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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职业艺术家调查报告
0条评论 2017-04-21 09:19:29 来源:中国美术报 作者:陈明 张婷婷 任旭 金新 殷铄 李腾 石豪 王晨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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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通州区潞城镇北京副中心建设工地驱车,沿宋梁路往北绕过宋庄上京榆旧线一直往东就是白庙村,全程不到10公里。在白庙东北部还有很多经济落后的村庄,其中可以看到一个红砖小楼,墙上硕大的“艺术区”三个字把它和周边的破旧农居区别开,这里的居住者多是从宋庄迁来的。2015年,北京市行政副中心东移通州的政令下达,本已产业化升级的宋庄艺术区更加躁动起来,地区政府的地产规划和商业资本大举介入,使得原本平易近人的农村地价翻倍上涨,从而改变了许多聚居多年的艺术家的生活环境,一些没有经济支撑的艺术家不断向周边更偏僻的地方转移,白庙村的这个“艺术区”楼新建不久,旁边还有另一栋没有完工的建筑。这里有一批我们称之为“职业艺术家”的人。

在当代中国,有多少艺术家称得上是“职业艺术家”,或者,哪一种艺术家能被称作“职业艺术家”?职业艺术家,是指体制外的艺术家,还是指依靠艺术创作的收入来维持生计或者发家致富的艺术家?或许,这个定义并不重要。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也许是不愿意被称作“职业”艺术家,也许还不愿舍弃那一份“体制内”的工资,总之,声称自己是职业艺术家的人并不多。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走近和接触这一群体。一个月以来,我们走访了北京的宋庄、798艺术区,成都的蓝顶艺术区,上海的新桥艺术区,以采访和走进艺术家工作室的方式,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些鲜活的故事面前,一切猜测都显得苍白。那么,中国的职业艺术家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的创作状态又是怎么样的?

上世纪末,艺术家杨少斌和他的爱犬在圆明园的工作室
上世纪末,艺术家杨少斌和他的爱犬在圆明园的工作室

行走在自由与束缚之间

2015年11月,纽约佳士得“画家与缪斯晚间特拍”的拍场上被莫迪里阿尼的《侧卧的裸女》点燃至沸腾,最终中国藏家刘益谦以1.7亿美元(约合10.8亿人民币)的价格拍得作品,又一次刷新了人们对“天价”艺术品的认识。而创作这幅作品的那一年,年轻的莫迪里阿尼只有33岁,还落魄地混迹于蒙马特高地。同样是2015年,另一位喜欢绘画的落魄年轻人,正窝在北京宋庄的工作室里考虑着怎样给自己的作品定价——他需要钱,因此反复思考着,一幅看上去还不错的肖像创作究竟卖到多低才有市场。

最后,他给出的底价是200元。

卖画

自从张中阁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发布了一条《卖画(亲近勿扰)》的推送以来,已经有不少买家联系上他。在那条微信中,他在一堆新画的素描头像作品照片前面写道:“当我为以200元一张的价格卖掉肖像画感到心理不平衡的时候,一个女人对我说:‘我喜欢你的几件事是,你第一次因为没有钱求别人给你一份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你的钱包快要掉进水里,你却一把抓住的那一刻;当你一想找工作就想去工地搬砖的时候……’”

“女儿刚出生,我的画卖得不好,岳母看不到什么希望,一着急和我吵了架,我就开始画这些素描画了。它们很便宜,我觉得这样应该能卖掉。”张中阁回忆道。这些素描带着强烈的个人风格、不俗气且足够精致,价格又足以令每个买家感到“捡了大便宜”,确实很好卖。这鼓励他照着类似的风格继续画了一大批,卖画的微信也接连发了四条。这些微信好像一夜之间就被扩散开,而每一位买家都会惊讶于作品的质量和低到不正常的价格,没有几个月,他几乎将这批素描画卖光了。

宋庄镇北寺庄村是张中阁在2015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这里看上去跟任何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小村子没有多大区别。它位于北京的边缘,也是宋庄的边缘,与河北燕郊只隔着一道潮白河。那一年,女儿的出生带来了心理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他搬离了已经生活了许多年的宋庄艺术区。这次搬家,宋庄附近的几个村子和燕郊都在找房的搜寻范围之内。最终,住在北寺庄村的一个画画的朋友介绍了一个小院给他们。比起在2015年每年租金三四万的宋庄艺术区,北寺庄村这套年租金1.8万块的小院显然更加合算。妻子看过了小院的照片,他趁她在家中照顾女儿的空当去看了房,然后就搬了家。

