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初(经济危机时期)，大家(包括萨奇)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好机会，买下了一大批好作品。通过不同渠道收藏艺术品的同时，保持与艺术家们的良好关系也很重要。比如今年我策划刘小东的威尼斯个展，就是从私交开始谈的。(图：严斯·法奥斯寇在他哥本哈根的展览空间里，他的身后是罗伯特·劳森伯格的作品)。

哥本哈根北部海港，乍看一整片都是工业厂房。而在集装箱进出频繁的海港一侧，一幢大货舱的落地玻璃门内却是个天花板高达 5.5 米、近 700 平方米的艺术展览空间。里面的墙上挂着几幅曾梵志、罗伯特·劳森伯格的画，地面保留着混凝土原貌。不多的“装饰品”之一，是接待处的小型雕塑——用黑色大写字母组成的一句话：“Tired of this global sadistic regime”(厌倦这种全球性的萨德式政权)。这是两位丹麦艺术家 Santiago Sierra 和 Jens Haaning 针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融合现状所创作的《哥本哈根宣言》。

这个空间的主人严斯·法奥斯寇(Jens Faurschou)穿着西装，声音嘶哑，双眼疲惫。他正在策划筹备 5 月 8 日将于威尼斯开幕的中国艺术家刘小东个展：“因地制宜”，展品是刘小东在青海德令哈时的藏族题材画作。

严斯成长于童话大王安徒生的家乡、丹麦小镇欧登斯。小镇缺少当代艺术的熏陶，严斯从小只对本地民间艺术较为熟悉。上学时，严斯第一次到丹麦当代艺术重地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参观时，对着墙上三大幅金、红、蓝色的纯色油画“几近愤怒”：“这也能称得上是艺术吗?”

这次旅行冲击了严斯的审美观，也成为他个人的转折点。大学时期，严斯开始在丹麦皇家美术馆的画廊里打工，接触了大量年轻的艺术家，也为严斯后来从事了 25 年的画廊经纪人职业做了铺垫。他先后在 1986 年和 2007 年于哥本哈根和北京开办画廊。他在北京 798 艺术区的一千平方米画廊，取名为“林冠画廊”。开幕展是劳森伯格的个展，那次是自 1985 年劳森伯格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其在中国的首次个展后的第二次个展。不久，林冠画廊又策划了安迪·沃霍尔与毕加索在中国的首次大规模展览。

但在 2011 年，严斯关掉了画廊。他决定换一种推广艺术品的方式：成立非商业化的私人基金会。到目前为止，严斯收藏的艺术品有好几百种，包括画作与艺术装置，基金会在北京和哥本哈根都开有办事处。而基金会收入的来源，来自严斯为一批收藏家当顾问所得。

基金会开幕至今，严斯策划过好几场在业界博得好评的当代艺术家个展：包括中国艺术家蔡国强、著名女性艺术家路易斯·布尔乔亚、伊朗艺术家斯瑞·娜斯特(Shirin Neshat)、墨西哥前卫艺术家加布里埃尔·奥罗斯科(Gabriel Orozco)以及越南裔丹麦艺术家傅丹。

严斯·法奥斯寇收藏的越南裔丹麦艺术家傅丹的作品

严斯·法奥斯寇收藏的曾梵志作品

B=《外滩画报》

J=严斯·法奥斯寇(Jens Faurschou)

B：你是如何联系上中国艺术家的?

J：2006 年第一次到中国，在深圳、上海和北京，看了不同的艺术空间。当时我对 798 印象最深刻，那里还有很多空出来的厂房空间。我拜访了岳敏君、张晓刚，还去了草场地见了很多中国艺术家。回来后我一直记着 798 的气氛，半年后就开了“林冠画廊”。

2008 年我收藏了一批蔡国强的作品，也认识了他。2012 年秋天，我们基金会的这个艺术空间开幕，请了蔡国强来，艺术空间就挨着码头，他在海边放了一天空的焰火。看着他收放烟火的控制力，很厉害。

B：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增值于国际艺术市场这一趋势?

J：中国当代艺术逐步受到全球关注，但本土市场对于艺术家来说尤其重要。比如在丹麦，本土艺术家再怎么有名，市场价值还是跟不上美国艺术家，比如阿斯格尤·恩(Asger Jorn)。幸亏还有人去买丹麦艺术品，包括我自己，但总体来说本土市场还是太小。

B：当画廊经纪和主持一个基金会，有什么根本区别?

J：因为基金会是非商业性质的，现在我要策划一场展览，要做个展，或者群展，策划成什么样子，不需要考虑商业利益，因此拥有完全的自由。而当画廊经纪人的时代，每天一早起来就要考虑如何为我所代理的艺术家争取最大的利益。

B：你一般怎样获得艺术藏品?

J：有些从收藏家查尔斯·萨奇那里买过来，尤其是 2009 年初(经济危机时期)，大家(包括萨奇)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好机会，买下了一大批好作品。通过不同渠道收藏艺术品的同时，保持与艺术家们的良好关系也很重要。比如今年我策划刘小东的威尼斯个展，就是从私交开始谈的。

B：几天之前，哥本哈根刚遭遇了罕见的枪击案，受袭击对象是当时正参加一场艺术研讨会的瑞典卡通艺术家 Lars Vilks。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J：这是一场很严肃的研讨会，我受到了邀请去参加。但后来因为私事缺席了。在丹麦，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很深，发生这样的事令人感到后怕。我是绝对支持艺术自由表达的权利的，但人也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所作所为不该以攻击与伤害为目的。

自由是相对的。只要是朝着一个对的方向发展，我们就应该乐观。比如中国对于污染问题确实有采取行动尝试去解决问题，比如开始采用电力发动的车辆，这比我们走得更快。不像美国，本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但他们并没有去行动。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