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时期文人壶的出现为紫砂开创另一“纪元”，曼生十八式中的石瓢壶至今更是各个时期紫砂大匠演绎之首选。拍品《瞿子治铭刻申锡制茶熟香温款段泥石瓢壶》为经典之代名词。从传世的紫砂壶看，道光时期经曼生手绘而首创这种石瓢壶式，这是文人与陶艺的妙合，蕴涵了几分人文意趣，与“曼生壶”并列为文人壶经典，“子冶石瓢”已成为这类壶式的代名词。

清中期 朱石梅制用霖款金文印花方钟壶 宽 13.5 cm

参阅：《紫砂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第90页，图67，上海科技出版社，2008年1月。

传世的“子冶石瓢”，以杨彭年及申锡二人制作为主，前者更显秀气而丰润，后者则刚烈而古拙，具体在制作工艺上有着细微的区别，列举如下：器形上，彭年所制壶身较为低扁，壶流呈直管状，壶盖较大，盖沿薄而圆润，折把亦显得柔顺，选泥有紫泥与段泥两种；申锡制壶则壶身明显高挑，壶流口部微张似喇叭状，壶盖小而盖沿厚实，壶把方折刚毅，泥料习用粗砂拼泥，工艺上各显风采，这可能是因人的个性反映在制壶艺术表现上的不同。由此考证这件段泥子冶石瓢壶具有明显的申锡制壶工艺特征。而子冶石瓢一直是紫砂收藏家梦寐以求的重要茗壶，存世量极少，得者宝之。

清光绪 王东石制徐三庚铭玉成窑边鼓壶 宽 16.3 cm 附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证书

国家博物馆展览证书

清中期年间，紫砂陶艺因文人墨客的参与，朱石梅、陈鸿寿（曼生）、瞿应绍（子冶）、乔重禧、郭频伽等金石书画家在紫砂壶上的书画创作，诗文铭刻，给原是实用性工艺品的茶具，增添了几分文化内涵，其流风遗绪影响了晚清的紫砂风气，兴起了一段“文人壶”的风潮。

《朱石梅制用霖款金文印花方钟壶》以段泥作胎，取型于曼生十八式的方钟壶式，壶呈高四方，似如覆斗方上。流、钮、把皆饰方形，方鋬作曲折垂耳状与弯流呈相映。壶底钤有“石楳摹古”，把下钤有一印款“用霖”。

壶身一面为《效父簋》印花金文“休王易效父口三，用乍厥宝尊彝五八六。”，其释文解读为“休王者，康王也。白川静说可从。易者，赐也。金问中赐字多作易，从贝之赐字乃晚出。效父者，人名。父字又可通甫，男子美称。金文中作字多作乍，制作之意。作氏作厥，其意皆厥也。《说文解字》中从上氏下十的此字，解说为木本，从氏，大于末，读若厥。作指示代词。宝尊彝者，宝贵、尊贵之彝器也。”。此面以木板雕模压制而成，金石意趣十足。相类的方钟壶见于台湾黄正雄先生的收藏。此壶传承有序，为近现代书画大家唐云的旧藏《大石斋》。

文人壶之风延至清晚期，玉成窑的推陈出新，在构思造型上可谓当时的“现代主义”，本季拍品《王东石制徐三庚制玉成窑边鼓壶》为紫砂工艺技巧上的另一突破。

浙江玉成窑紫砂壶艺，除了泥料与宜兴紫砂泥料略有区别，壶艺造型却大多为清中期以来，文人所喜爱的壶艺造型。尤其是浙江玉成窑紫砂的壶身铭文，刻工，非常别具一格，铭文之布局，刻法之精，极有特点，甚至个别壶艺超过了曼生壶。

此壶为王东石制徐三庚镌刻，砂胎泛深绿，凝练缜密；器型为曼生十八式之扁石壶式，弯流鋬环起线，顺势衔接身筒折沿肩处，短腹中间堆饰虚线一周，似有若无，劲若抽丝。平盖厚唇，中竖桥钮，平底内圈。壶面一侧镌刻隶书“边鼓。褒海题”，另一面中腹铭刻“似鱼室主审定。己卯八月东石作”，壶底钤有篆文方款“石窗山房”，把下则钤“东石”两字。整器浑厚庄重，造型古雅，无论砂质、铭文、书法、印款、器形上，均独领风骚，颇具文人雅趣。

玉成窑不仅为文人紫砂器窑口，更是一个集书画大家、文化名流、制壶名手等，共同参与创作的“结晶”。因此“玉成”系敬辞，意为成全。当时江南文风鼎盛，文人墨客云集，文人雅士为紫砂器题词作画，所刻词句切器、切题，隽永秀丽，美不胜收。大家又各尽其长，其浓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玉成窑紫砂，成为曼生后又一文人紫砂杰作代表，因而被誉为：“千年紫砂，蔓延至今；雅俗共赏，文化先行；前有陈曼生，后有梅调鼎。”

经过几个月来紧密的征集工作，荟萃了这批精彩的紫砂历史名品，今秋依然秉承低估价与高质量的原则，期待八方友朋，慧眼识英，从中选取合心意者。茶已熟，花正开，北京秋拍等您来！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