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建华：徐悲鸿先生为中国培养艺术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中国的艺术发展，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革新绘画，而且对现当代中国美术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廖老，您能具体讲一下徐悲鸿先生对中国美术教育的贡献吗？

廖静文：悲鸿自幼随父学习诗、书、画、印，传统功力深厚。他后来成为中国杰出的艺术大师、艺术教育家，是我们国家第一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18年，他在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倡导革新绘画的主要人物。他在欧洲苦学八年，以振兴中国艺术为出发点，吸取了古典主义的坚实造型、浪漫主义的动感、现实主义观察自然印象的光色体系，在通用了西方绘画之后，以丰富、动人的创作成果呈现一条融会中西、承古启今的艺术道路。至今，学习绘画的人都是从素描开始，从速写开始；各美术院校招生考试都考素描、速写、色彩，这也是徐悲鸿的影响。可以说五十年代之后学绘画的人不受徐悲鸿影响的很少，至少在学画的阶段如此。中国古代人物画不讲求明暗，悲鸿的画中已有了明暗关系，但没有西方那么明显 ，只是淡淡的渲染。总之他主张中西合璧，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在艺术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绘画中，到了徐悲鸿的这次变革，才出现了最新最彻底的变化。在中国绘画史上，人物画出现最新、最不同于传统的人物画是从徐悲鸿“素描论”开始的。我们更爱传统，更欣赏传统画中的意趣，但也不能不承认，徐悲鸿创造的风格，在绘画史上最突出、影响最大。

宫建华：徐悲鸿先生的绘画艺术作为一面旗帜或者是一种精神，在当代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曾有人在国民中调查过中国画家的知名度 ，其影响面最大的就是徐悲鸿。徐悲鸿对艺术和美术教育的执著，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和领导了中国画坛。您作为大师的夫人，能否谈一下徐悲鸿先生精神的内涵？

廖静文：悲鸿的精神内涵最主要是他身上那种高尚的情操。首先，他是非常爱国的。他生在清朝末年，是中国最腐败的时代，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时代，中国的艺术也处在没落阶段。他怀着雄心壮志，要做个不一般的中国人，要做能为自己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他热爱艺术的精神促使他在西方勤学苦练八年，把西方最精湛的写实技巧、绘画技巧学回来，丰富自己民族的绘画，并把民族的和西方的绘画结合起来；他立志复兴中国艺术，致力于艺术教育，培养艺术人才，同时又要从事中国艺术的革新发展，在国画、油画、素描上都作了很多中西融合的工作。他“爱艺术入骨髓”，生前为国家保存了珍遗资料万件。这些都是他爱国家、爱民族、爱艺术、爱学生、爱人才的具体表现。我想这就是徐悲鸿精神的内涵。

宫建华：我每次来《徐悲鸿纪念馆》学习，都要看徐悲鸿的那幅《九方皋》，又总是联想到徐悲鸿先生当年被国人誉为“画坛伯乐”的美称。廖老，请您说说徐悲鸿先生当年发现人才方面的事迹。

廖静文：悲鸿热爱艺术，因此就喜爱有艺术才能的人。一旦他发现人才，就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学习机会和学习条件，帮助他们走向成功。他培养的学生有很多都成为各个美术院校的教授、院长和艺术界的领导人物。比如傅抱石、蒋兆和、齐白石、李苦禅、吴作人、刘勃舒等等。

宫建华：请您具体地讲一两件事情。

廖静文：傅抱石就是一例，他家境贫寒，但靠自学看了很多书。1931年，傅抱石在当地的报纸上得知了徐悲鸿要到南昌的消息，就夹上自己的画还带了许多他写的文稿，托人去拜见悲鸿。悲鸿发现这是一块沙砾中闪闪发光的金子，决心一定要发掘他。为此，悲鸿直趋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官邸说：“江西省有一个了不起的人才，我来拜访你，就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叫傅抱石的人，你们应该帮助他，培养他，送他到国外去留学，让他扩大眼界……。”在徐悲鸿的帮助下，傅抱石终于赴日留学。傅抱石回国后，悲鸿聘请他来为中央大学艺术系上课。后来他成为中国伟大的画家、上世纪著名的艺术大师，这与徐悲鸿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悲鸿去世后，傅抱石曾到我家来看我，也特别谈到这一点，念念不忘悲鸿曾对他的帮助和鼓励。

