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纳“一不小心”画了一幅《台风将至，奴隶贩子把死者和垂死者抛入海中》（1840年）

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Albertina）举办的展览“浪漫主义的诸世界”展览现场和作品

大河寻源，浪漫主义的精神初衷是反抗理性的束缚，也反抗强权的压迫。认真梳理和思考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程，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当历经语言转换、市场狂欢之后，当代艺术在哲学与政治学维度上的精神疲软表现在面对美学与正义关系的冷漠与犬儒。在当代艺术中，浪漫主义精神是否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浪漫主义艺术运动发生在200多年前的欧洲。今年初在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Albertina）举办的展览“浪漫主义的诸世界”（Worlds of Romanticism）以170件版画、油画、素描和草图较完整地呈现了浪漫主义的多种面向，尤其是通过浪漫主义在歌德时期的德国与奥地利的两条不同发展线索，回顾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艺术精神。大河寻源，浪漫主义的精神初衷是反抗理性的束缚，也反抗强权的压迫。在今天，重新思考浪漫主义艺术的哲学与政治维度，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那么，在当代艺术中，浪漫主义精神是否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前不久读到阿兰·巴丢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当代艺术的重大问题是怎样避免做一个浪漫主义者》。文章开头就说，“我认为，当代艺术的重大问题是怎样才能避免做一个浪漫主义者。这个问题很重要，谈起来也很难。更准确地说，问题是怎么样才能避免做一个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者。”文章论述的基础是把浪漫主义和形式主义放到一起，然后提出了十五个命题来回答“怎样不做一个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者”。在此我无意对该文的观点作出评述，我只是关注到其中的三个论述：第一，“对新形式的迷恋……实际上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我们有必要看到对新的形式完完全全地迷恋并不真是对真实世界的批判立场。”这是一个有真实意义的论题；第二，今天的艺术创造应该提出一种新的普遍性，以反抗金钱和权力的强制普遍性；第三，今天的艺术创造是人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的问题，艺术本身就带有政治性，今天艺术创造的政治性就在于向每个人证明完全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

虽然我不同意对“浪漫主义”这个概念作如此随意的、颇有污名化嫌疑的使用，但是我承认这三个具体论述是有现实意义及针对性的。作为西方著名的左翼思想家，阿兰·巴丢一直强调哲学的四个维度是“叛逆，逻辑，普遍性和冒险”，其中的每一个维度都与我们时代思考的中心问题息息相关。因此他确信“世界比哲学所认为的还需要哲学”，世界要求已经患病的哲学“站起来，走！”叛逆的思想、坚定的信念、行动的决断，难道这不也是当代艺术最需要的维度吗？其实，完全可以仿效巴丢的口吻说：“世界比艺术所认为的还需要艺术”，世界要求已经患病的艺术“站起来，走！”——这种精神维度难道真的与激进的、真正的浪漫主义无缘吗？在哲学、政治学与美学之间，激进的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精神纽带而存在；在我看来，巴丢论当代艺术的上述题目应该改写为“当代艺术的重大问题是怎样避免做一个奴性的浪漫主义者”。

认真梳理和思考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程，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当历经语言转换、市场狂欢之后，当代艺术在哲学与政治学维度上的精神疲软表现在面对美学与正义关系的冷漠与犬儒。赫尔岑曾经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有过这样的描述：“从前有过一阵，尖利的、灵敏的观众能够巧妙地敏感地理解任何一种政治暗示，任何一种勇敢的思想；这是贝朗瑞的诗歌以及库里哀尔的讽刺文章的时代；今天公众对观念、对‘言论’已经冷淡了；不仅如此，就在王政复辟时期也着实发过一通不平之鸣，可是现在我们都变成保守派了，害怕过分去攀连政治。”这能否给今天的艺术家带来些微的触动呢？在伪装的、奴性的浪漫主义被戳穿、被抛弃之后，真正的、激进的浪漫主义却魂魄渺渺、无处立足。艺术评论家朱其毫不犹豫地把浪漫主义与“美学正义”联系起来，他认为从法国大革命后席里柯的浪漫主义和大卫的新古典主义，到德国的歌德、英国的拜伦、雪莱等人的浪漫主义诗歌，艺术与政治就发生了紧密的关系，代表一种民主主义的美学政治、一种在语言美学中内含了自由主义的思想结构和精神诉求，以及一种 “个人性”的立场。我认为在今天讨论中国当代艺术问题的时候，这一条浪漫主义精神源流是不应被遗忘和被嘲笑的。

