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新疆壁画残片，主要由斯坦因在1906至1908年间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时所获。其中的一组壁画残片是来源于焉耆的锡格芯地面寺院的装饰带。是斯坦因直接从一礼拜窟里获取的，他还为此遗址以当地维吾尔语“Ming-oi”（千佛洞，明屋遗址）取名。其地点是在距离今日的克兹沙尔60公里左右的村庄北面山脊上。


这组大约在8到9世纪之间绘制的壁画原是在礼拜窟的外墙的墙根处，是一幅近三米半长的，具有连续纹样的装饰画。残片系列展示了佛徒所从事的各种活动: 比如有的在接受传经、有的和子弟们在一起、有的坐在石窟里书写。尽管这一系列壁画色彩丰富，但比起在同一礼拜窟里发现的另两幅大型壁画仍有逊色。这两幅壁画现存于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相比较之下，斯坦因的壁画是位于礼拜窟的内室的后墙，其位置相对不太引人注目。虽然此画在色彩和内容上都不太突出，但作者认为这件壁画还是相当重要的。本文试图重新排布斯坦因所发现的那个礼拜窟原址里的壁画，并且从克孜尔千佛窟艺术整体性的角度探讨它们之间的一些主题和景观特点。

大英博物馆所藏来自中亚的艺术及手工艺珍品闻名世界，在很多方面独一无二。这些藏品主要来自生于匈牙利的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2），也有部分来自东方学者鲁道夫·霍恩勒（Rudolph Hoernle，1841-1918）以及1922年至1924年间驻喀什的英国领事克拉蒙特· 帕西瓦尔· 斯克兰爵士（Sir Clarmont Percival Skrine，1888-1974）。


斯坦因生于布达佩斯，先后求学于维也纳、莱比锡、图宾根、牛津以及伦敦的多所大学。1888年，他在印度被任命为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而在之后的10年中，斯坦因开始酝酿他在中印两国间那些鲜为人知之地的考古探险计划。尽管他不懂中文，但他是一个公认的梵文及佛教古迹方面的专家。斯坦因第一次重要的中亚考察（1900-1901）去了南丝绸之路上的和田地区。几年以后，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共同资助了他的第二次远征（1906-1909），让他有机会再次造访和田。


从那里，斯坦因继续穿越罗布泊，到达楼兰直至最后抵达敦煌。尽管斯坦因于甘肃敦煌千佛窟的那些发现最为著名，但其实他在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块地域的考察和发掘，远远占据了他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注意力。

斯坦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边缘一带的发掘很有限，看起来很可能是斯坦因故意远离龟兹及吐鲁番地区的遗址，因为那里是德国和俄罗斯探险家所活跃的地方。尽管如此，斯坦因在第二次丝绸之路之旅中，还是来到了北丝绸之路上，龟兹以东的焉耆遗址。在那里一个斯坦因以当地维吾尔语“Ming-oi”（千佛洞，明屋遗址）取名的大型遗址里，他获取了一组来源于装饰带的壁画，其与克孜尔石窟寺中的壁画有关，这也是本文想要探讨的话题。

新疆的壁画残片

壁画残片是斯坦因丝绸之路沿途发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大英博物馆总共收藏了约50件来自新疆地区的小型壁画残片。其中大部分来自和田周围的遗址——于阗卡达里克(Khadalik)和丹丹乌里克（Dandan-oilik）。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没有来自甘肃敦煌的壁画。而除了明屋遗址的壁画外，斯坦因所发现的所有其他大型壁画都保存在新德里的国家博物馆里。

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小型壁画残片中有些有着同样的坐佛母题，但它们来自于不同的遗址——和田地区的于阗卡达里克和丹丹乌里克遗址。丹丹乌里克遗址的另外三块有着同样坐佛图案的残片则被柏林国家博物馆收藏。不同遗址重复出现坐佛图案，数量巨大且借助模板绘制，证明了该母题广为人们所欢迎，以及大乘佛教教导信徒通过大量绘制佛的形象来积累功德的理念。