再比如齐白石是木匠出身，当时已届六十七岁的高龄。他的作品不仅体现了中国画高度提炼和概括的特点，而且饶有生气。在西单跨车胡同里悲鸿发现了白石先生的画室，当时三十多岁的悲鸿和白石先生竟一见如故。他们谈画，各抒己见，彼此有许多相同的看法。当悲鸿提出聘请白石先生担任中央大学教授时，他却婉言谢辞了。过了几天，悲鸿再次去请白石先生，又被白石先生谢绝。悲鸿没有恢心，第三次又去敦请。白石先生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坦率地告诉悲鸿：我不是不愿意，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进过洋学堂，更没有在学堂里教过书，连小学、中学都没教过、如何能教大学呢？”终于，白石先生穿了一件宽大的段子长袍，拄着一根手杖，在悲鸿的引领下走进中央大学的教室。从此，两人便成了莫逆之交。这些例子还有很多。因此，悲鸿被世人称为“画坛伯乐。”

宫建华：所有来《徐悲鸿纪念馆》的人，无不报以对徐悲鸿的敬仰和对艺术的崇尚。我曾在北京中国画研究展览馆专职工作三年，那时常常往这里跑，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反复地欣赏那里珍藏的历代艺术珍品。今天，展览馆其物质和内部结构以及它存在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仍很熟知。每次我前去瞻仰、学习之后，都为徐悲鸿的绘画艺术和精神所震撼。徐悲鸿先生的艺术作品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之瑰宝，听说在“文革”期间您曾受到反动分子的围攻，您能否讲一下，您当时采取了什么样的果断措施，保卫住了徐悲鸿的艺术作品?

廖静文：文化大革命时，我家多次被抄，我用了许多心血收集的资料几乎全被毁。一次，他们以“砸乱反动学术权威”为名，闯到我家里说：徐悲鸿的这些画是“四旧”，是“资产阶级”的，要放一把火烧掉。我当时害怕极了，流下凄伤的眼泪。我十分熟悉这些画，因为我经常帮助悲鸿从柜中取出来，又放进去，一次一次地打开展示、欣赏。悲鸿个人生活很简朴，甚至连一双皮鞋都不舍得买，把大量的钱用去买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优秀绘画作品。悲鸿留下的艺术品中有唐、宋、元、明、清1100件；遗作1200件；珍遗资料万件。这些藏品耗去了悲鸿毕生的心血，这上面凝聚了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为此，我有责任把它们保护起来。我马上派了我的两个孩子去找周恩来总理，当时小女儿在上高中，儿子庆平在大学一年级读书，他们迅速去中南海，找到周总理的秘书，要求把我写的信马上交给周总理，恳求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徐悲鸿收藏的这些举世无双的历代瑰宝以及我捐献的悲鸿遗作保护下来。周总理很快就派人来了，指示把这些作品马上转移到故宫博物院里。因为故宫当时是解放军把守保卫着，徐悲鸿留下的画就这样完全保护下来。

宫建华：我上大学的时候在课堂上临摹过《八十七神仙卷》，那是中国绘画历史上 的瑰宝。 您能大致给我们讲一下徐悲鸿先生珍藏这幅画的经过吗？

廖静文：一九二六年，悲鸿在香港举办画展时，有一天，作家许地山先生及夫人介绍悲鸿去看一位德籍夫人收藏的四箱中国字画。这位夫人的父亲在中国任公职数十年，去世后，遗产由他继承，但她对中国字画竟一无所知。当悲鸿来到她家时，她十分欢迎，亲自将四箱字画打开。悲鸿先看了第一箱，又看了第二箱，看到第三箱时，悲鸿的眼睛陡然一亮，一幅人物画长卷奇迹般地出现在面前，他几乎是叫喊道：下面的画我都不看了，我只要这一幅！这幅《八十七神仙卷》与北宋时期武宗元画过的那张《朝元仙杖图》的构图一模一样，武宗元的那幅像是墨本，《八十七神仙卷》像是原作，画得非常精到，完全是白描，八十七个人物列队向前走着，人物的冠帽都不一样，动态也是非常自然生动。悲鸿为此画刻了一枚印章：“悲鸿生命”，盖在了《八十七神仙卷》上面。著名的作家田汉还和我开过玩笑说：“悲鸿生命”怎么能是八十七神仙呀？“悲鸿生命”应该是静文你呀，你应该抗议。”

