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尔和王葛在于辛庄村接触到文过身的人，大多是80后、90后。文身者数量比她们想象中多许多，几乎都文着满背的龙、蝎、夜叉及骷髅等复杂图案，而非“忍”“爱”之类的简单汉字。

艺术家刘卓泉把参与“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项目称为“历险”，他发现了生活的另外一面。

女理发师20岁出头时为了爱情远赴新疆，先后被两个男人抛弃，在新疆住了十年后带着孩子来北京，遇见现在的男人，开理发店，准备在附近买套两居室。一位男性同性恋者感觉母亲与他的伴侣有某种暧昧关系。

“都是一些小说的素材，打破了特别多的壁垒。”刘卓泉觉得，十天里听到的故事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力。

相声演员岳云鹏2011年唱的《五环之歌》，在2015年7月上映的电影《煎饼侠》里又红了一把。其中一句歌词“啊啊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倒过来也可以说“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筹备展览期间，策展人崔灿灿不自觉地一直哼唱这首调侃北京交通的歌曲。他觉得展览的标题与岳云鹏的歌曲“有点儿关系”，但又不全然如此。

2014年9月，李一凡和葛非、葛磊、满宇等四位艺术家发起了“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调查项目。此前，他们曾与一些居住在五六环之间的艺术家交流，发现这些艺术家大多不知道自己生活区域之外的居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由此，发起者们规定，参与项目的艺术家，要选择北京市五环与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对村里的某个议题展开一般不少于十天的田野调查，方式和主题自行决定，每天还要更新八次微信朋友圈，通过图片展示所在村庄的情况。

到2015年7月项目结束，有超过40位各门类的艺术家参加，调查角度被划分为卫生/环境、居民/生态、生活/就业、两性/身份、教育/文娱、规划/历史等几个类别。

五环与六环之间的区域，大体可归为北京的城乡接合部。2003年完工的五环路是北京市第一条环城高速公路，随着城市扩张，又一条环城高速公路六环路于2009年贯通。一份2015年5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五六环之间的常住人口为580.2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达到358.6万人。随着城市扩张，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中，有51.6%住在五环以外。

2015年7月11日到8月11日，“六环比五环多一环”展览在北京单向空间花家地店展出。

“割开你的皮肤把墨水镶嵌进去”

通过在线地图，艺术家许倬尔选出了两个有文身店的村子。她邀请文身师王葛一道，骑着摩托车去了其中的于辛庄村。于辛庄村属于北京昌平区的沙河镇，位置在五六环之间。2014年9月，这个村庄被列入专项整治的城乡接合部60个重点村当中。

头一次进村，许倬尔和王葛就注意到了随处可见的垃圾。村里至少有二十个大大小小的垃圾堆，垃圾处理不堪重负。她们在环境治理办公室遇到的“村官”，只是反复强调经费不足，人力缺少，以及这个村子有多么贫困。

许倬尔和王葛在于辛庄村待了八天，接触了很多这里的居民，外来人口居多。数据显示，这个面积1.5平方公里的村庄，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分别为1500人和18000人。她们去了村委会、派出所、酒店、网吧等地方，跟偶遇的人们聊天，重要对象是文身店里的人。她们想观察文身对于城乡接合部青年的意义，甚至自己也在店里文了身，“割开你的皮肤把墨水镶嵌进去”。

这里的文身技术显然不太高明。她们用视频记录了自己的文身过程，画面上追加了弹幕：“割线手法不当，导致大面积晕色（皮肤表层下在线的两侧有颜色侵入），甚至有的走线扭曲，导致文身完成后与原图有较大偏差！由于出针太长（扎的过深），走线次数过多（由于技术不好来回修线）导致皮损严重！”

不过许倬尔并不准备修改或去掉这个图案古怪、技术粗糙的文身。她的第一个文身，就是自己拿用缝衣针制作的粗糙工具一针一针扎出来的。许多人说那个文身十分土气，让她修改或洗掉。她不愿意，因为那代表时间和记忆，“看到它的时候就会想到你曾经做了什么傻事”。十几年来，文身成了她身体和生活的一部分。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展览中，两位艺术家的文身视频在一台平板电脑上循环播放。平板电脑固定在一片石棉瓦上，而瓦片又是1.2米乘2.4米的展板的一部分。按照崔灿灿的说法，这是在中国最为常见的一种规格，便于搭建临时结构，又符合北京城乡接合部常见材料的基本属性——廉价与批量生产。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海报背景是北京的卫星地图，六环路和五环路被绿色粗线条标示。两条环线之间，有40个行政村被绿色圆点标出，与在这里进行社会调查的艺术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许倬尔、王葛的编号为39，她们文在自己手臂上的就是项目的标志。图案是两条环线的形状，下方还有算式——“5+1=6”。标示位置的红色图标，看上去仿佛血迹，使人心惊。