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其他残片印证了和田壁画的高超水准。由斯克兰领事在1920年代获取的一幅暂且认定为公元6世纪左右的画面中，描绘了一只菩萨的手端着一只碗。另一幅描绘了一只佛手拿着一根孔雀羽毛……孔雀是佛教中的圣鸟之一，其也出现在克孜尔壁画中。两幅画中所描绘的手在风格上显示出显著的差异：尽管菩萨的手由淡粉色的阴影塑造衬托，而白色的高光给衣服的质地增强了触感，但在佛手的绘画处理上更加线性和平面，这显示出受到了更强的中原影响。



另一幅绘有长着翅膀的天人壁画明显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它由斯坦因在南丝绸之路上米兰遗址中的一个佛寺遗址中找到。长着翅膀的天人形象最初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一路东来，来到阿富汗北部和巴基斯坦，再从那里沿着丝绸之路到达中国西北。斯坦因认为米兰壁画绘制于约公元3世纪左右。今天，它们被新德里国家博物馆收藏。在克孜尔第38号窟的天顶壁画中同样可看到长着翅膀的天人形象。画面描绘的是一个“天使”，其为了抓住一个坠落的人而降临。克孜尔第227号窟还有另一处长着翅膀的天人形象。


除此之外，奥莱尔·斯坦因还在明屋的一处遗址中找到了一尊泥武士，这可能有助于更好地解读克孜尔石窟中的壁画。克孜尔第14号窟，即所谓的“烟囱窟”描绘了一个身穿盔甲的骑士——他的头上有一个光环——骑在一匹白马上。这个人物造型可能表现的是悉达多离开他父王的宫殿，去寻找精神上的超越。而此处的关键点在于这位骑士身上的盔甲：克孜尔壁画中描绘的这位骑士与明屋的泥武士穿着类似的盔甲。这尊泥武士被认为诞生于公元6到7世纪，它是一大批用模具翻制出的士兵雕塑之一。颜料的痕迹表明，这批雕塑一开始被刷上了亮丽的色彩。像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武士一样，泥武士鳞甲的短上衣采用双排缝合的样式，以交叉的绿色条纹着色。水平的条纹、盔甲鳞片的质感（等）表明，当时的工匠和画家的脑海中有着同样的来自当地的原型，即一副长长的盔甲，让人想起萨珊王朝或者说伊朗士兵的模样。

克孜尔壁画是明屋遗址壁画的“前辈”

尽管大英博物馆的这组壁画与（俄罗斯探险家）谢尔盖·奥尔登伯格(Sergey Oldenburg)1909年找到的那两组比起来，笔触要粗糙得多，但大英博物馆的这组装饰带的非凡意义在于其借鉴了早先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两者之间有着相似的风格。比如，克孜尔壁画中给画面增添生气的动物图案往往出现在构图的外边缘。明屋（寺院）北墙上的一只山羊也被以同样的方式画在右边的那幅壁画上。


此外，（克孜尔壁画与明屋遗址壁画）描绘僧侣们受教于高僧的画面也同样经常有着相似的构图。通常是一位高僧朝着一群门徒或一个学生向前或者一旁屈身，门徒或学生则尊敬地仰视高僧、双手抬起、合十。举例而言，可以在明屋的东墙和西墙的壁画中以及克孜尔壁画中看到这些构图图案。


总之，我们已经看到克孜尔石窟是最古老、也是最大的佛教石窟建筑群（约凿建于公元3世纪到7世纪），其壁画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母题库、各种构图模式和多种多样的风格。克孜尔石窟壁画对之后丝绸之路壁画及其他壁画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起点。克孜尔壁画研究对理解其后中亚艺术的发展十分关键。最后，尽管斯坦因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和探险家总是因为他们将珍贵的考古发现从其故乡剥离而备受指责，但斯坦因的观察、详细的报告和记录却正在提供一批无比珍贵的信息资料。这些资料关于那时一个鲜为人知而又非常危险的地域，然而那个地域在它的时代，曾经是佛教世界的中心。

编辑：徐啸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