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美师范系85级部分同学合影 1985，右一长发飘飘者为任课教师吴松

 

李万瑜：吴老师您好，很荣幸有机会能采访您。在1985年时，川美根据改革的形势与要求，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更好的推动教学和创作，活跃学术气氛，决定改革传统的展览办法，试办“学生自选作品展”。在30年后的今天，希望尽可能的把当时的情况收集起来，使其具有史料价值，整理成为一本文献集。您在当年的“学生自选作品展”中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吴松：之前王林先生和我联系，我们谈论了关于“四川美术学院学生自选作品展回顾展”这个活动，在今天举办这个活动很有价值，它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回忆，还会生发出更多的意义。我是83年毕业留校，在师范系当老师，没有参加过“学生自选作品展”，但对当年的“学生自选作品展”还是保留了一些的记忆。

 

李万瑜：当时您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您如何看待“学生自选作品展”？

 

吴松：“学生自选作品展”的举办与当时学生自发的状态有关系，学校推波助澜，促成了这一重要的活动。从那些学生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模式走向多元，学生们对各种艺术风格的理解，对社会对生活对生存的体悟表现在了自己的艺术作品中，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一些作品并不成熟，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学生们对生活的思考、对艺术的体悟、对艺术的热情，自选作品表达的是一代年轻人的反叛。

 

李万瑜：当年您参观完展览后有什么感想？

 

吴松：85中期前后的学生，许多人不像77、78级那批学生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有更多的社会磨砺和悲怨情仇。那些经历对77、78级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所以他们画伤痕，画悲情，画乡土，很有力度，这与他们的阅历有关系。但80年代中期以来的这批人，他们生活的背景不一样了，整个政治大环境有明显改变，外界的新事物汹涌而来，他们渴望外面的世界，背景的改变，诉求的改变，消费意识的萌芽以及现实与理想间巨大的落差，关注个体生存体验和强调个人视觉个人观点开始变得自觉，这样，使得80年代中期的这一批人出现了新的东西。他们的作品在题材和表达方式上与77、78老一辈已拉开距离，与老师们在课堂上所讲的也很有距离，作品题材变得丰富，艺术语言开始多元、跨界。除传统架上绘画之外，装置、材料、拼贴等手法的运用，说明了学生在课堂外的自我学习，以及对艺术本身思考的结果，这些都很鲜明的反映在了这个展览上。
 

李万瑜：参观完展览后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作品有哪些呢？

 

吴松：“学生自选作品展”办了很多届，基本上都有去看，有的学生的作品有明显的观念先导，比较理性，有的强调生存体验，有的作品和教学有关系，也有以调侃好玩的心态介入的。无论如何，学生自选作品展览的方式和内容颠覆了以往学院的学生作品展览样式和内容，其意义不言而喻。对学院教育教学也是一个新生事物。展览除了架上绘画之外，还出现了多种新的艺术媒介和形式的作品。比如有件装置作品“从火烧圆明园到经济体制改革”，作品中有木盒，在木盒里盛满泥土，主体是一根枯朽的树根，上面挂着一条短裤衩，烧过了一部分，朽木地上是石子过渡到沙子再过渡到长出绿色的青苔，冒出几颗嫩芽，这个作品在当时反响比较大，从形式上来讲，它打破了观众以前看展览的固定思维模式，既不是雕塑也不是绘画，从作品本身来讲，体现了学生对历史、政治的关注与思考。另一件作品《？》以中国地图为背景，贴满无数老人、儿童、青年人的眼睛，而用一个大问号贴在台湾岛上，也引起了反响和争议。印象深的还有抽象作品“1+1=0”。还有用工笔绢本的传统形式表现当代青年玩世调侃心态的作品。还有个装置作品叫“金银财宝”，等等。其中，师范系85级朱澄的系列作品挪用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和明代唐寅的“蜀中宫妓图”而转换道具，侍女、宫妓持冲锋枪、握可口可乐出现在画面上，有达达和波普之感，印象很深。这次展览，容许装置等新艺术语言公开展出，反映了当时学院内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和宽容度。

 