许倬尔和王葛在村里接触到很多文过身的人，大多是80后、90后。文身者数量比她们想象中多许多，而且几乎都文着满背的龙、蝎、夜叉及骷髅等复杂图案，而非“忍”“爱”之类的简单汉字。一个年纪稍长的黑车司机，手臂上文着粗糙的蛇缠宝剑图案。黑车司机自称，那个图案是1987年文的，后来赶上“严打”，他因此被多判了两年刑。

文身青年大多来自小城市郊区或其他农村地区，初中没有毕业，租住在自建房中，爱好互联网上的迪斯科乐曲。他们几乎都没法确切地回答，自己当初究竟为什么要文身。文身最吸引他们的，可能就是那种叛逆和边缘的意味。

“另类青年”们其实也渴望融入主流，但夸张的文身可能让他们更边缘，甚至会介入某些“黑色”地带。一位文身师傅告诉许倬尔和王葛，外企员工、国家公务员之类的不会来文身，实在喜欢，也要做一个“隐蔽点儿”的。

在许倬尔眼中，村里的文身都有造型扭曲失真，手法粗糙的问题，“与主流文身相比，是格格不入的、劣质的、廉价的”。也确实更便宜：在这里，文整个后背6000块钱起价，放到北京市区，至少要几万元。

相对于艰难地改变自己的处境，证明自己，用文身来表达愤懑和不合作态度，是村里的“另类青年”更为现实的选择。

在文身店里，许倬尔和王葛遇见了一个20岁的东北小伙子，来北京一年多。他说自己在帮老板“看”附近的歌厅、酒吧，不过平时并不乐意露出自己的文身。虽然在初中时就被学校“踢”了出来，但他还是觉得上学好。不过，跟妈妈提起想要上学时，他得到的回应却并不积极：“你都快赶上我岁数大了！上学？”

文身师小宝只有26岁。十年前，他没钱文身，但为了像身边伙伴那样“装X”，就往身上烫了五个烟头印，对应着麻将牌的“五饼”形状。现在，他工作了四年左右，有一个还算强大的动力：踏实挣点儿钱娶老婆。他同样没念完初中。在文身工作中，他感觉自己找到了盼头：因为学了文身手艺，他这么多年都没有在正经单位上班，至少“没被别人给压着”。

成人用品店也卖烧烤、洗衣粉

2014年冬天，在自己工作室附近的朝阳区南皋村，第12号艺术家包晓伟遇到了东北老乡——60岁左右的成人用品商店老板老高。他一开始就告诉老高，自己是画画的，正调查五六环之间的“生态”现状，关注打工者，也关注不平等的现象。老高愿意聊天，也乐于介绍自己的生意，但坚决不允许拍照：“卖这玩意儿不像别的玩意儿。你给我钱我都不让你拍啊！”

转天，聊天范围更加广泛，但包晓伟发现老高还在怀疑他的身份。包晓伟给老高看了身份证，还是没法满足对方去他“单位”看看的愿望——他压根没什么“单位”，只能把老高带去自己的工作室，还给对方看了自己的学位证和毕业证。

老高又给包晓伟测字。包晓伟随手写了“自”和“自由”，老高从“自”下面没封口看出他“能打开心胸让人进来，有胸怀”，又从“自由”中看出他“能做大事，人品不错”。两人这才真正熟络起来。老高终于告诉包晓伟，自己的怀疑来源于老伴曾被“钓鱼执法”。起因是他们卖了某些药品。他很气愤，这些药品在市里的保健品批发市场，却能正常销售。此后，他们不再卖药品，只卖器具。

老高来北京已经十几年，女儿都嫁给了本地人。他开过商店，经营过饭馆，一开始在三环、四环。随着城市越来越大，房租越来越高，他一路来到五环之外，但生意仍做得很辛苦。

包晓伟待在老高的店里，想要采访顾客，却一直没等来。

“现在卖这玩意儿也不像头几年挣钱了。”老高告诉他，“就十一前后、春节前后多一点儿。”依照包晓伟的观察，在这个村里，成人用品行业已经非常不景气，只有安全套等基本用品卖得还不错。电商兴起之后，作为主力消费群体，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更愿意上网去买成人用品。

为了生计，老高的成人用品商店搞起多种经营，卖些烧烤、铁板烧。这样，老两口才能每天都有收入，而“成人玩具”也许一周只能卖出去一件。

多种经营在村里很常见，另外一家成人用品店兼营洗衣生意，还卖热水：一壶五毛，一天能卖掉一两百壶。

包晓伟对成人用品商店的兴趣，来自儿时那种又害怕又好奇的体验。不过，这次经历之后，他感到有些伤感。他在成人用品店里买了一些东西，却发现那些器物并非如想象中那么美好和刺激，根本没法刺激自己的需求和欲望。“那东西做得很粗糙，你的欲望实在得不到排解，才能用这个东西。”

