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艺术界总把“多样性”这个字眼挂在嘴边，但纽约艺术界仍偏向于美国上流阶级的审美趣味，这也主导了美术馆、画廊以及艺术学院的运作。

当我读到《艺术新闻》4月刊一篇报道的标题，称美国博物馆三分之一的艺术家个展由纽约区区五家画廊输送时，我没有马上去阅读其中的细节，因为这一消息令我沮丧。在终于通读了全文后，我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状态：“很多时候你无非是在等待专家的数据分析来验证自己早已得出的结论。”如此感慨是因为这份报告的观点和我10年以来观察到的现象完全一致。诚然如作者朱利安·霍尔珀林（Julian Halperin）所揭示的那样，被“正确”的画廊相中是通向顶级博物馆个展的捷径，而就读哪个艺术院校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2005年我参观了纽约现代艺术馆PS1展馆举办的展览“大纽约”（Greater New York）。展览试图提供一个比惠特尼双年展更全面的审视当代艺术的视角。我边看展览，边记录下艺术家和代理他们的画廊的名字。尽管那张纸条早已不知所踪，但我清楚地记得大部分的参展艺术家都由数家商业大画廊代理。即使有些艺术家为独立参展，但展览开幕不久，他们便轻松地得到了与商业画廊合作的机会。在不少作品的名牌上，代理画廊的名字都是手写而成，可见这些合作关系都不过是刚刚开始。

尽管组委会造访了纽约市5个行政区以及新泽西的数百间画廊挑选展品，尽管还有超过2000余位艺术家递送了他们的作品，商业画廊仍主宰了“大纽约”，这也是我对这个展览印象最深的一点。

趣味相投

“大纽约”展览所揭示的现实也粉碎了一切我曾有的幻想：艺术机构和艺术市场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一致的。美术馆策展人竭尽心力所做的无非是为艺术市场提供了一拨极具商业价值的新晋艺术家。“大纽约”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当下的艺术市场如此高效，最好的艺术已与最为人所知的艺术画上等号，策展人因此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博物馆和艺术市场间的界限早已消失，二者实则不分你我。美术馆精心的筛选和策划提升了艺术家的名望，而艺术市场则为艺术家提供了美国博物馆无力给予的金钱诱惑。

WAGE是一个位于纽约的倡议提升艺术家佣金的组织。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当下博物馆资金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艺术家只好将博物馆为其带来的声誉转化成艺术市场上高昂的售价。无论是博物馆还是画廊，它们背后的资助者都是同一拨人：他们既在各大博物馆的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位，又是画廊的重要买家。

因此，博物馆和画廊间的紧密关系皆源于金钱的作用。艺术市场和艺术机构的重合意味着若要取得成功，艺术家必须能够在二个领域间游刃有余地来回行走，他们的作品也要满足二者的共同趣味。然而，那些选择在画廊体系外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们又该何去何从？

怎样才能成功？

在“大纽约”展览数年之后，我偶遇了一个艺术家。她告诉我一个美国顶级博物馆的策展人曾邀请她在该馆举办一个展览，但在得知她不与任何画廊有合作关系后，策展人撤销了那份邀约，因为该博物馆的展览空间完全依赖画廊的资助。她在画廊体系外开展创作的决定居然有损她与博物馆的合作，这让她无比震惊。

就在那场偶遇后不久，我的另一位艺术家朋友决定申请艺术研究生。他罗列了几所自己非常向往的画廊。在把这些画廊代理的艺术家的简历翻阅之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80%的艺术家从哥伦比亚或耶鲁毕业，20%上的是罗德岛设计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少数几个毕业于亨特学院。

这样看来，如果你想成功打入艺术市场，只有两所美院值得去上，而我的朋友也成功进入了其中一所。他认为它们收取的高昂学费物有所值，因为艺术经理人、收藏家和策展人常会到访哥伦比亚和耶鲁的工作室开放日和展览，并在那里购买作品。这也是哥伦比亚和耶鲁的艺术硕士项目得以有如此高声誉的原因，而这份声誉又吸引了更多的画商涌向其所在的上西区和纽黑文。

早在2005年我就对这条从极个别艺术硕士项目通往艺术市场的捷径有所耳闻。我在威廉斯堡Parker’s Box画廊举办的一场反艺术展览上遇见了一位行为艺术家。他私下告诉我他是他们那届哥大艺术硕士项目里唯一一个在工作室开放日没有售出作品，也是唯一一个不从事绘画艺术的人。我不知道究竟是他不够出色，还是他选择了并不适合他的艺术院校，抑或是这个狭小排外且趣味单一的圈子早已决定了何种作品才能成功从学院进入博物馆和画廊——而这也是最令人担忧的。

艺术界的确是有一条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的——那少数几个艺术硕士项目可以通向那最顶尖的5家画廊，而那5家画廊出身的艺术家则占据了美国博物馆个展三分之一的江山。尽管大卫·茨维尔纳画廊（David Zwirner）和玛丽安·古德曼画廊（Marian Goodman）代理的艺术家有着多元的本科教育背景，但他们所就读的艺术硕士项目呈现出令人发指的集中性。耶鲁和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是他们的简历上最频繁出现的两所学校。

多元化并非易事

纽约艺术界很大程度上倾向于美国上层阶级，尤其是富有的白人男性的趣味。太多来自不同种族和背景，有着不同性别的艺术家因为这个体系中多样性的缺乏而互相残杀。

正如前布林克林博物馆馆长阿诺德·雷曼（Arnold Lehman）最近接受采访时所言：“为博物馆董事会注入多样性并非易事。因为作为董事，单有对博物馆的热爱是不够的，你还有领导责任和信托责任，而信托责任对董事的人选施加了极大的限制。”阿诺德坦言他无法单纯为了多样性，像更换博物馆工作人员那样轻易更换董事。而且说到底，他们也没有能力撼动美国的上流社会。

然而美国并非个例。墨西哥城尤麦克斯博物馆（Jumex Museum）前馆长帕特里克·卡潘诺（Patrick Charpenel）表示，他并不觉得墨西哥城和柏林有可比性，它更像迪拜。和中东的境况相似，墨西哥城的艺术繁荣由背后无尽的财富所支撑。金钱已成为了当下全球艺术扩张的推动力量。欧洲的现状虽与美国不同，但它也正逐渐转型为与美国相似的新自由主义和艺术私有化模式。全球艺术市场终究是其社会形态的缩影。撰文/William Powhida 译/赵文睿

编辑：黄亚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