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读者对于《葡萄柚》的误解，其实这本书以日记的形式、细腻的、华丽的语言，给人带来“醍醐灌顶”的思考。其中的一些语句呈现出“达达主义”： 她建议读者“推着空的婴儿车穿过城市”（walk all over the city with an empty baby carriage）；一些词句充满了抒情的意味，像是诗人：“记录下雪的声音”（Take a tape of the sound of snow）；还有一些混杂着黑暗与光明，让人难以琢磨。比如，有一篇的开头写道：“想象天空中同时出现一千个太阳”（ Imagine one thousand suns in the sky at the same time），而结尾却是另外一个调子：“做一个吞拿鱼三明治并吃了它”（Make one tunafish sandwich and eat）。这种感觉像是从一个启示录开始，却给人一个大跌眼镜的结局。

观众在阅读1964年出版的《葡萄柚》手稿

小野洋子的作品也会给人带来疼痛。在这次MoMA展览中观众能看到一件时间性的作品：“苹果”（一个玻璃底座上静止放置了一只新鲜的苹果，直至腐烂），以镇静自若的口吻，诉说暴力的事件，可以同时让人感觉出开朗和孤独。因此，很多观众愿意花一些时间，静静地阅读MoMA用一整面墙展示的微小文字。通过阅读《葡萄柚》的文字，开始走进“一个女人的独角戏”。

“苹果”（1966）

1933年，小野洋子出生于东京，她的父亲是银行家，母亲来自贵族家庭。12岁时，日本战败，她目睹了城市的覆灭和家人的失散。战争结束后，他们举家迁往美国，小野洋子就读于纽约莎拉•劳伦斯学院并学习了哲学和诗歌，在此期间，小野洋子非常热衷于和艺术家、诗人以及一些“吉普赛”风格的人群为伍，并经常光顾画廊和艺术聚会，这些社交活动让她感到无比兴奋而且也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

1956年，小野洋子嫁给了日本实验音乐家一柳慧(Toshi Ichiyanagi)，使她有机会和当时前卫音乐艺术家约翰•凯奇（John Cage）有了诸多交流，小野洋子开始了众多观念艺术的创作。凯奇对小野洋子的影响是传奇性的，小野洋子也成为最终改变当代艺术进程的非西方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者之一，她的作品受益于佛教思想和以极小形式及观念。贯穿于整个1964年京都艺术展和音乐会的著名文章《声音说明》( On In sound)和《结构说明》( On Instructure)，展示了她将音乐和艺术品创作视为同一实践的努力， 成为传播观念艺术的一个尚未完成的中转站。

展览作品“可以站上去的画”

1961年，小野洋子的第一个展览在纽约一个画廊举行，在此之后，她的作品开始缩小艺术和生活、艺术家和观众的距离。小野洋子尝试在人的倒影上作画，加强了作品与观众的互动性。在展览结束后的第二年（1962年），小野洋子和一柳慧离婚，她因为精神问题回到了日本并做了逗留，在日本她收获良多，并开始实践更多声音创作，将哀泣，恸哭，婴儿，色情等各种声音融入作品中。她的这些创作甚至改变了当时流行音乐的面貌。这次日本之行，还举行了仅有小野洋子文本作品的展览，而她激进的行为艺术“切片”（Cut Piece）也首次进行了表演：小野洋子跪在空旷的舞台上，把剪刀摆着自己面前，引导观众剪掉她的衣服。这也成为类似玛瑞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等“让艺术家置身于观众的伤害之内”的行为先驱。

展览现场放映的小野洋子的作品“切片”（1964）

回到纽约后，1962年11月，洋子同爵士音乐家、电影制作人安东尼•考克斯（Anthony Cox）结婚，她与激浪派艺术家一起制作影片，其中最著名的是诗意的《打开天空的钥匙》( Glass Key to Open the Sky) 中, 洋子把日常的钥匙转化为类似于日本神道教用于祈愿的神器，给思想留下一个不受禁锢的空间。相比早期的激进，这些作品开始变得平和，却带给观众“异想天开”的印象。

1966年，小野洋子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伦敦英迪卡画廊展示的一件标题为YES的作品，在伦敦小野洋子与约翰•列侬相遇了，在日后列侬回忆自己第一次与洋子相见时，描述了这件作品：“当爬上梯子，以凑近天顶玻璃镜框内被装嵌的文字时，猛然发现了这个微小的词语‘YES’，确实它是积极乐观的”。他们互相欣赏，成为了工作中的伙伴和生活中的伴侣。1969年，他们发起了“床上和平运动”，在“战争已经结束/假如你祈愿”宣传活动的文章表明，小野洋子提出了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完全在于我们自己。此外，列侬更鼓励她做一些声乐上的作品。

展览现场正在播放“床上和平运动”（1969）的视频

编辑：黄亚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