悲鸿从香港回来，到昆明时，日本轰炸机结队而来，徐悲鸿锁上门去躲避。回来时发现房屋的门锁被拧断撬开了，《八十七神仙卷》被盗走，同时盗走的还有他的三十多幅画，他痛苦得像被人捅了一刀子似的，几乎要晕倒，三天三夜不吃饭不睡觉。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他那三十几幅作品，而是《八十七神仙卷》。为此，他曾写下一首诗来谴责自己：“想象方壶碧海沉，帝心凄切痛何深。相如能任连城壁，愧此须眉负此身。”他以历史上闻名的蔺相如能保住价值连城的合氏璧比拟，而深深谴责自己未能保护这件同样重要的国宝，认为是他终身的憾事，同时又担心它再流落到国外去。一年后，他的一个女学生暑假回四川重庆时，朋友带她去看一幅画，她认出那幅画是悲鸿曾让她们在课堂上临摹过的《八十七神仙卷》，便写信告诉悲鸿。悲鸿接到信马上要去一趟，我说我陪你去，后来我们想：如果去找，怕人家不拿出来，又怕销赃灭迹，便想了一个妥善的办法，就是托朋友去与人家交朋友。找了一个叫刘德林的人，据说是一个将军，曾是马占山的秘书，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托嘱他，如果是真的就把它买回来，后来他告知画是真的，而且需要一笔钱。悲鸿寄上二十万元，回信说不够。那时悲鸿是一级教授，月工资也只有三千多元。悲鸿又寄了画去，回信还说不够，往返不断地索要画，最终悲鸿又寄出好几十张画才把《八十七神仙卷》弄回来。记得悲鸿在打开画的时候，双手都在发抖。“八十七神仙”们都安全无恙，没有受任何惊扰，只是画面上那“悲鸿生命”的印章已被挖去，题跋也被割掉。一九四八年，他将这幅画重新装裱，并请张大千和谢稚柳先生写了跋，现存在徐悲鸿纪念馆中。

宫建华：廖先生，您在一九九五年春节送我的那本《徐悲鸿的一生》，撰写了您与徐悲鸿共同生活和为中国的美术事业奋斗的故事，读过后我很受感动。这本书对于我以及我以后的这一代人，去了解徐悲鸿，了解徐悲鸿的艺术和精神内涵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样作为女性，您为国家的美术事业付出了那么多 ，而从无怨言，让人谈起无不钦佩。应该说，您是我心目中非常值得尊敬的伟大女性之一。您是怎样看自己的？

廖静文：我写《徐悲鸿的一生》，目的就是要把徐悲鸿的精神和他所经历、所努力的、所奋斗的告诉人们。意在鼓励大家像徐悲鸿一样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困难不恢心，不气馁，勇于克服困难，勤俭学习，能够把复兴中国美术看成是自己的责任。这本书里当然还有许多没有谈到的，但悲鸿的基本精神都写了。这本书出版后，是很受读者欢迎的，我收到了成千上万读者的来信，在信中倾诉了他们的感情，主要是说不仅从这本书中受到徐悲鸿精神的鼓舞，也使他们对生活充满信心。有一个工人在信中说，他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死去，他幼小的心麻木了，什么也干不下去，有一次他看到《徐悲鸿的一生》时，只是随便翻看些插图，后来渐渐被吸引着一口气全读完了。他写信对我说一定要向徐悲鸿那样为社会多去奉献。这样的信我读了也是很感动的，感到安慰，因为在青年人当中起到了鼓舞作用。再是我把此书作为一束洁白的鲜花敬献给悲鸿。我觉得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做的这一切是微不足道的。