把浪漫主义与激进和当代艺术连结在一起，其背后的思想光谱是自由主义左翼，对此我们不必讳言。自由左翼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很接近萨义德对政治的那种理解——实现愿望的政治、承认的政治、改善人的处境的政治、解放的政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当代艺术可以从一种精神维度上重申浪漫主义的激进审美理想以及批判锋芒。在这过程中伴随着浪漫的、美学的和艺术的冲动，让斗争从中获得自己的灵感和审美气质。按照意大利艺术史家里奥奈罗·文杜里的说法，19世纪的法国艺术分担了道德与政治的任务，因而吸引了政治家们的关心，同时也保证了艺术的生命力。这时期的不少艺术家直接卷入到公共事务中去，例如平版印刷术与报纸传媒的发展推动艺术面向公众和社会问题。戈雅的版画、布莱克的插图、杜米埃的版画和报纸上的漫画，时代在画廊之外提供了艺术作用于社会的更有现实力量的途径。其实，只要稍微把目光投向社会，哪怕仅仅是从身边的社会新闻或一件历史事件中选取题材，作品的政治性价值和意义就已产生。像英国的透纳这样的风景画家，一不小心画了一幅《台风将至，奴隶贩子把死者和垂死者抛入海中》（1840年作），根据1783年的真实事件而作。这件作品展出后，直接推动了在伦敦召开的英国等的反奴役运动第一次大会。在政治高压下的文化氛围中，有暗示作用的图像是一把锋利的小刀，在人们的视觉记忆中悄悄地划开了一条危险的裂痕。假如在一幅静物画中有浴缸、垂地的床单、鹅毛笔、写字柜、墨水瓶和纸条，被列为禁忌的法国大革命的形象难道还不呼之欲出吗？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浪漫主义的革命者形象起码在意大利风格的共济会革命秘密社团中就已有呈现，到了1830－1848年，街垒、民众、新兴而且铤而走险的无产者为这幅图像增添了新的因素。在19世纪上半期，激进的左翼艺术终于在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光环与象征，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在1831年5月1日在巴黎展出时，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德国著名诗人海涅还专门写下了赞美的诗歌。当然也引起了“反对丑陋理想”、“反对唯物主义”的喧嚣，年轻的评论家古斯塔夫·普朗什却致以欢呼，认为德拉克洛瓦“担负着特殊的严峻的使命，呼唤着社会的重建与制度的更新”。毫无疑问，富有自我意识和战斗性倾向的浪漫主义与自由、正义事业的内在联系是19世纪思想中的重要主题，但是在日后，浪漫主义与乌托邦被一视同仁地视作19世纪应该被嘲弄的主题。关于浪漫主义与政治的关系，德国学者卡尔·斯密特的《政治的浪漫派》（世纪出版集团，2004，原著出版于1919年）作出了极其深刻的分析，他把对浪漫派与19世纪宏大的历史结构联系起来看待，并且期许在达到更有意义的深度中提出批判性的思路。对于当代艺术发展不无启示的是，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感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不如说是审美上的——那种平庸而邪恶的官僚和市侩的资产者的反感。

回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前世今生。阿雷斯·艾尔札维克认为，在1970年代初至80年代晚期的苏联、东欧、中国、古巴等地区，政治对艺术的影响已经改变，艺术革命陆续发生；这些不同国家的艺术样式、风格中由于传统和民族的因素各有显著差异性，同时也有暗合与呼应的情境。例如中欧与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写实主义”、“第二波现代主义”和“解构的后社会主义政治艺术”与中国“85新潮”前后的发展正有某种相似之处，尤其是波普艺术中对各种政治符号的挪用、拼贴，以反讽的语意策略表达了对政治的关注和距离感。然而，消费主义与新威权主义的浪潮很快把一切席卷而去，各种主义、姿态竞相出场的平庸的多元化中，唯独失去的是饱蘸着“血色黄昏”的美学正义，当然也失去了激进的、批判的浪漫主义踪影。

现在我还无法描绘激进的浪漫主义如何在当代艺术中复苏的情景，我只是想起台湾左翼现实主义画家吴耀忠（1937-1987年），台湾战后现实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他在艺术上师承写实主义大家李梅树， 1968年因“民主台湾联盟”获刑，至1975年出狱。他创作的《山路》（油画，1984）表现出把现实主义写实艺术与激进浪漫主义精神相结合的努力。画面中一名无头的白衣男子正迈步向前，右手提的布包里显然是他自己的头颅，血腥而决绝，他对革命的看法赤裸裸地呈现在画布上。吴耀忠在这条“山路”上所追求的，就是激进浪漫主义的力图实现的美学正义。研究德国浪漫主义的学者萨弗兰斯基说，浪漫主义的强力复苏是1968年大学生运动的结果，他认为作为一个时代的浪漫主义已经过去，但作为精神姿态的浪漫得以留存；因此，“我们不能失去浪漫主义，因为政治理性和现实意识太少关注生命。浪漫主义是剩余价值，是美丽的与世隔绝的充盈，是意味深长的丰富。”这也应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箴言。

编辑：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