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粉彩花觚修复前

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在哪里？如果没有老师傅指路，一般人未必能找到那个不起眼的小门。

门上没有挂牌，文保中心主任吴来明说，原本想在门外写个“闲人免进”，毕竟里面放着那么多珍贵的宝贝。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

堆放在这里的文物，大都在地下度过几百上千年光景，难免有所损害，有些甚至破损不堪，丝毫看不出其身价。不过，上博有这样一批神奇的修复专家，专门修补这些支离破碎的文物，待在上博展出时已容光焕发。昨天，记者走进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的小院，探访文物修复专家的工作流程。

修复：传统工艺结合现代科技

不少观众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对朱门大院里老师傅静坐修复珍宝有一定印象。而在上博文保中心，记者看到天花板上装着一排医用无影灯，桌上还有医用的放大镜、牙科工具、喷枪等，文物修复师就是用这些工具给文物做诊断和医治的。

虽然文物修复上没有所谓的“海派”，但上海对全国文物修复还是有所贡献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曾把江南一带从事古董修复的人员全部集中到上海，再派往全国。现在，不少省市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工艺和技能都是那时候从上海传过去的。

上海博物馆1958年建立文物修复部，1960年又建立文物保护实验室。去年，这两个部门合并成立新的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吴来明说，目前的修复工作主要是：器物修复、书画装裱和工艺修复。器物修复主要是修青铜和陶瓷，工艺修复主要是修家具和漆木器。这些基本都是几代师徒相传保留的手艺。

“国外的保护和修复是不分家的，他们的保护以仪器保护分析为主，而我们的保护也包含修的部分，如去锈、除霉菌等，而专门的文物修复主要指整形、补缺等。”尽管目前文物修复和文物保护的办公室是分开的，但真正干活时，还是提倡大家一起合作，修复人员有什么技术上的要求，监测人员就辅助做仪器分析，而监测人员在对文物做实验时，也需要对修复工艺有所了解。

“现在强调传统修复工艺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这是我们要走的路。”过去的修复颜料容易变色，现在有了汽车漆，颜色可以长久不变，但用到文物上有没有损伤，需科技部门监测。而青铜器上往往有被锈覆盖掉的铭文，过去靠修复去锈，这很容易损伤铭文。现在只要拍个X光片，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根据这个再去“抠字”，修复人员就更有把握了。

保护：被动抢救走向主动预防

上海博物馆自1996年10月12日建成开馆以来，全年无休开放近20年。随之，各种恒温恒湿设备、安保消防设备隐患开始显现。据了解，为了保护文物，上博决定明年启动大修。

当初，这则新闻爆出来，是因为一个“小插曲”。有参观者发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展柜中发现疑似“干燥剂”纸袋，就质疑博物馆恒温恒湿设备存在问题。其实这些是“调湿剂”，是文物保护中心科研人员的实验手段。

说起“调湿剂”事件，吴来明有些哭笑不得，这其中包含着对文物保护的“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理念的区别。所谓抢救性保护，就是东西坏了再去修。而预防性保护则是从环境的角度来思考对文物的保护，确保包括文物库房、展厅等空间中的各种物理、化学、生物条件符合文物保护的需要，使文物处于一个稳定、洁净的安全生存环境中，延长其寿命。就像对待人一样，要给文物“治未病”。

上博文保中心是全国唯一的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这种调湿剂正是他们进行预防性保护课题的研究成果，目前已在全国推广应用。2010年，敦煌曾出借唐代经卷和泥塑佛像等珍贵文物在上海世博会城市足迹馆展览。当时，世博展馆内没有专业空调系统调节温湿度，为了保证展览环境湿度不超过37％，上博研究人员在展柜中放入调湿剂、吸附剂等材料，并定期进行更换。为期6个月的世博会，光是调湿剂消耗就高达2吨。为了深入进行研究，研究人员也会放一些在上博展厅中做监测，便于进一步开发检测。上博文保中心正在做全国环境联网监测平台，把预防性保护上升到风险预控的阶段。

“文物都有几百上千年，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对它们的保护必须由传统的‘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向‘主动的预防性保护’转变。”吴来明说。

人才：400人面对200万件待修文物

前不久，大英博物馆展出被尘封了六年的中国古代名画《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此前，《女史箴图》被尘封的原因是“老得掉渣”，能够让它重现当年神韵的是一位叫邱锦仙的上海修画师，在去大英博物馆之前，她在上海博物馆书画装裱室工作了15年。