宫建华：我曾参加过“秋季 嘉德拍卖”会，其中的拍品就有徐悲鸿先生的国画和油画作品，价格都在几百万元以上，说明了徐先生的艺术价值所在，同时也使手上持有徐悲鸿先生绘画作品的人们着实发了一笔 不小的财。但是廖老，我听说在徐悲鸿先生去世时，您把徐悲鸿先生的所有作品、收藏品，包括徐先生给您的那些画都交给了国家，而您当时才只有三十岁，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您有没有考虑您今后的生活和去向，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廖静文：的确，在前年嘉士得拍卖会上，悲鸿的一幅油画《风尘三侠》就拍到664.5万元。刚才我说过，悲鸿去世后留下了大量遗作和他创作的融会中西的作品以及那些举世无双的珍贵收藏。而这些艺术品应属于国家、属于全人类，我决不能据为己有。我当时就想到了应该将它们全部交给国家。我把徐悲鸿所有留下的艺术品捐出去，第一是为了保护国家尊贵的文化遗产；第二是纪念悲鸿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精神。悲鸿他一生都非常节俭，他去世之前，脚上穿的还是从旧货摊上买来的旧皮鞋 ，还有悲鸿一生只穿过的一件丝绸长衫被烟头烧了一个大窟窿，而他再也没舍得花钱买第二件。他却慷慨地帮助过许多人。我在上海时也曾只在清晨吃一个饭团，一整天不进食地追忆悲鸿当年度过的艰难岁月。这些艺术品捐献给国家也是对徐悲鸿的纪念。

宫建华：您的孩子们都同意吗？

廖静文：我的儿子当时才六岁，女儿五岁，悲鸿的前妻蒋碧薇的孩子当时都在读大学，我当时并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按遗产继承法，他们起码有继承一半的权利，若是我有一半，她也应有一半。但是她及她的亲戚，都表示支持我的意见，并没有去要他们的那部分，这也是很不容易的。按理说她的孩子当时都没有成年，我没有权利处理她们的那一部分。她的孩子成年以后，也对我的行为表示了支持。

宫建华：廖先生，我听说经常有人请您出场，为他们手中高价买到的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再次鉴定真伪，如果是赝品怎么办？

廖静文：有的人不讲真话是不愿得罪人，我这个人比较率直，所以不能不讲真话。十多年前，有个香港人找到我，要我给他那幅花了近二百万元买来的一张徐悲鸿的油画鉴定真伪。我马上看出是假的，当时我的一个亲戚跟我说，如果看出是假的也不能说，人家花那么多钱买的，别让人家难过。我说那怎么能不说那，我决不能把假画说成是真画的！我直接告诉他，那是一张假画，他当时难过极了。所以，我也最怕有人让我去为他们鉴定画，若说是假的人家会不高兴。

宫建华：廖先生，在您的书中我们了解到，您的爱情是伟大的，在我与您的多次接触中，您或多或少地提到过您和徐悲鸿先生的爱情。那么您在徐悲鸿先生离去后那漫长岁月里，是怎样地生活和工作着的？

廖静文：幸福的日子对我来说是短暂的，悲鸿是一九五三年九月，因过度劳累在会场脑溢血逝世，那时他只有五十八岁，我才三十岁。到今天悲鸿已长眠地下50年了，我也是80周岁了。我觉得我的欢乐也随着悲鸿的离去永远失掉了，生活对于我来说留在心里的是无限的遗憾和痛苦。我对悲鸿的爱是深沉的，永生难忘。五十年漫长的岁月，无限怀念的情思，总是依依撩起我记忆的帷幕，岁月对我来说的确很艰难。想起悲鸿临死的情景，总是要流泪的，悲鸿离去的时候是没有闭眼睛的。中国人常爱说一句话来形容人的痛苦就是“死不瞑目”，悲鸿就是死不瞑目啊！因为他还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等他上课的学生们，他惦记着两个小儿女，他还惦记着我，我当时太年轻了。所以一直到与他遗体告别的那个晚上，我领着一双儿女，看着他睁着那双眼睛……(廖静文老人泪水滚滚的流下脸颊，嘴唇牵动着许久发不出声音。多少往事一齐壅塞在她的心里呀！我递上一杯水说：“廖老您休息一下，我们换一个话题吧，”她喝了水，沉默了片刻继续说) 我感到责任深重，必须坚强起来。后来周恩来总理鼓励我到北京大学读书，去投身到集体生活和融于社会之中。

宫建华：廖先生，是什么原因使您把一生的精力和时间都投身到艺术事业里？是什么样一种精神使您至今还坚持每天上班？

廖静文：这是因为有悲鸿的精神鼓舞着我。悲鸿一生特别注意教育，他一直说要使中国艺术发展起来，发扬光大，就需要培养大量的优秀艺术人才，他关心培养了几代艺术人才。悲鸿去世后，我觉得我有义务继承他的遗志，全身心投入艺术教育这方面工作。

