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奎尔蒂 1973 年出生在澳大利亚悉尼。他的青年时代是一个典型的自我毁灭型的澳大利亚男性形象：毒品、酒精、玩世不恭。他虽然自愿参与这些风险性大又具有毁灭性的行为，但同时也对这些行为抱有质疑。

本·奎尔蒂说：“对我来说，绘画是表达‘活着’的最重要、快速和有效的方式。使用最原始的工具，我能迅速地对我自己的存在和我看到的世界发表评论。”

跑去位于中环的毕打行看展那两天，刚好还看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新片《美国狙击手》。电影据说横扫美国票房榜，但是看下来除了狙击场面有非常真实的现场感外，实在没觉得多好，反而意识形态上赤裸裸的美帝主旋律，让人再次感叹他们病入膏肓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巧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画家本·奎尔蒂(Ben Quilty)正在毕打行 6 楼的“艺术门”画廊举行个展，展览名字用来形容《美国狙击手》中高大上的“传奇”克里斯·凯尔，再贴切不过—“白人直男”(Straight White Male)。

本·奎尔蒂可不是个安分守己的画家。这个早年沉湎于酒精和毒品的“不良少年”，一度被诊断为“自我毁灭型”人格。

不过还好他没有堕落下去，而是通过战争的洗礼，将其转化为一股喷发式的创作能量。他先是以越战退伍军人为创作对象，2011 年 10 月，又以“官方战争艺术家”的身份—这个头衔听上去总有些怪怪的—在阿富汗中南部乌鲁兹甘省的澳大利亚军事基地驻留了一段时间，算是真正到“前线”跌打滚爬了一回。那阵子，该基地正处于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因为有女兵遭性侵。不久之后，它就被彻底关闭了。

▲ 《乌托邦》中的盆腔、子宫、正在火山喷发的阳物以及喷出的红色、黑色和紫色的物质，将整个惊涛骇浪中风雨飘摇的小岛带进末日的氛围

《美国狙击手》表现比较出色的地方，不是枪战，而是对大兵们在伊拉克的真实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的描绘，想必与本·奎尔蒂在阿富汗的所见也相去不远。电影里非常重要的、体现“人性深度”而不仅仅是宣扬美式英雄主义的桥段，是凯尔回国后患上了战争后遗症，这种后遗症的学名叫做 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

事实上，好不容易病愈的凯尔，最后正是死于另一名他正欲施以帮助的患有严重 PTSD 的退伍军人之手。有意思的是，PTSD 恰恰是本·奎尔蒂画作最重要的主题。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属于肖像画范畴，但是与通常逼真描绘对象外貌的肖像完全不同，他画的是一种精神状态的肖像，而由于对象大多是患 PTSD 的退伍军人或暴力罪犯，所以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是在为 PTSD 这种创伤性症候群画下一幅幅肖像，一张张脑电图。

说它们是脑电图并不夸张。本·奎尔蒂自 2007 年起，就开始实验一种特殊的画法，将一块画好的画布按压在另一块干净的画布上，以厚重的颜料营造出近乎对称的几何印花图案效果。他自称这是受了赫尔曼·罗夏(Hermann Rorschach，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精神分析学家及心理健康研究先驱)著名的“罗夏墨渍试验”的启发。

罗夏将涂有墨渍的纸张对折后，形成大致对称然而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图像，其理论认为，观看者从这些图像中看出的具体形象，可以表明他们的某种心理倾向，乃至相关的偏执狂或妄想狂。当本·奎尔蒂遇上那些退伍军人，这种画法便真正派上了用场。

不过与罗夏试验只是随机地制作墨渍图去让人辨认不同，本·奎尔蒂的画面构成当然是有意识的，这可以从他并未采用这一画法、相对更传统的那几幅肖像画中看出来。

比如在《白人直男，自画像》(Straight White Male，Self-Portrait)中，他将自己的脑袋硬生生翻转过来，从脖子和肩膀的部位耷拉到胸前，而那看上去折断歪扭的头颅，似乎还在张嘴嚎叫。这画面明显来自弗朗西斯·培根的强大影响—培根同样将现代人的扭曲、崩坏、溃烂具象化为一摊摊软瘫变形的模糊血肉。

