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插队到返乡潮,纠结30年后,中国艺术家终于在纽约闪亮登场,他们的背后,是中国文化和经济崛起的有力推动。
为荷兰人工作的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试图朝西北方向找出一条通往中国的航线,1609年,他迷了路,闯入现今以他命名的那条河,进入“冒牌中国”——纽约。他一定没料到,四个世纪后,“冒牌中国”成了中国的梦想之地。
中国人闯荡纽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纽约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梦、一个未来,也是一种威胁。它成全一些人,废掉一些人,最后将大多数人送回故乡。
直到30年后,纽约坚实的城市碉堡才向中国敞开怀抱。2011年1月,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2014年9月,片中人物之一马云在纽交所完成“全球最大IPO”。2014年11月,电影投资人王中军在纽约苏富比以3.77亿元人民币拍下梵高的《雏菊与罂粟花》。
《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作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相信:机遇优于效率——埋头苦干一生不及抓住机遇一次。中国崛起,艺术的机会来了。
2014年10月,隋建国的“盲人肖像”在纽约中央公园费得曼广场(Doris C. Freedman)揭幕,成为第一个“占领”此地的中国艺术家。与此同时,政纯办(由艺术家洪浩、肖昱、宋冬、刘建华和策展人及评论家冷林组成的艺术小组)组织500名纽约客清洗时代广场,汪建伟个展“汪建伟:时间寺”在古根海姆开幕,而徐冰两只共重24吨、分别长27米和28米的“凤凰”已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展出近1年。
纽约笑纳了中国艺术家
盲人肖像是纽交所钟声和苏富比落槌声的回响。
让—保尔·萨特在1946年写道:“纽约的天空很美,因为摩天大楼撑着它离我们头顶更远了。孤单、纯洁,像一头美的野兽,它在美国上面伸展得很远,这是全世界的天空。”
撑起全世界天空的纽约有两种艺术家:纽约艺术家、国际艺术家。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安迪·沃霍尔,他本人似乎就由曼哈顿的钢筋水泥铸成,冷酷、特立独行。对他而言,纽约就是一座工厂,其中的艺术和生命都像超市的罐头一样是商业社会的消费品。
后者的代表则是在费得曼广场上亮相的61位艺术家。费得曼广场位于中央公园西侧入口,由纽约公共艺术基金(Public Art Fund)掌管,自1978年以来,61位在此展出的艺术家无一例外地名声响当当,如1984年的亨利·摩尔(Henry Moore)、1986年的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1999年的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2000年的理查德·朗(Richard Long)、2001年的托尼·克拉格(Tony Cragg)、2013年的莫妮卡·索斯诺斯卡(Monika Sosnowska),等等。他们每人为纽约营造四个月别样风景,强化了纽约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
大地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将中央公园的设计者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尊为“美国第一位大地艺术家”。此后每一个以费得曼广场为“材料”的雕塑家,实际上都是与他合作。艺术家必须非常小心,因为观众能谅解美术馆里匪夷所思的装置,但当他们路过广场时,还是会抱怨那些干扰视觉的公共艺术。
接到纽约公共艺术基金委托之后,隋建国在Google Earth上仔细看过费得曼广场,“冬季下雪是最好看的”。
2014年12月10日,纽约入冬第一场雪落在隋建国的四个5米高的“盲人肖像”身上,它们由蒙上双眼随意捏制的泥团放大而来,不遵循任何造型模式,像是种在费得曼广场的奇异青铜植物。雕塑本身构成了景框,而纽约可以看作一个更大的景框。在一个更深意义的框中,与之相呼应的是纽交所开市的钟声和苏富比夜场的落槌声。
“盲人肖像”介于直线型的曼哈顿街区和如画主义的中央公园之间,不远处是繁忙的纽约广场饭店(The Plaza Hotel)和365天24小时营业的苹果旗舰店,第五大道不眠不休的霓虹吸尽眼球,纽约客走到5米以内才意识到雕塑的存在。
这就是纽约,金钱与势利之都,要引人注目就不得不通体发光。这就是纽约,多元与文艺之都,即使你朴素也能有一席之地。
2000年以后,闯荡纽约的中国艺术家掀起返乡潮。
村上隆高喊:“要想成功必须在美国出名!”