李万瑜：当年“学生自选作品展”大家参观后，议论纷纷，有一位老师说“我认为意义不全在作品本身，意义还在于这个展览本身”；还有一位教师说“从展品中看到了学生的虎虎生气，一种不被束缚的生气和创造力”，您怎么看？

 

吴松：首先，“学生自选作品展”的现场本身就很有意义，作品语言也许还不够成熟，但作品面貌、展览方式、展览平台在当时的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已经是一种前卫。我记得读书时，北京一位美术界的领导来学校作报告，说，四川美院是现实主义美术的堡垒，堡垒最容易在内部攻破，言语中一种嘱咐和提醒，看得出来也是发自肺腑的。然而，数年之后的川美已在悄然发生改变，堡垒开始松动。因此，展览是一回事，展览所产生的连锁作用，展览所带来的影响又是另一回事。“学生自选作品展”构成了艺术教育和创作中很具活力的部分，宽容与鼓励学生创新，促进了川美以创作带动教学的传统，从这个角度来讲，展览所具有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它所呈现的现场效果本身。很多同学通过参加展览获得信心，崭露头角。随着自选作品展的效应，学生自定义的联展接连不断。比如1986年庄红艺和梁伟在陈列馆举办了二人展；1988年举办的六人画展，有刘云山、郭伟、沈晓彤、忻海洲、张濒、陈联庆，有忻海洲的“秃童”，郭伟的“病孩”沈小彤的“吃茶的人”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已经把目光转向近距离生活，把情感投入青春体验；1988年12月，师范系的陈文波、何森、许力、杜峡、简永、孔翔(一时记不全，可能有遗漏）等举行了“十二月画展”。还有许多联展和个展一时名字想不起来。这些群展或个展的不断出现，和学生自选作品展览有一种脉络在里面。
 

李万瑜：您认为“学生自选作品展”成功举办的重要因素有哪些？

 

吴松：这与四川美院开放自由的气象有关，感觉当时的学生比较强大，学校比较宽容，顺势而为，鼓励学生创作，学校、教师、学生对做作品的热情已形成一种惯势，这时的学生对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想法也热切。80年代中期以来，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在学校这种求变的大环境下，学生自选作品展很自然的就产生了。当年正值所谓“85新潮美术”风起云涌之际，各地都有呼应，但是新潮美术批判与反判的艺术倾向，各大艺术院校基本是排斥的，而四川美院因其宽松的艺术氛围和院长负责制（时任院长叶毓山先生）的试点，使得推动这种自由的创作氛围成为可能，四川美院的学生自选作品展成为全国艺术院校中唯一以校方名义呼应85新潮美术的展览，并首次在学院陈列馆公开展示装置、拼贴等前卫艺术创作，为催生后来川美新生代艺术家走向前卫性、实验性的艺术探索起到了很好的铺垫、酝酿与孵化作用。“学生自选作品展”是个结果，是校内外大的背景导致的结果。
 

李万瑜：当时川美的创作热情在全国美术学院中表现得很突出，这和学校的办学思路有关吗？

 

在我的印象中，学校的思路很明确，就是鼓励和促进学生搞创作，出作品。在我的记忆中，包括在我读书的时候，学校领导、专业教师、相关部门经常组织学生看稿、选稿，并给予相应的支持，氛围很浓。以当时的条件，与其他美院的相比，西南一隅的川美，在办学条件上并无优势，学校、教师、学生都很努力，推出作品，扩大影响，开阔视野的意识也很强烈。在有些方面，学校的意识还很超前。一次在王林先生的工作室，他特别的和我谈到他分配到川美任教不久(1982年）的一次学校教职工大会，当时的校领导龙实先生在会上讲，青年教师要学好外语，因为中国的艺术以后是要走向国际的。王林先生讲，他对此印象很深。

 

李万瑜：当时川美是进行了怎样的教学改革？

 

