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当代艺术在时间维度之上强烈阵痛，时代精神助产困境，艺术前路未明……
 
从千禧年开始至今，中国当代艺术在这个复杂且多元的时间节点之上日渐萧条，重负下的文化策略被对艺术本身的关注所取代。全球语境下的艺术实践、资金的介入，伴随着中国在高速发展之中带入的诸多社会性问题，艺术有了更多的矛盾、冲突和体验。面对上述问题，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将艺术的时代转向化为一场探讨，并举办了中国当代艺术群展“转向：2000后中国当代艺术趋势”。
 
此次展览于2016年7月23日下午开幕，由艺术史学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易英担任学术主持。展览基于两种当代艺术的“转向”（架上—观念、形式—社会性）概念，52位/组艺术家的绘画、雕塑、装置、录像、动画等多种媒介形式的作品依随“转向”的线索次第呈现。对于此次极具探讨性质的展览，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翁云鹏说：“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能带来可讨论的线索，也指出未来当代艺术的某些趋势。”而为了准备这场展览，易英教授及其团队准备了将近一年，在作品的选择上几次更迭，以使得作品与展览主题更为契合。在参展艺术家与艺术作品的选择上，易英在展览现场表示，他们采用的是排除法，除去学院派和传统艺术等部分，所选艺术家与作品的“当代”性质明显。
 
同时，在展览期间，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还举行了以“转向”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易英、艺术家刘旭光、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独立策展人冯博一、艺术评论家鲍栋、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王春辰先后针对各艺术、哲学、社会问题等展开讨论，以此解读中国当代艺术的趋势转向。
 
围绕着2000年以来这个时间节点，当代的艺术追随时代转向。易英先生说道“进入21世纪，艺术形势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多样性，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对中国的直接冲击，民族自信心的空前高涨，经济繁荣与个人生存的落差，民主化进程的发展，社会群落的分化，都以不同方式反映在艺术中；艺术本身也不再有相对统一的形态，各自不同的媒介和各自不同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艺术取向。”
 
在易英看来，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有着形态上的转向、形式向社会性转向两部分。“形态上的转向”主要是语言学、观念的部分，80年代的群体式艺术运动和90年代迭起的政治波普已趋近终结，绘画、雕塑等传统的艺术形态逐步跨入观念性的转变；“形式向社会性转向”是社会性的，它的重点已近从形式主义转移到社会问题的实践。新的视觉表达仰赖于互联网、影视、高科技、新媒体的介入，艺术形态的推进逐步摆脱艺术自身的创造。
 
在2016年7月24日的研讨会上，刘旭光的《介质叙事与当代语境》和王春辰所讲的《真实的与非真实的——中国当代艺术需要人的价值观》或多或少地呼应了易英“形式向社会性转向”的部分。刘旭光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转向”实际是从“物质媒介到数字媒介的转换”，全新的视觉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为艺术扩容，比如VR技术。而王春辰表示科技革命让艺术的视觉体验逐步将艺术本体剥离，而是向社会问题逐渐靠拢。为此提出疑问他说：“当摄影、新媒体录像、数字化技术成熟化运作后，今天我们能否真实地面对它?愿意接受技术对今天艺术世界的改变，甚至是交互的社会关系的改变？”他认为，艺术家的身份日渐转变为一个社会组织者，艺术不再是一个艺术产出的过程，而是一个参与的过程。
 
对于这些转向趋势的背景，高全喜认为，2000年以后的“艺术本体”已经迷失；而鲍栋则指出，2000年之后的艺术受众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在大陆内部没有主流的观众：艺术家他是地下的，很难进入到政府性的，或者相关公共空间，那个时候观众和艺术家基本上是同一波人。2000年，一场国际展览让更多观众看到看到当代艺术的全球图景是什么。”冯博一根据个体经验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转向，与空间位移（如圆明园艺术家村、798等地）有着较大的关系。
 
对于转向带来的问题，凯伦•史密斯则强调，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艺术体系，并在转向之中需要预留一部分空间去实践、去判断。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16年9月4日。
 
 

编辑：马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