宫建华： 廖先生，今年您已八十一岁高龄，仍然是每天上班工作，为《徐悲鸿纪念馆》忙碌不辍，您看上去身体和精神还是那么好，是不是与您每天坚持打乒乓球有关系？

廖静文：是悲鸿精神鼓舞着我走过这五十年，我虽然八十岁了，病也很多，但每天上班工作，只有融入在悲鸿留下的工作里我才能得到安慰。我的身体看似很好，实际上我有许多老年病，已经有三年不打乒乓球了，因为心脏不是很好。我每天至少在户外运动半个小时，也就是两个手臂甩得很高，大步地走。我在饮食上注意多清淡，少脂肪，多吃蔬菜，使自己一直保持了消瘦的形体。

宫建华：您创办《徐悲鸿艺术学院》操劳了许多，其目的是什么？

廖静文：就在《徐悲鸿纪念馆》建立的第二年就成立了《徐悲鸿艺术学院》，从第一次招生开始已经有十七届毕业生了，在这里学习的学生要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学习一年、两年和三年的都有，已达上千人，现在已遍布全国各地，还有在国外的，都打出了一片天地。这不仅仅是为国家需要培养的艺术人才，也是为全人类的需要。我们美术界在这个新世纪里要跨越更高的高度，应该取得最辉煌的成就。对我来说培养学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当然我的力量有限，但我总是尽力，同时鼓励徐庆平要办好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也是这个原因。我希望在新的世纪里继承徐悲鸿的遗志，把徐悲鸿的精神能继续传承下来为我国培养更多的艺术人才。

宫建华：在当今美术界，特别是艺术院校应如何了解徐悲鸿，怎样发扬和光大徐悲鸿精神呢？

廖静文：当今美术界和悲鸿在的时候已经不完全一样了，国外很多的东西，特别是西方各国的艺术涌进丰富了中国的艺术界，但同时也给中国艺术界带来了不好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很冷静地去对待，去选择，这种选择需要每个人都有一份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对中国美术是不是有益的，仅仅凭我个人来看，我说现在有点乱，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借鉴、创新，不能是盲目的，不能离开自己的民族传统。对于我们来讲不管油画还是中国画，任何一个画种都应该有中国民族的风格，要有中国的气派，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上借鉴和创新。如果一个民族的艺术根本没有民族特色了，完全学外国化了，那这个民族的艺术就消亡了，更谈不上对世界艺术的贡献了。要对世界艺术有贡献，就必须要有自己鲜明的民族风格。但正确的东西都比较难。现在人们的选择是自由的，我在尽力的宣扬悲鸿精神，但力量有限，宣传得也不够。我觉得人们的喜爱、政府的提倡对于发扬和光大徐悲鸿精神都很重要。我希望悲鸿精神能对这一代青年人在发展前进道路上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有所影响。今年十月将在南京隆重召开《新世纪首届徐悲鸿学术研讨会》，同时举行“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揭幕仪式，《美术》杂志上已经刊登启示，希望你们也能积极参加。

宫建华：您在2000年9月10日为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成立十五周年题词：“敏求精进，学而不殆”，在此，我代表艺术学院全体师生向您致以崇高的谢意！希望您对我们艺术院校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希望与勉励。
廖静文：我在1988年去哈尔滨举办徐悲鸿画展，那里有美丽的松花江，见到了许多艺术学院的师生，我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你们还是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与时俱进。努力培养高质量的艺术人才，坚持徐悲鸿提倡的“写实”主义，能够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反映人民的生活，反映我们的这个时代，尽可能发挥它的社会功能，也就是社会效益，真正达到真、善、美，能够在人们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给与人以美感，给以人们鼓励，启发人们、教育人们。

宫建华：廖先生，谢谢您今天能为我讲了这么多，我一定把您讲的这些带回去，告诉我们的学生，让他们了解徐悲鸿，了解徐悲鸿的精神。希望您保重身体，衷心祝您身体健康！

    （ 在访谈过程中，廖先生的会客厅门口一直有许多人在等候，北京电视台已经支起了摄像机，她的秘书几次前来欲打断我们，但廖老举起左臂暗示不要打扰。她始终以充沛的精力和我讲了这么些话。遗憾的是中间录音带不够用，我用笔记录了部分，难免挂一漏万，还请读者谅解。）
 

编辑：颜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