“上博的文物修复有三个特点，传承有序，精致到看不出，人才向全世界扩散。”吴来明说，大英博物馆的中国画装裱和美国福利奥艺术馆的书画修复，都是上博派去专家协助完成的。因为工艺和材料不同，尽管国外的许多博物馆可以修复欧洲的油画和日本的绘画，但无法修复中国画，导致大量馆藏中国画只能尘封。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抢救中国的文物，邱锦仙决定留在大英博物馆工作，在把传统修复技术传过去的同时，也为他们培养修复人才。

除了向海外送人才，上博修复人员中也有在意大利学了八年油画修复的“海归”。吴来明发现，国外的文物修复与科技结合得很好，教学生怎么用机器来做监测分析；而国内的修复专业还是偏知识性的，实践条件相对缺乏。

目前，上博新进文物修复人员中尽管不乏“家中祖传”手艺的，但大部分都是高校毕业生。虽然现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和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都有文物修复专业，但对于文物修复而言，除了专业知识，手上功夫和经验可能更重要。据统计，目前国内铜器、瓷器、书画等需要修复的文物多达200多万件，而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只有400人左右，人才缺口非常大。许多博物馆里几乎没有专业文物修复人员，只得依靠外力。吴来明介绍，目前国家文物局正在加强对文物修复人员的职业教育，培训动手能力，“我们也希望传统修复和科技更好地结合，尽快与国际接轨。”

陶瓷修复专家杨蕴——就像维纳斯残缺是种美

上博的陶瓷修复来自哪里？上博陶瓷修复专家杨蕴说，上博最早陶瓷修复专家是从社会上吸纳来的工匠艺人，毕竟陶瓷不像青铜器，寻常百姓家中也有，但流派没有像书画装裱那么复杂。

杨蕴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在这行已干了27年。过去，青铜器修复一直是上博的强项，杨蕴进上博后，先跟着黄仁生学了四年青铜器修复，之后才跟随陶瓷修复专家蒋道银学习古陶瓷修复技艺。几年前，蒋道银退休，杨蕴开始带起了学生，把师父教的技艺继续传下去。

工匠精神是一两万个小时累积的

杨蕴带徒弟，也是强调上手做。“这就跟打拳一样，打三年还是打十年，有没有天天练，都是不一样的。现在都说工匠精神，我认为工匠精神就是一两万个小时累积下来的。”工作室的窗台上放着几匹马，乍一看像出土文物，其实是给学生练习上色的复制品。她的学生张力程是个“准90后”，当初看中他，是觉得他的耐心和细致适合这一行。“有些年轻人本来满腔热情地说要来，我们还在考虑时，他们已经签了别的单位。毕竟这一行的薪酬、待遇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

虽然陶瓷修复在全国各大博物馆都有，但要论做得精，上海是首块牌子。陶瓷修复精到什么程度？杨蕴拿出一个康熙粉彩花觚，如果不说，完全看不出它“肚子”上曾有一圈明显的“接胎”痕迹。杨蕴介绍，像这样的瓷器修复，先要把接胎的地方补全，打磨平整，再铺上白色底色，然后绘画，之后还会做一个仿釉层。这样全套做下来，放在陈列柜里，公众根本看不出这件瓷瓶曾发生了什么。

像这样的花瓶还算完整。瓷器出土后，往往碎得很厉害，得一点点拼起来，跟玩拼图差不多。不过，修复专家做这样的拼图也有技巧。“我们会找特征，底部和口沿是最有特征的。找到之后，再从两边往中间拼，然后再补缺、打磨、上色等。”

在青龙镇考古大展上，有一个唐代长沙窑褐釉瓷拍鼓，这个造型优美流畅的拍鼓从考古人员交到杨蕴手中时，只是一大堆碎片。在这一大堆“疑似拍鼓遗体”的碎片里面，杨蕴找了半天发现，不少碎片根本不是拍鼓身上的。剔除“混入者”，最终拼出来的形状只有小半个拍鼓。还好，拍鼓的形状是左右对称的，通过镜像复制，杨蕴最终复原了拍鼓的另半边。当然，这样做也要有可靠依据。正好，有位上博专家在景德镇见到过一模一样的拍鼓，并拍下照片发给杨蕴，其理论也得到考古人员的认可。“我们在修复前，一般先要有一个修复方案，要得到陶瓷部、考古部的认可，最后确定下来才能着手进行。”

