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藏品落地中国的缘起，是艺术价值还是商机？

一位德国资深收藏家的收藏精品是如何落地中国的？记者采访了当年参与这批藏品前期谈判的房地产商潘建阳和最初注意到这批藏品的旅德设计师何见平，试图回顾这单5亿元设计藏品交易的前因后果。

最早对收藏家布诺汉的藏品产生兴趣的是何见平。他通过柏林艺术大学的一位媒体教授了解到著名的设计藏品经营者布诺汉当时正意欲呼吁德国政府建设一个博物馆收藏他的一系列设计藏品，但由于当年欧洲陷入经济危机，政府很难出资建设和收藏，他便将目光转向国外。据何见平回忆，布诺汉曾先后与西班牙、日本和韩国尝试沟通，其中韩国显得最为积极，还曾邀请普利兹克奖得主扎哈·哈迪德（ZahaHadid）设计博物馆。凭借自己对设计和欧洲文化史的了解，何见平认为如果这批藏品能够为港澳台等大中华地区所收藏将意义深远，“我当时都不敢想中国内地能够实现收藏。”

何见平与做房地产的朋友潘建阳聊及此事，后者以职业敏感觉察到这是商机。

明信片，赫伯特·拜耶（Hebert Bayer）,设计年代：1923年

潘建阳向记者介绍说，当时两人是合作伙伴关系，此前在杭州成立有合善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主要运作创意产业园项目。在商议后，何和潘认为应该买下布诺汉的藏品，在杭州美院象山校区附近做一个以包豪斯博物馆、包豪斯研究院为核心的创意产业园。何见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潘的意图是希望以此换得一块可以平衡收支和谋利的土地进行运作。潘建阳也毫不避讳地说，“我的确是想通过这个来赚钱的，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取得政府的一些土地优惠政策。”

据潘建阳的回忆，2010年7-8月，他根据布诺汉提供的资料整理了以包豪斯为主的相对重要的藏品信息，包括整个创意园项目的策划案，由何见平提交给中国美院。美院领导对项目非常认可，后来由美院向杭州市委市政府打报告，汇报藏品及项目的情况。其间，因为合善公司的资金实力不够，他又曾找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参与合作，计划两家公司一起投资运作包豪斯创意园项目。“在整个过程中，他（何见平）负责与美院以及与布诺汉协调，我负责项目策划方面的具体工作。”潘建阳说。

2010年9月中旬，潘建阳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人员一起赶赴柏林察看这批藏品，他认为促使他仓促赴德的原因是何见平的“虚假信息”。“何告诉我说韩国方面已经派首尔的市长及大使馆官员与布诺汉商谈多次，并签订了意向购买协议，如果我们再不去德国当面谈判，这批藏品肯定就被韩国买走了。然而后来据我所知，并没有这回事。”

赴德考察期间，潘建阳的团队参观了一些重点藏品，并签订了意向协议，协议价格为5600万欧元，如果在半个月内（具体时间有出入）不支付定金，协议则自动失效。

潘建阳记得很清楚，10月6日晚，杭州市委市政府、中国美院开会研究藏品购买事宜。会议决定由杭州市政府拨款给美院，由美院实施具体的购买事宜，创意园项目就此作罢，据他所知，美院在11月就将全款5500万欧元付清（后来又折让了100万欧元）。

中国美院官方向记者回应，“潘姓商人就是一个投机的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人，与中国美院毫无关系。我们赴德谈判团队里没有这个人，在这项收藏过程中，所有的公务行为都与他无关，且他毫不知情。”据院方了解，该潘姓商人曾向杭州市领导提出由他出资6000万欧元购买这批藏品，并声称建一座设计博物馆捐给市里，以此换取一大块土地开发的提议，被杭州市领导当场否决。

潘建阳称有4217件纸制品，藏品清单孰真孰假？

尽管之后潘建阳就没有再参与这笔交易的实际购买过程，在前期的整理和商谈过程中他却对藏品的价值、议价的细节等产生了疑问。

他回忆起在德国考察布诺汉的藏品时，“对方要求7000多件藏品打包出售，照他的说法是整批藏品完整地展现了现代设计的脉络，其中有300多件包豪斯经典的设计，所以他就以‘包豪斯’为噱头来卖这批东西，但我觉得比较牵强。”

对此，何见平认为，这批收藏包含工业制品的家具灯具厨具、陶瓷、玻璃器皿、印刷品、文字、企业品牌包装品、书籍杂志、Logo和海报等，数量惊人，其专业性完全是一个博物馆级的系列收藏，在当代设计品交易中，实属罕见。

潘建阳提供给记者一份其在柏林时拿到的德文版藏品分类清单，记者查阅后发现，其中有4217件为纸制品，包含文字设计482件，包装设计677件，海报754件，还有不少是产品商标等，“大量的东西可能10-20欧元就可以买到了，可能真正有很高价值的只有100多件吧。”潘建阳这样告诉记者。

中国美院方面则回应表示，“我们不知这位潘姓的商人出于何居心提供那份所谓的‘清单’，声称7010件藏品中有4217件为纸制品。这与本院收藏的实际藏品目录情况严重不符。这批藏品涵盖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328件）、德意志制造同盟（124件）、包豪斯与德国现代设计教育（356件）、荷兰风格派与荷兰设计（80件）、国际主义风格设计（344件）、二战后设计（654件）、当代设计（394件）及其他各类设计收藏（4730件），共计7010件，其中平面作品2901件（41.4%），器物类3951件（56.4%），家具158件（2.2%）。”