本·奎尔蒂说：“对我来说，绘画是表达‘活着’的最重要、快速和有效的方式。使用最原始的工具，我能迅速地对我自己的存在和我看到的世界发表评论。”的确，他的画作的“时事性”之强，有时候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比如去年画的《摄影记者(安德鲁·奎尔蒂)》(The Photojournalist[AQ])，一个巨大的头颅怒目圆睁，横倒在海面上，身躯已无踪影，面容已在腐烂消融，但与此同时，脖子以下的部位似乎正酝酿风暴，有岩浆般涌动的物质喷薄欲出，一棵棕榈树从下巴的部位戳出来，似乎整个头颅正在化为一座躁动不安的火山岛。此时此刻，看着这幅画，你恐怕很难不想起被 ISIS 斩首的后藤健二。

我们不知道本·奎尔蒂与父亲的关系如何，但父亲显然是他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展览中有多幅父亲的肖像，如《白人直男，父亲》(Straight White Male，Dad)、《梳着孔雀冠发型的父亲》(Dad with peacock hair)、《有关父亲的地毯的绘画》(Painting for a rug about my Dad)等。尤其在《梳着孔雀冠发型的父亲》中，他把父亲的头发变形成为高高耸起、正在开屏的孔雀尾羽，把“白人直男”所强调的“男性气概”中的性意志与表演意识形象地表现出来。事实上，正是父权制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在猛烈鼓吹被“白人直男”奉为最高价值的“男性气概”。

▲ 父亲是奎尔蒂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展览中有多幅父亲的肖像，图为;奎尔蒂反思的矛头直指西方社会的制度建构，尤其是其中父权制结构通过青年文化中的“ 成人礼”而繁衍与再生产的机制。从左至右为《梳着孔雀冠发型的父亲》、《白人直男二等兵巴特勒》、《在吉姆·莫里森墓旁的安德烈》

以“肌肉男”形象为代表的极端“阳刚之美”、对“猛男”硕大与持久的性能力的吹嘘、对使用力量乃至暴力赢得尊重与荣耀的赞美、期望通过对危险事物的挑战来获得“成长”并“成人”，等等，均被视为“男性气概”的表现。不过正如政治哲学家哈维·C.曼斯菲尔德指出的：

“勇敢(男性气概)似乎是所有德性中最缺少理智的……它的基础在于灵魂中的血气，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发怒的性质……和动物的发怒一样，血气保卫着身体、周围的环境和领地。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同时将需要保护的身体置于危险之中。通过拿身体冒险，它被提升到身体之上，为了被保卫的东西甘愿牺牲身体、甘愿去死……在血气中有某种悖论性，它拿要保卫的东西去冒险，因此成了人类‘理想主义’的自然基础。”(《男性气概》 P299，译林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版)

小布什及支撑其意识形态的施特劳斯学派，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男性气概”的宣扬，将大批青年“白人直男”吸引到了千里之外的亚洲战场上。本·奎尔蒂的反战批判显然针对越南、伊拉克、阿富汗这几场美国主导、西方世界普遍参与但争议很大的战争。

不过他并没有将批判局限于对战争残酷的描绘，转而通过 PTSD 这一代表性的症候群，将反思的矛头指向了西方社会本身的制度建构，尤其是其中父权制结构通过青年文化中的“成人礼”(他自己沉湎于酒精和毒品的青少年时代即是这一“成人礼”的象征)而繁衍与再生产的机制—斯坦利·库布里克在电影《全金属外壳》中对越战时期“男性气概”的嘲讽，40 年后依然有效。

另一方面，本·奎尔蒂的批判也不是一味否定，情绪虽然激烈，但并不导向绝望。尤其是在那些使用“罗夏墨渍”式图样的作品，比如在《故土》(Homeland)、《孤岛自画像与菲尔·巴特勒》(Island Self-Portrait with Phil Butler)、《乌托邦》(Utopia)中，通过“对折”的复制效果，画面明显让人联想到盆腔与子宫(如果这真是罗夏测试，那么我这个观众大概是有某种色情狂倾向的)。

《乌托邦》中的盆腔、子宫、正在火山喷发的阳物以及喷出的红色、黑色和紫色的物质，将整个惊涛骇浪中风雨飘摇的小岛带进末日的氛围。然而末日审判不正意味着上帝之国即将降临么?这遮天蔽日的“男性气概”的喷发，固然是毁灭性的，但也是再生的序曲吧。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