文物修复原则都是要达到可逆

瓷器上往往有精美的工笔彩绘，一旦发生残缺、断裂，就得接笔。这一点，非常考验修复者的美术功底。“我们书法绘画都要学，要知道缺损处起笔落笔的地方，如何布局，对色彩也要敏感，补上去的颜色得调得跟原来一模一样。”杨蕴的办公桌上放了各种笔刷，但颜料并不多，原本她只用红黄蓝三原色加白和黑，后来又加了常用的玫瑰红，所有的颜色都用这些调出来。这些颜料是进口喷漆，杨蕴介绍，每个人习惯不同，有些人用丙烯，但她用喷笔比较多。“丙烯适合手绘，有时我也结合着用。”

杨蕴说，所有文物修复原则都是要达到可逆，包括着色剂、黏贴剂等可以用丙酮等清洗掉。“陶瓷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样做，也是为了方便材料更新以后，可以重新修复，也是将对文物的二次损坏减到最小。”

“新《文物法》出来后，对文物时刻要有安全意识，有新的技术应用也是好事。”杨蕴说，有些陶瓷是有裂缝的，往往肉眼难以察觉，但如果直接在上面翻模，可能会造成裂缝延伸，使用3D打印设备可以在不接触文物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扫描，除了减少二次损害，还可以做镜像输出，比如修复拍鼓时就用到这样的技术。

尽管“精细”“修好后看不出”一直是上博文物修复的强项，但如今的修复工作也有新的理念融入，包括在修复的同时尽量少干预和影响文物，避免遮盖、损失原来的信息。杨蕴介绍，如今，国际上常用的是可鉴别修复。

上海博物馆会根据文物的具体损坏情况，有针对性的对部分文物做可鉴别修复。比如2012年幽兰神采元青花大展上，有一件元景德镇窑青花鸳鸯莲池纹套盒，在修复时，杨蕴就吸收可鉴别修复理念，将100多片碎片黏贴后，缺失部分的图案并没有做添补，让套盒保留了一块空白。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的确没有图案依据，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保留缝隙两边的青花图案不因覆盖性修复而被遮掩，使观众可以清晰欣赏到花纹和釉色。“就像维纳斯一样，有时残缺也是一种美。”

青铜器修复专家钱青——没依据不能做除非看到实物

上博的青铜器修复和陶瓷修复都是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非常严格明确的师承关系。

说起文物修复，很多人都觉得是从清宫里传出来的。上博的青铜器修复如果要上溯流派，的确传自宫廷。青铜器修复专家钱青介绍，据说祖师爷是清宫造办处的一个太监，带了几个徒弟，之后这门手艺才慢慢流传出宫，其中有一位叫做王德山的师傅，把手艺传给王荣达。王荣达把这门手艺传到上海，他在上海博物馆从事青铜器修复和仿制工作长达30年，也是上海这一脉的祖师。王荣达在上博收过几个徒弟，其中有顾友楚和黄仁生，而黄仁生正是钱青的师父。

上博修复堪称完美

算起来，钱青已是上海这一脉的第三代了。她19岁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进入上博工作，从事这行23年，再往下，她也要带徒弟了。

钱青以前学的专业是雕塑，也会刻翡翠，对大的造型能力和细致的纹饰雕绘都有基础，但真正的手上功夫，还是进馆后由老师傅们言传身教带出来的。

老师傅怎么教？刚过来前几个月，师父不教手艺。干什么？先做工具。“不像现在修复工具都能买到，我们一开始连刻花纹的刀都要自己打，从一根钢棍开始敲，敲敲打打整整三个月。＂钱青说。

不过，制作工具，也是在练基本功和耐心，这对于文物修复很重要。那时候，老师傅都有自己的绝活，很多技术都是偷学来的。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学习没有诀窍，只能多看、多想，自己多做，不停地练习，不断地感悟。悟到的就留下，悟不出就离开。“这些就是手艺活，现在用的很多先进的修复设备，像激光除锈、3D打印等，都可以借鉴，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以传统经验为主，结合现有的技术手段和新材料做研究对比，找到更多更好的修复技巧，重要的是把这些融汇贯通。”钱青说。

谈到青铜器修复，上博的青铜修复技术不仅在全国领先，而且以精致完美着称。能做到修旧如旧，同时又可逆。很多外地博物馆和海外的收藏家都会拿青铜器交给上博修补。

残破青铜器在上博库房有许多

眼下，钱青手里有一件残破不堪的青铜匜，胎薄、碎得厉害，有多处缺损，这是她帮其他博物馆修复的。匜是一种水器，现在看起来锈迹斑斑，但仔细观察，仍能发现上面的细小花纹。钱青判断，做好除锈后，应该是件非常漂亮的青铜器。对方要求做完美修复，按照传统，从做泥胎造型开始，然后翻石膏、刻纹饰等，最起码要花几个月。现在尽管有了可逆材料树脂，节省了浇铸时间，但其他环节一个不能少，而且铜器的纹饰是对称的，缺损其中一半，另一半只能重新刻，时间很紧张。“其实运用电脑技术，可以用镜像复制技术建模然后3D输出，这样省时省力，但这件青铜器的纹饰非常精细，在精细度上，目前的3D打印技术还达不到。”钱青笑着说。