村中一位山东籍性用品商店老板告诉包晓伟，一个好的“成人玩具”要成千上万，在五六环之间很难被消费。“充气娃娃现在上货都得几百块钱，但是在南皋卖不出去。”他说。

这位老板已经在南皋村做生意15年，2009年花6800元盘下店面。他现在每月得交600多元房租和交40元网费，一个月能销售几千元，一般每天一百多元，偶尔三四百。他记得，开业头几年生意相当好，每月可以卖到一万多元。那时，村里有30家左右成人商店，现在只有10家上下，其中有几家不过是小商店兼售安全套而已。他羡慕三环内的一位朋友，一晚上至少能卖六百元，有时甚至到一千。他听说，那里有人卖高仿杜蕾斯安全套，五块钱进货，卖几十块，而自己卖的都是真货，销售情况反而不好，“说白了就是贫民区。”他告诉包晓伟。

策展人崔灿灿在五六环一带住了两三年。这里的感觉，和他经验中的县城很像，也让他想起贾樟柯的《小武》《站台》等电影。

艺术家不用把自己弄那么崇高

策展人崔灿灿也是五六环之间的居民，已经在这里住了两三年。这里的感觉，和他经验中的县城很像，也让他想起贾樟柯的《小武》《站台》等电影。他有时会穿行在周边的村子中。七八点钟时，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村子里灯红酒绿，过了十点就悄然无声。

市区的生活则更为多元，簋街等餐饮街基本彻夜不眠。崔灿灿在为展览而作的文章中写道，簋街的服务员们在清晨“坐最早的一班公交车，赶回自己位于五环外的家中，以结束一天的工作”，而拂晓时分的851路站前“已经站满了等待第一班车进城工作的人”。这样，“五环像是一条无形的线，划开这个城市中的两个世界”。

崔灿灿不愿意让这个展览“建立在城市文艺趣味上”，更希望呈现五六环之间的多元性。最终，他从五六环之间常见的宣传栏那里获得了布展的灵感。艺术家们各自得到一块贴着相应村庄简介的“宣传栏”，在这里展示自己的调查所得。除了20块正反两面的“宣传栏”，展厅中的糊墙报纸、老式彩电和赶工留下的甲醛味道，都有一股浓浓的城乡接合部的气息。

崔灿灿期望，这个项目能让五六环不被“脏乱差”等印象限制。那里其实还有高档别墅、隐秘的会所、科研机构，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生活在五环六环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理应都有自己的特点、名字和属性。”通过田野调查，艺术家们收集到各式各样的故事，一部分关乎妇女地位、打工子弟学校等传统题材，另外的则包括乡村文艺生活，研究机构兴衰等更加独特的角度。由四十组调查而生的展览，就借助来自各个村庄的故事，呈现出五六环之间的多元性。

2015年3月9日在皮村“工友之家”举行的讨论会上，一位清洁人员的发言给崔灿灿留下了深刻印象。发言的大意是：艺术家动不动说艺术介入现实，其实他们每天也要生活，用不着把自己弄那么崇高。

不过，艺术家们的关注点，还是经常引起村民们的好奇。他们走遍村子，只为搜寻“乡非”“杀马特”，研究流浪狗的行踪，甚至乐此不疲地为公厕留影。事实上，这些举止怪异的外来者早就是局内人。

通过这个项目，编号为35的艺术家刘卓泉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处境。他把自己的调查命名为“十日谈”。十天的谈话记录分别打印在A4纸上，装订成册，像账本似的斜挂在展板上面。

他一直觉得自己家附近那块绿化带神秘，去了几次才发现，那里其实是男同性恋者们的交往场所。已经在那一带住了近十年的他，非常震惊。

刘卓泉把参与“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项目称为“历险”，他发现了生活的另外一面。女理发师20岁出头时为了爱情远赴新疆，先后被两个男人抛弃，在新疆住了十年后带着孩子来北京，遇见现在的男人，开理发店，准备在附近买套两居室。还有一位男性同性恋者感觉，母亲与他的伴侣有某种暧昧关系。“都是一些小说的素材，打破了特别多的壁垒。”刘卓泉觉得，十天里听到的故事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力。其实，这些熟悉的陌生人，一直都是他生活的组成部分。

刘卓泉把第十天留给了自己：他记录下跟妻子的对话。最近他们的话题主要是：要不要卖掉房子，回重庆生活。孩子刚满一岁，户口在重庆，他的妻子在盘算，为以后读书考虑，应该尽早搬回去。刘卓泉说起北京市政府将迁到通州区，孩子以后或许能在这里读书，妻子不以为然：“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这跟刘卓泉遇到的那些小商小贩们并没有什么区别。一位烧烤店老板娘，就对他抱怨过：“为了孩子上学，就得走！别的事都可以打打游击。”

刘卓泉感到自己遭到了制度性的排除，他一向认为是家的地方，其实非常疏离。

包晓伟想邀请老高来参观展览。不过，“北京这个城乡接合部人流变动比较大，我也不知道现在他还在不在”，意识到认识不久的老乡说不定已经离开北京时，包晓伟语气平静。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