吴松：据我所知，当时很多教师，包括80年代初刚留校的教师对教学很有热情，他们根据自己对艺术教育的理解和热情进行教学实验。我当时和82级油画专业（任小林、王承云、王兴伟、贾鹃丽他们班，）的有些同学比较熟，当时是程丛林在给他们上课，从中略知他们班在进行和原来不一样的教学实验，能感受得到当时学生的学习热情。后来，大概是到了90年代初，学校的教学改革把师范系作为重点，我和另外一个老师提出了一套教改方案，张晓刚和叶永青提出了一套教改方案，还有其他老师也提出了教改方案。虽然每个方案角度不同，各有侧重，但方案有很多共同点。方案主要是针对师范系多学科的背景，通过学分制的方式（虽然当时对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理解有限），整合系上的教学资源，合理安排或者是整合相关教学专业工作室的资源，注重学科之间交叉互补，从原来单一的师徒制课程教学往不同层次和内容的模块化教学转变。虽然这些方案最后没有被采纳，但肯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个时候，教师对教育教学有一点小小的理想，也希望可以在教学中纳入自己的教学理念，使学生按照自己设想的方式可以发展得更好。当时川美有些很优秀的中年专业教师（有的在师范系），对学校艺术教育方面的贡献很大，也是我们的老师一辈，年轻老师也去听他们讲课，学到不少东西。

 

李万瑜：您认为老师在教学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仅是简单的传授知识吗？

 

吴松：传授知识和技术是一方面，也是有限的；因为师生走得比较近，在很多方面，老师也起着示范的作用，营造着专业氛围，似乎每个老师都影响着一批人，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多是起一种引导作用。我当时是在师范系，我留校时还叫师资科，后来叫师范系，现在是叫美术教育系。（在这个系读过的，在当代艺术领域有影响的人可以输出一大串名字，在其他艺术相关领域的有影响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学校数次动念要拆掉这个系，也要三思！建设一个教学单位是呕心沥血多少年的结果，然而毁于一旦，便覆水难收：如学校的附中、成教院、高职院的结局）。这个系在川美的教育史上值得研究。组建这个系的教师，他们来自绘画系的国画、油画，版画专业，雕塑系，工艺系（设计艺术学院的前身）和附中，在他们原来所在单位都是比较特别、比较有个性的人，许多老教师在学校和国内专业领域、教育领域是很优秀、很有教学经验和特立独行的；一批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在艺术创作上很活跃，在国内专业领域也有影响，他们中不少人也是在他们原来就读的专业比较特别、比较有个性的人；紧接着又调进了一些专业优秀的校友和外地的艺术家；后来，好像凡是外校外地分配或是调动到川美的新人都先到师范系任教。记得不同代纪不同学科不同学缘的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课程（我在学校首开了“永乐宫壁画”在纸本绢本上的工笔重彩转绘临摹，引导学生关注传统中国绘画）。这样，那些年，客观上师范系的学科背景很多元，学缘相对丰富，由此，虽然一方面是以师范美术教育的目标在办学，而另一方面它也成了川美艺术教育的试验田，虽然有时显得混乱、焦灼，但很有生气。学科学缘的多元，给学生们带来多方面的视角、启发，客观上激发了学生的创作。因此在整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致90年代初，师范系是很活跃的，这的确与师范系教师结构有关系，与老师的引领有关。师范系的学生参加“学生自选作品展”很积极，他们还组织自选作品性质的个展联展，比如86年他们举办的“十二月画展”。因为我身在师范系，对师范系学生的情况感受比较深。其他系科如版画专业、工艺系、油画专业、国画专业、雕塑系的学生也很突出，也很有印象。

 

“学生自选作品展”是一个标志，他们思维活跃，关注现实和个人感受，对艺术新形式很敏感，跳出了当时流行的乡土模式。
 

李万瑜：那个时期师生之间的关系怎样的？

 