潮白河的黄昏,这里是北京与河北的交界处
潮白河的黄昏,这里是北京与河北的交界处

卖画的微信吸引来了许多陌生人,当然也有熟人,几年不联系的同在北京的老同学也辗转找上门bb来要买画。那一年,张中阁还没有微信,也不怎么用手机。一个春天的午后,在妻子孙艳打了许多个电话为老同学指路之后,他们终于见了面。张中阁坚持让同学来家里吃饭,“不要出去吃了,来家里,孙艳做饭很好吃。”语气里充满热情和对妻子厨艺的骄傲。

张中阁的小院在一排平房的尽头,门前有一小片菜地,一些看不出品种的小菜在正午的阳光下蔫蔫地泛着白光。妻子孙艳在厨房忙碌着准备午餐,这是个典型的山东姑娘,踏实、能干、顾家,做得一手好菜,笑起来十分具有感染力。她大声招呼着让张中阁抱小女儿带来客去后院看画,说话间便麻利地切好了水果。

这间小院被张中阁和妻子分作了两部分使用,前院是生活的地方,后院的两间分别是两人的画室。张中阁在外间屋画画,画具被七零八落地堆放在屋子里,连同一簇簇干花和植物堆放在一起,看上去灰扑扑的。屋子中央架着画架,上面是一张还未完成的一开大的素描,正是微信中的那种风格。张中阁说,大学时油画工作室出身的他已经好久不画油画了,他日常的创作材料变成了坦培拉、水彩、铅笔。原因十分简单实际,“经常搬家,油画材料收拾起来太麻烦”。对他来说,使用什么材料只是作画的手段,能持续地画画才是他真正关心的事。谈起这批卖得不错的素描,张中阁称它们“有‘卖相’”,但他自己却“并不太喜欢”。说罢,他打开角落的箱子,拿出一大叠纸上作品,“这些都是最近一年画的,我比较喜欢这些,有意思”。这些画被看似随意地画在了几乎是一切可以找到的纸上——普通的泛黄的素描纸,旧的报纸、杂志,颜色鲜艳的包装纸背面,不规则的纸箱、纸壳上……水彩、坦培拉颜料、油画棒、色粉、炭条等材料被无序地叠加在一起,构成一幅幅暗色调的画面,它们与那批好卖的素描十分不同。作品中常常出现一些看似莫名其妙的物象,这些物象的来源十分杂乱,也许是电影、照片、杂志,也许是院中的植物、角落的摆设,也许是女儿的玩具、妻子的衣服……这些大大小小的画摊开了满满一桌子,这间并不太大的工作室好像变成了一座堆叠着回忆和情绪的暗色的岛,渐渐充满了一个瘦削寡言的倔强青年的生活片段。而这些奇异片段的男主角,此刻正闻着前院传来的饭香,一边淡定地坐在一旁哄着还不太会说话的小女儿,一边往自己嘴里塞着西瓜。

一半与一半

2017年,张中阁和孙艳早已经离开了北寺庄村。买车、买房,生活似乎一步一步比之前有了起色。而他们下决心买房的小区,正是当年潮白河对面的那个簇新的小区。当年那些看上去整齐划一的楼房,现在其中有两套复式是他们的家,一套用来生活,一套当做工作室。依然是往常的分配,工作室一人一半,孙艳在楼下,张中阁在楼上。

孙艳工作室

孙艳工作室
孙艳工作室

孙艳是个每天都在画画的人,非常用功。但有许多年,她“画不出好的作品”,所以也没有什么稳定的收入。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她也带过考前班,但在2006年以后,所有的收入都靠着卖画。而在那时,最难过的故事莫过于厚着脸皮求别人买自己的画了。“还有一次询问一个朋友,能不能把我的画拿到当铺去当掉,结果是那朋友借给我两万块。这种糗事我也干了!”就这样熬了很多年,她终于开始画出自己想留下来的作品。2014年春节,老东家突然冒出来买了她几张画,第二天早上就打了钱过来,“那年的春节,我过得很踏实”。孩子出生之前,孙艳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绘画上,从这些年来她作品上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早期作品中的物象渐渐消弭,取而代之的是类似某种被无限放大的充满秩序感的“局部”,她笔下的一簇簇的火焰、紧密排列的鳞片、被放大的纤维和绳结都以各自的形态形成画面上的秩序,这种秩序感就好像一遍遍冲刷着沙滩的海浪,在重复与恒常之间积蓄着无穷的力量。

“孩子出生以后,我和中阁压力都很大。我的作品出得很慢,时间又非常少,双方都很难互相理解对方,就经常吵架。”也许这是孙艳生活中必须要面对的困境,她把丈夫和女儿称作“生活的历练”。而在这场“历练”中,孙艳的平衡法则便是“一半与一半”。工作室一人一半,每天的时间一人一半,而两个人在婚姻中也尽量独立。“小时候的理想是长大了当画家。那会儿觉得,我的人生就两件事,一件是画画,一件是找个男的结婚,生个孩子,一家人一起风风雨雨一辈子。我应该算实现理想了吧,真的非常满足。”或许就是这份满足感,让孙艳一路勇往直前着,做到了很多普通女性无法做到的事情。

