，一会儿这本能出版，一会儿那本又不能出版，当时杨兆麟主管内容，有几本是不让出，比如《击鼓骂曹》，还有一些神话故事《左慈戏曹》，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比较荒诞，也没有用上，但这些漏掉的，在很多年以后上海画报社出了一套《三国补》里全部补齐了。

出版《三国演义》连环画提出建议请高手写字，为封面题字的贺天健是我找来的，装帧请了江南春，编辑组长是贺友直。其实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做编辑，于是编辑是轮流做的。大家都还是有点顾虑，因为要和旧时代决裂，不能把旧时代的东西无批判继承。

1956年比较特别，解放后一会儿纠“左”，于是出现批海瑞，一会儿批“右”，变动很快，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直到“文革”全面“左”，所以《三国演义》在这个过程中非常倒霉。1962年的政治环境、政局变来变去。许多人跟着风跑。一直到改革，许多人的思想还是不够解放，还是怕。

中国的历史太复杂了，这也是中国人爱“三国”的理由吧。《水浒》的农民起义太单纯：贫富不均仗义执言，“三国”里的人性非常复杂，看了可以得到许多智慧。主持改编工作的杨兆麟在运动中受到很多冲击，被“精简”，我也是被“精简”人员之一。

记者：为什么《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根据四大名著改编的连环画里，只有《三国演义》一直在重版发行？

黎鲁：照理，《水浒》应该更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更具有政治情结，其中的“造反”、农民起义、草莽英雄形象，大家都喜欢看；《西游记》崇尚自由，也很好玩，毛主席特别崇拜《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大闹天宫“打了个稀巴烂”。但是为什么唯独《三国演义》却是畅销不衰，一再重版？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看三国？出版社没有把握是不会再版的。

“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可能与中国的社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关系。三国是三个集团之间的互相博弈。《三国演义》连环画由杨兆麟编文，他有时候的看法与我不一样，我们有过公开争论。

我以为这是一项大工程，曾经说过如何去体现社会主义新时代新观点、革命的观点。而杨兆麟说：“我想，既然社会主义的人民出版社可以一字不差地出版《三国演义》，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可以不加改动地出版《三国演义》连环画。”他的想法是完全忠实原著。

后来我一想，到底怎么新，其实我心里也不知道，蛮空的，现在可能可以做到了，比如易中天就可以用科学新观点来讲“三国”。我不能一定要求人家照我的意思办，最后，我还是听杨兆麟的意思，放弃己见。结果，《三国演义》连环画还是出来了，我实在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读者，那么多再版。

记者：现在的连环画创作题材上没有什么框框了，但为什么还是“厚古薄今”？

黎鲁：无视年代才会造成一种差距。现在画连环画的稿酬与当时比，是比较少的。当时也有人认为连环画的稿酬太高了，画一幅连环画20元，而当时齐白石的一幅画也不过20元出头，所以让那些即使不画连环画的名画家画画连环画，他们也挺高兴的，按劳分配嘛。但是，那时候群众已经有意见了，认为连环画的稿费太高，但是真正拿20元的不多，贺友直也不过拿13元的标准，更多的是5元、8元、13元这几种，但是与当时的收入相比，已经相当好了。

记者：您在您的书里有写到，您也画过《三国演义》？这是怎样一个情况，最后出版了么？

黎鲁：我也画过“三国”，1972年在干校里画的！5个干校里的人画了《赤壁大战》，这是工宣队提出来的，本来我全天都要干农活，让我画画的时候就变成半天劳动。这让我和很多老画家都能在一起，我和徐正平、陈光镒在一起画，我很开心，能向他们学很多东西，这样搞了好几个月，回到上海又画，但等到全部画好，又不让出版了，因为“儒法斗争”。既然曹操是法家，诸葛亮是法家，刘备是儒家还是法家无法肯定，上面的领导只能不了了之，画稿子还在。然而当时情况下，画家们都几年没有画过了，大家都想要画得好，古代的东西，要画得逼真，有出土文物可以做参考，所以画得很慢，三个人起铅笔稿，两个人钩线。工宣队就有点急了：“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我当时是小组长，压力还很大，但是你批斗管批斗，我该怎样画还是怎样画。后来我编的《官渡之战》也没有出版。《舌战群儒》200多幅，也没有出版。我们画了一年多，从1972年画到1973年，出齐与否已经不是一个追究的问题，大家都是跟着形势走。当时杨兆麟、庄宏安也参与编文，要“斗批改”，“文化大革命”斗倒权威，要批判权威。于是一心为公，大家合作要把“三国演义”搞好。

为什么当时在被定性为“大毒草”的情况下“三国”还会被要求重新画？我猜想是因为有领导不满意全国人民八个样板戏的现状，即使连环画，在解放二三十年后也应该有新的发展。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