吴松：学生与老师之间，特别是青年教师和学生之间亦师亦友，也是前后校友，学长学弟的关系，有些学生甚至比老师年龄大，那时学校录取学生很少，进美院不容易（当然现在进美院也难，但是不一样的难），所以师生之间接触频繁，有的就干脆住在那些单身老师家里，对艺术对社会对人生以及个人生活都有比较深入的交流；现在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比较格式化，比较生疏，这和学生数量大有关系，也和教育体制对教师对学生的格式化有关系。那时候师生之间没有太多距离感，无论是在教室，还是家，寝室，工作室，在茶馆里，一起讨论一些艺术现象、艺术潮流、创作方面以及生活方面的感受和困惑等等，也喜欢讨论文学、音乐、哲学等方面的话题，喜欢表现得思考、前卫、批判和有文化。“学生自选作品展”的发生正好说明了这种状况，因为当时学生面对的时代和环境已明显的和70年代末期大学生面对的状况很不一样了，他们不仅对新的艺术思潮充满兴趣，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也表现出很大兴趣。记得师范系86级一次课堂讨论，有同学从西方人的早餐方式说到艺术，说到我们简陋的早餐，窘困的生活与做艺术的关系，几十年后和这位同学聊起他的发言，还觉得有趣。的确，那时国门已经打开，中西方在很多方面有着巨大的落差，这些都直观的刺激着学生的思考。

 

那时的青年教师都很清苦，做艺术很纯粹很投入，平时基本上也是和学生打成一片。记得师范系有一个班的同学感叹任课老师的清苦，全班集资给老师捐款，的确令人唏嘘感动（老师婉言谢绝了学生的好意。这位老师现在已是大名鼎鼎）我也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教研室（也是工作室）画画，同时和一个同学谈天说地，这个同学突然说：做老师做艺术好清苦！以后我们出去做点生意，帮你们卖画，改善下做艺术的条件。回想起来，那种纯洁和透明，多有感动感慨。

 

李万瑜：你们如何获取学术前沿、艺术潮流之类的新鲜资讯？

 

吴松：会尽可能看一些展览，听讲座，会节衣缩食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看一些重要的展览，有各个学校师生之间的私下交流，大家都很单纯虔诚，也有一些书籍、画册、杂志以及演讲录音带的流传，也开始有和国外艺术家的零星接触。当时学校图书馆有一套书《世界美术全集》，大家都是戴着白手套翻看。学校也有一些国内国外来的交流展览， 也开始招收欧美留学生。逐渐的，通过了解和参与国内外的美术活动，局部地、直观地了解了一些世界美术的潮流和动态，并通过这些资讯发挥自己的想象来解读世界艺术的面貌，也对艺术的实践产生影响。
 

李万瑜：1985年9月为庆祝我国第一次教师节，四川美院于9月在陈列馆举办了第一次“教师自选作品展”，老师您有参加那一次展览吗？展出了什么作品呢？

 

吴松：“教师自选作品展”参加了，参展作品大概是什么记不太清了，好像是画的是有书法线条动感的一大束草，直指天空，是素描的，这幅画83年在卡纸上画了第一稿（后在师范系国画教研室丢失，随之一起失窃的还有印学大家、西冷印社常务社长刘江先生给我刻的姓名印和一些装裱好的作品），84年在布面上作了第二稿，87年再有所修改，2004年又再画了第三稿，名字叫“劲草”。（1989年，美国亚太博物馆准备举办中国现代艺术展，即后来的“我不与塞尚玩牌，来自中国的新潮与前卫”展览，要借展宋钢的作品：活页日记之一，该作品寄放在我处，我从重庆带到上海师大，是在刘大鸿的画室，许多89现代艺术大展的作品都铺在地下。当时我带有这张“劲草”的作品照片，亚太博物馆馆长Kamansky 希望“劲草”参加这个展览，因当时的一些原因，要再跑一趟或者寄送都比较困难，所以没有参加这个重要的展览。至于宋钢的作品“活页日记之一”至今都未归还，亚太博物馆馆长几经人事变动，前后馆长都敷衍搪塞，当时中国艺术家很单纯，而后来对方如何盘算就不知道了。具体情况见“张娜VS宋钢”访谈，“曾玉兰VS宋钢”访谈），还有就是受赵无极画风影响的山水风景。

 

劲草 （布面素描）1984 180X150CM  吴松

活页日记之一，1988 宋钢

 