金钱不眠、梦想不灭,纽约是淘金者的前哨、20世纪的首都。托马斯·沃尔夫这样描述纽约:“无论它多么可恶,想到它就想到一个自豪热情的美人:在那里欲望永不幻灭,人人觉得自己的一生会称心如意,自己的饥渴会得到满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家的理想彼岸是美国。2000年以后,他们又集体返乡。
很多艺术家当年赴美的路径是受邀赴美然后“黑下来”,除了“伯乐”(如激赏袁运生的波士顿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授科恩夫人)赏识,并未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他们从画廊接订单,在街头卖画,睡在半地下室,甚至还有人遇袭丧命。在纽约,艺术是一道窄门。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时,他们回味了与纽约的各种爱恨纠葛。
1982年,陈丹青赴美“洋插队”,18年后回国,回忆起卖画讨生活的纽约生涯,他的体验是“我们都是望不到边的奴才”。
1986年,张伟到纽约参加“中国前卫艺术展”就此留下,他的美国生涯大半用来在时代广场画画以及争取街头权益。2005年,他搬回北京。
1985年和1989年两次赴美的何多苓最终放弃了到美国生活的想法。“在中国无论是穷还是怎样,至少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艺术家,但去了美国,没有商业上的成功,你就什么都不是。”
90年代中期离开纽约的王功新、林田苗夫妇也相信,“回国对艺术创作更有利”,“80年代末,从中国美术院校毕业的人在纽约就有五六百人,1/3在国内是大学教师,有的人在国内的职位还很高,很多人都不做艺术了”。
1993年,刘小东和喻红在纽约结婚。尽管“纽约是那么灿烂,中国的阳光却老是灰蒙蒙的”,他还是归心似箭。“我不是很喜欢在美国居住,所以待了一年,就特想家,想中国。我们俩就和当时还在喻红肚子里的红孩一起回国了。”
2000年,毛旭辉去了纽约,立刻就回中国了。“没有语言就没有自由。”他说。
2002年,杨千带着2万美元和10箱黑胶唱片回国,在北京从头开始,“我孑然一身回国,就像十几年前孑然一身去美国一样,没有什么不可以克服的”。
2008年,在美国顺风顺水的徐冰也放弃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离开纽约,回中央美院任教。“我回到中国,从中国的材料、环境和文化的上下文因素中,获取了新的灵感,创作了新的东西。”
纽约令大多数人失落而归,而北京却迎来了流行文化和消费市场的崛起。村上隆呐喊在中国需改写为:要想出名必须在北京成功!
占领纽约不如取代纽约。
现在,中国艺术家不再贸然地赤手空拳闯入纽约,他们不愿通过埃利斯岛(1892年至1943年美国的主要移民检查站)盖上印记,更不需抛弃一切从头打拼。与去上市的马云和去买画的王中军一样,纽约是他们顺理成章的选择。
1994年,隋建国第一次出国,前往印度进行3个月交流。当时,新德里文化研究院的老板劝说他道:“你一定不要着急去美国,去太早了自己不够强壮,它会把你压倒,你应该先在亚洲,然后去欧洲,等有足够力量了再去美国。”
20年后,他经过了印度、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德国,终于来到纽约。如他所愿,并非借助私交融入某个小圈子,而是通过市场进入了艺术系统。
隋建国的中山装和恐龙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肉身”的一部分,是在欧洲双年展系统里形成的。而美国则给他新的机会,画廊和基金会合力让“盲人肖像”在纽约获得一席之地。艺术批评家苏磊说:“‘盲人肖像’登陆纽约第五大道的中央公园,在全球平台上昭示了中国文化圈个体的觉醒和大众时代的到来。”
而就作品本身而言,“盲人肖像”也摆脱了表面的“中国风”,展示了文化身体和自然泥土相互印记的开放形态。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说:“我在全世界跑了那么多地方,这种做法还是很新鲜,无法形容是抽象还是具象,总之是很独特。”
纽约的力量感,不光来自资本的狂欢,还有文化的征服。它立起了抽象表现主义,使之变成世界主流,并将欧洲的权威纳入自己的话语系统。这条路正是中国未来要走的。
隋建国说:“我现在去世界舞台表演一把,并不算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得把全世界的艺术界人士请来,而且他们都愿意待在中国才算。北上广还是有这种可能的。”
编辑: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