“来到燕郊最大的变化就是稳定了吧,再也不用发愁房租。燕郊和北京一河之隔,有车了,所以也没觉得离开北京。我挺喜欢和这个圈子之外的人生活在一起,从来没喜欢过住在艺术区里,所以当时离开宋庄也没什么可犹豫的。”孙艳说,其实她更喜欢画完画后,在小区里看着人们上班、下班、接孩子回家。

张中阁与女儿在工作室中
张中阁与女儿在工作室中

况且,他们的小区和周围的几个小区,都住着不少青年艺术工作者。有的一边开画班一边画画,有的以接商品画的单子为生,也有像他们这样基本不做其他工作的职业艺术家。燕郊这些并不是艺术区的普通的居民区,似乎在离宋庄艺术区并不遥远的地方悄悄地连接成了一个隐形的青年艺术家聚集地。这里的房租和房价都比河那边的宋庄低得多,似乎比所谓的艺术区具有更高的“包容度”。而画画的人好像天生就有某种“雷达”,很快便能够发现彼此的存在。这些年轻人或许曾经住过宋庄、住过黑桥、住过费家村、住过大山子,现在又因为各自的原因重新聚集在了燕郊;他们喜欢凑在一起聚餐、郊游,有时也彼此分享着卖画的资源。

同一个圈子的伙伴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向来都是重要的。即使是并不擅于交际的张中阁,当谈到他的大学时,也认为那些年最重要的收获便是“认识了一些我很喜欢的同学,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而毕业之后来到北京的决定,也与他们有关:“当时我很想画画(做职业艺术家),但是其实并没有勇气一个人来北京。毕业以后,我是跟他们一起来到了这里。”孙艳的身边从来不缺少朋友,她的性格开朗,不像张中阁那么寡言,两人结婚后更是将彼此的朋友都变成了大家的朋友,“朋友圈子对我来说很重要。人是群居动物,需要互相安慰、取暖和交流”。这些朋友中不乏年轻的艺术工作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鲜明丰满的个性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有的因为安全感不足而不停奔波;有的明明一把年纪了还有少年维特的烦恼;有的喜欢研究历史,思考深刻的哲学问题;还有像小男孩一般长不大的“爸爸”。他们是特立独行的职业艺术家,但同样担心着挣钱、买房、子女入学、父母养老这些其他普通的同龄年轻人正在担心的问题。所以,就好像孙艳与张中阁那个“一半与一半”的约定一般,每个青年艺术工作者都在日常的琐碎之中努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平衡。

也正是因此,艺术对每一位青年艺术工作者而言变成了更加重要的事情:它不但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他们的理想,是他们生而为人的意义所在。或许,由于自由职业的特殊性,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正处于或曾经处于经济的困顿之中,但正如孙艳所说:“我觉得现在青年艺术家的生存环境已经足够好了。不只是在北京,其实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做职业艺术家都是一样的,非常的辛苦。这是一份高端享受的工作,但同时也是非常艰辛的工作。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艺术家,只要是严肃认真且付出了心灵的,一定从中得到得最多,也一定付出得最多。”

艺术双城记

从北京到杭州

到毕立伟家采访时,他正随手用铅笔在茶台的小本子上画着草图。茶台下面靛蓝色的麻布,手工感十足,烧水的铁壶、桌边的兰草、墙上数量不多但经过挑选的近作,还有摆在角落里各种爱不释手的小玩意儿,这位地道的北方汉子移居江南后越发“精致”了。

4年前,毕立伟在景德镇结识了在杭州工作的夫人,并准备结婚。那时候毕立伟已经在北京待了10年,在燕郊也买了一套房子。“我很了解北京的状态,如果我们留在北京,她的工作要面临每天早起,挤三四个小时的公交去上班,或者在市内负担着高昂的房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而且她是南方人,对北方的气候也不适应。那时我本身也不想在北京长待了,就是想找一个生活成本低一点,能轻松自在地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去生活创作。”过完年后,毕立伟一直在忙,“刚搬完工作室,还给淄博规划局展览馆做了几个水鸟雕塑,几个城市之间来回穿梭,现在刚刚安定下来,又可以安心地画点画了。”毕立伟喝了一口茶,笑笑说道。

毕立伟曾经在北京的工作室
毕立伟曾经在北京的工作室

到杭州4年,毕立伟一共搬过3次工作室。现在他与夫人和一双儿女住在这个80多平米的“云半间”里,这里不仅承载着他们的生活起居,靠门的一间卧室还被毕立伟改造成书房兼工作室,这间不足10平米的小房间足以成为他全部的精神乐园。“现在这个状态开始接近刚到杭州的时候了。那时候我们全家租住在城中的一套老房子里,房子在一楼,有个小院子,也有个小小的画室,窗外有一棵桂花树,”在那里,毕立伟有了第一个女儿,父母也因此搬到了杭州。“那时候我是真的没事儿干,一个人也不认识,无聊之中拿起画笔开始画画,现在想想那时的状态是很自在幸福的。”在杭州的这几年,毕立伟暂时放下了雕塑刀,用水墨语言记录着这份闲静。