记得学校对学生对老师办展的管理是比较宽松的、鼓励的，这好像逐渐的变成一个传统。1980年我二年级时创作的泥刻版画“藏区记忆系列”在黄桷坪校区老教学楼（红楼，一边是绘画系，一边是工艺系）一楼做过展览，当时是为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学校预展选画，我挂了大概有三十张版画，打擦边球借机做了一个展览，好像是在一楼版画系的一个教室（当时为了展览，教室都用来作为展室），是表达阿坝藏区的记忆，创作源于阿坝州写生时，对藏区的天、地、人的恢弘、苍劲、强烈的直观感触。作品展览和展览后还很有影响，作品是在泥制成的版子上刻印的，有强烈的写意味，这与当时盛行的照片素描风版画大相径庭。（之前山西的老版画家力群在上海的《美术丛刊》发表有“四川版画今不如昔”的文章。四川版画历来很有影响，力群的文章主要是针对由四川版画引领的全国版画的素描照片风的单一趋向而写的，很有反响）。许多版画专业的和我景仰的老师以及全国范围的都借去观摩，马一平先生专门找我谈画谈艺术，找了峨影厂的专业摄影师拍照。评价很高，很受鼓舞。但也有人认为是“不安心专业”（我是国画专业的学生，这对于学生而言，在当时也是不好的评语）。
 

好像是1983年，赵无极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个人作品展览，当时只看到他的画册，已是很有震动和启发，受赵无极画风影响，尝试将宣纸裱到画布上作综合材料的山水风景绘画。我做绘画的综合材料实践在当时的中国可能是做得最早的那一批人。自己是中国画专业的，然而也画油画，还做版画。因此，在84年起，85、86年吧，很自然的，画了一批综合类的“国画”。版画的影响也体现在我的毕业作品系列中，绢本的，有版画的黑白布局的特点，很多地方是没骨晕染的，在《中国美术报》85年15期（高名潞先生的责编）有刊载，有署名曦林、阿敏·写的文章，86年的《美术之友》也有刊载，是针对“第六届全国美展"的批评和质疑发的文章和选图（六届美展后，全国美展在美术界已再无过去一统老大的地位）。

 

温柔的威胁 （宣纸、画布、国画色、水粉色、蛋清、墨）1985     吴松

 

李万瑜：您如何评价85新潮美术？

 

吴松：“85新潮”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不仅仅是发生在美术领域。文革结束，伤痕文化之后，乡土艺术，现代主义形式美学的艺术也发生了一些影响。之后文化表现上有一个疲软期，政治、文化的管理也有一个相对真空期。而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现实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外部世界价值系统的撞入，使这场变革开始深刻的改变着人们的参照体系，“85新潮美术”便是这个疲软期之后的一个艺术喷发，带有强烈的批判与反叛意识、个人主义意识；它还表现为对西方现代主义以来的艺术的全面复制、学习与实践。
 

    虽然习惯以89现代艺术大展的落幕作为“85新潮”的结束，但新潮美术所带来的启发性意义是重要的和具有延续性的。

李万瑜：现在30年过去了，您会如何评价当年的自选作品展览？
 

吴松：川美地处西南一隅，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教育的背景和资源上与全国的其它美院相比，并不占优势，但正因为如此，政治的强力有作用，但并不强，学校文化中有批判意识的氛围，遇到不能接受的事情，师生的反弹也强，并且往往能够成功，有一种追求自由平等的气息；师道独特，不同代纪、不同学科专业的教师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教学相长，亦师亦友，是川美当时师道大的气象；领导开明，有远见，学校顺势而为，推波助澜，“学生自选作品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发自觉的发生了。几十年过去了，“学生自选作品展”、“教师自选作品展”的意义特别值得一提：正是在体制内宽容和鼓励边缘与野生的艺术活动，逐渐形成一种川美气质，促使了川美逐步从边缘走向了主流。当时推动川美的师生，许多人当时在学校也是属于边缘性的人物，然而正是这种“边缘”，非主流的状态，使老师和学生们可以更自由的深入的思想和创作。
 

“学生自选作品展”体现了大学的某种意义，即追求学术自由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追求独立的人格、平等的意识等，这些在当时的有些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

 

川美师范系85级入校30年聚会，在吴松家合影。

 

李万瑜：很感谢老师详细的回忆，从当时的一位青年教师的角度谈了对当年学生自选作品展的感受，提供了一个很新颖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