她手中还有一件修了多年的青铜器，根据造型和纹饰考证，应该是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的青铜觥。觥是一种酒器。这一青铜觥曾在大跃进时期被当做废铁烧掉，当年，上海博物馆已故馆长马承源把它从废铁场里救下来，放在库房许多年了。“因纹饰非常精致，缺损太多，修复难度很高。之前有前辈修过，没有修好，一直放着。”不过，上面精美的凤鸟纹引起钱青的兴趣，她把这尊破碎的青铜觥从库房拿出来，按照已有的部分补上残缺，先做初步的胎，再做倒模、浇铜，铜片做旧。如今，青铜觥的主体部分已经补好，精密的花纹通体一致，但背后有一大块缺损。因为这件觥很特别，是椭圆形的，找不到依据，没办法继续做下去，只好又放下了。

尽管背后缺损，觥的“鋬”（把手）却早就做好了，只是无处安放。钱青介绍，鋬也是通过找到的图片资料做的，上面雕刻的兽头图样根据同时代出土器物的纹饰对比，至少摆上去，别人不会说错。“凭空做个鋬不是比补上背后缺的那块更难？”记者好奇地问。“鋬可以从图片资料上看到，但背后那块由于被鋬遮挡，照片里看不到细节，没依据就不能做，除非看到实物。”钱青说得很坚定。

类似这样的残破青铜器在上博库房还有许多，要将它们修复如初，花费的时间可能长达数年。“如果这件觥修出来，肯定放中心柜位置的，因为觥本来就少，圆型的觥就更少，而且纹饰如此精细。”钱青还记得，这是马承源先生当初的原话。

这个完整度已达80%的青铜器不能就这么陈列出去吗？钱青摇头：“我们的理念和国外不一样。国外一般的文物修复类似考古修复，颜色与纹饰相近，有的还特地用线条和颜色区分出来，而中国人的理念是要完美、完整。完美修复和一般的考古修复相差很多，难度也相差很大，我们等于是过去古董商的修复，以前他们用这种技术制作赝品。”钱青准备请学术部门专家一起讨论、找资料，希望青铜觥可以在她手里早日“重生”。

记者手记

向工匠精神致敬

要去采访上博文物修复专家，其实并不容易。两位老师傅都很忙，只能抽出一段午休时间跟我聊。

也许是因为这份工作的神秘性，不少公众都想看一看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情形，尽管上博也有在东馆开放文物修复的计划，但实际操作难度不小。首先，在大家的围观下工作，文物修复师心态会受到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不是真人秀，有可能连续几天，观众都看到我们在做单调重复的除锈工作”。

“修”的过程真没什么好看的，盯着看几个小时的除锈，观众难免会感到枯燥无聊。真正有趣的是修复前后的反差对比。外国修复只要黏上就好，但在中国一向强调的是完美、圆满，就像钱青手里那个修了多年的青铜觥，没有补上最后一块，绝不肯以残躯呈现在公众面前。就是这种对“完美”的苛刻追求催生出传统修复技艺，以及承载于技艺之上的工匠精神。

“所谓工匠精神就是十几万个小时累积下来的。”采访中，杨蕴的一句话引起记者注意，原本可用作标题，但次日，她跟我纠正说自己的表达不准确。“十几万个小时太多了，我算了一下，10年按照工作日来数，应是1万9千多小时。”1万还是10万，尽管在我们看来都是虚数，但对于文物修复师来说，每一个数字都要严谨。严谨，又何尝不是工匠精神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能够修更细致的东西，修到不露痕迹，这一让上博文物专家们引以为豪的修复特点背后是以健康为代价的付出。修复所用的很多都是医疗设备，每次修复都像在做外科手术一样：在无影灯下盯着文物上的细小花纹，时间久了，眼睛都吃不消。“有时候也很矛盾，这一行要做十年才会有体会。但人的黄金时间就那么长，能有多少段又有经验又有充沛精力的时光？”这是他们内心的纠结。纠结归纠结，日子依旧在修修补补中流失，一批批残缺的文物在他们的手下得以重见天日。

我们在欣赏展览时，要由衷感谢这些文物修复专家，是他们每天的机械劳作和严谨追求，让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文物得以“完美”呈现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中华古代文化的魅力。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