卧室套装，亨利·凡·德·威尔德（Henry van de Veld）,设计年代：约1904年

颇有意味的是，潘建阳称2010年9月赴德考察时是由何见平负责面谈的翻译，而布诺汉的所有资料也由其提供，记者向何见平证实时，他却称自己看过这批收藏几次，纯粹是自己个人的爱好。对记者所提的这个时间和团队，没有印象。

议价孰高孰低？

何见平被指欺骗美院牟利美院称研究判断费时数月

让潘建阳觉得不解的还有杭州市政府购买的价格。赴德会面后，潘建阳与布诺汉签订的一份意向协议上的价格即为5600万欧元。潘建阳还向记者出示了当年一位德国学者GerhardWestermeier应约对布诺汉藏品所做的评估，估价约7000万欧元。据悉，在这篇3000多字的评估文章中，Westermeier博士梳理了布诺汉的收藏历史和其藏品结构，比对在拍场上的价格对重要作品进行了估计，而其他作品的估价则往往非常模糊，差价很大，比如：“大部分的‘图形设计（GrafikDesign)’，单个作品估价的话，价位会在1000至2万欧元之间。”

这位专家还估计，单独包豪斯单元的估价就在2000万欧元左右，但是让他确定整体估价达到7000万欧元的一个重要逻辑是，“在藏品范畴里，整体收藏的价格可以比每个单价的价位会有2至3倍的涨幅。”记者询问了几位拍卖行的从业者，他们均表示成系列的藏品能够卖出比单个藏品之和更高的价格要看藏品本身的质量，即使质量上乘，价格一般也就增长30%左右，翻两三倍是不太可能的。

“这份报告的作用，无非是何见平想证明，7000万欧元的东西，5000多万欧元就能买到，是很值得的。”潘建阳这样说。

不过何见平对此回应说，中国在购买时不会对这个估价有依赖性，也不会尽信单方面的评估。他认为潘建阳一直以“实用主义”谈单件实物拍卖或购买价格，这种“无学术思想”的沟通方式一度引起了布诺汉的反感和鄙视。

让潘建阳感到疑惑的是，尽管中国美院当时邀请了自己学校、中央美院还有当地的一些专家召开了一个研究会议，但是他们可能谁都没有真正看过7010件的完整清单，“我觉得最后的意思是，他们说这批东西意义重大，相较之下钱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月不到杭州政府就付款了，而且没有还价。如果是我们企业去谈一定会砍价砍得很厉害。”

对此，中国美院在给记者回应中表示，对潘姓商人极不负责的、造谣惑众的言论予以严厉谴责，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事实上，潘建阳认为此次交易的最大问题在于自己曾经的合伙人何见平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是欺骗的手段裹挟了中国美院对这次交易的时机、价格付款条件、交易的内容即藏品的细节等各方面的判断，而自己则大肆谋取私利。

而何见平则回应说，“自杭州之行后，我就一直在柏林忙碌。此后的购买之事，是学校与政府的决策，我所知甚少。”他认为由于潘原先借这批藏品获取买地优惠政策的计划未果，藏品最后又进入了何见平的母校中国美院，故此怀恨在心，诬蔑他从中牟利。

他还告诉记者，之前报道中出现的抹黑藏家布诺汉的网站，是涉及韩国引进交易未果而出现的中间商谋利未遂引发的纠纷，借机攻击布诺汉，诽谤中国，企图扰乱视听。“这个网站在德国反映冷落，原因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网站的经营者，是个臭名昭著的惯打法律擦边球，经常受雇抹黑别人的人。如今，已有受害人联合起来，成立网站（http://marcus-johst.net/marcus-johst-register/），抖露他的劣迹。”

中国美院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回应了此次交易的研究与谈判过程，并对潘建阳的质疑做出了回应。

中国美院在官方回应中表示：在赴德考察前就对布诺汉提供的清单上7010件藏品进行过仔细的梳理，并将这份清单上的藏品图像的电子文档PDF文件拷贝多份，分交由国内外西方设计史的专家进行仔细咨询了解，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长超过5米的设计史况序列图录长卷。另外团队还通过国外的关系对布诺汉家族及其个人身份等相关要点进行过详细的调查。美院表示从研究到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大约花了3-4个月时间。正是中国美院团队的专业水平和研究能力促使布诺汉决定将藏品出让给美院。美院还表示，在谈判过程中，出访团队一边进行谈判一面奔赴布诺汉的三个库房逐一核对藏品信息，围绕着价格、藏品交付地点、付款时间与方式，以及布诺汉还拥有的大量原始文献资料共享等关键问题，几度谈崩，休会再谈，最终使藏家做出了他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的让步。

该网站称2011年展出的这批藏品中的部分精品，其中一些是设计师和建筑师的原作，也有不少复制品，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藏品“绝对不可能被归类到包豪斯名下”。

网站引用了德国设计专家迈克尔·埃尔霍夫（MichaelErlhoff）此前在一家德国网站Stylepark发表的一篇文章，该专家认为除了狭隘的展览名称与实际上丰富的内容不匹配以外，一些展品的归属和来源也大有问题。如理查德·萨帕（RichardSapper）所设计的一个水壶，盛放该水壶的玻璃盒子印有“1932”的年代标记，可是事实上该水壶1980年代由意大利公司艾烈希（Alessi）生产，而1932年只是设计师的出生年份。由此，该网站直指这单艺术品交易中的大部分藏品都含有欺诈性质。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