2017 年,毕立伟在杭州的工作室

2017 年,毕立伟在杭州的工作室
2017 年,毕立伟在杭州的工作室

他的画里记录着这些“无用”的享乐,都是些生活里的直接细碎——刚出生的女儿,被“晾”在衣架上,可爱而灵动;赤膊的男孩,坐在小板凳旁,托腮凝视,做着白日梦;昨天,吃了一块冰镇西瓜,放在兰花纹的盘子里;今天,一只熟透的苦瓜结在枝桠上,摇摇欲坠。兴起之时,也发朋友圈分享一下。慢慢地,他的画开始有人喜欢,并有机构有意合作。

“刚开始有人要找我画画的时候,我觉得是件特别兴奋的事情,他们给我钱,我觉得是馅饼砸头上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把我的画拿去干嘛,但我觉得用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是个好事儿。”就这样,毕立伟卖掉了自己2年的时间。但他也坦言,当作品开始进入市场成为一种商品时,心里对它的定位就变了。虽然画的时候也很投入,但好像丢失了最本初的那种状态。“当那段时间过去后,我发现那不是一个拿钱可以衡量的过程。作品其实是我一段生命的记录,如果有人花高价买断你十几年,你想这值不值?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他每个时间段考虑的问题应该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理想的艺术状态应该尽可能地不去销售自己的作品,除非藏家真的喜欢,而不是完全用来做生意。但作品是艺术家与外界沟通的媒介,可以通过一些印刷物、文章等途径跟这个社会来交流。因为作品是有限的,大多数人不会拥有我的作品,但可以通过这些途径来了解我的思想。以艺养艺的话,可以做一些周边产品、衍生品来流通,可能比卖作品心里要更踏实一些。”

17岁从山东轻工美术学校毕业后,毕立伟跟一个工艺大师学画鼻烟壶内画。“整整画了4年,在我们那边都小有名头了,”毕立伟如是说,“但我总觉得内画没办法满足我的精神追求,一直觉得自己还需要学点什么。”20岁那年,他怀揣着借来的1万块钱到了北京,在清华美院参加了一个进修班,住进了9平方米的地下室。“头一晚一宿没睡好,早上摸黑起来开灯,七八只蟑螂被我压死在床上;衣服在屋里四五天也不会干,我就躺在那儿画那些潮湿的衣服;当时没有收入,就在报纸上找了个帮人抄写的兼职,交了300块押金,写完了兴冲冲拿去换钱,结果发现很多人都在那等,负责人已经跑了,当时简直绝望了。”再说起这些时,毕立伟觉得很难忘,“最珍贵的体悟都在那几年里,那些经历塑造了我。”

之后的事情看似顺理成章,结束了清华的进修,毕立伟毅然放下“内画行当”,复读一年考上了中央美院雕塑系。“当时想,考上美院之后,人生应该就不会再蹉跎了吧,后来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要自己负担所有的学费、生活费,毕立伟觉得压力很大,那段时间,只要是能挣钱的事情都会去做。他办过美术培训班,疯狂地代过课。但之后,重复的审美让他变得很烦躁,“那时候我给自己发了愿,只要能够支撑我五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我就不会再办了”。

大三那年,他被蔡志松老师选中作助手,这一年,他停掉了培训班,专心开始跟蔡老师学做雕塑。当助手三年,他从蔡志松老师身上学到了严谨与规矩的完美主义,但渐渐地他发现很难走出这种模仿的状态。“当时他们一看我的作品就说这是‘小蔡’,我很想做自己的创作,但状态很不好。”那时毕立伟花每年三万五的租金在宋庄租了个工作室,住在燕郊。“以前工作室的气息是散的,那里什么都有,小雕塑、油画、小稿,很不清晰。作为一个央美人,心里面总有一个声音,就是一定要做自己的艺术、表达自己,所以我在接雕塑工程的时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在北京一直是很焦虑的,又想做艺术又要挣钱,就在这种状态中纠结着,那时的我有点分裂。”

为了寻找自我的独立,他退了宋庄的工作室,每年花2400元租了个十平米的仓库。打点好之后,他在景德镇找了个20块一天的旅馆住下,“那时候身上也没什么钱,每天想着怎么创作怎么捏泥巴怎么玩儿,完全没有生活和创作的压力。我很喜欢当时的状态,特别幸福特别满足。”毕立伟唯一一个从北京带到杭州来的作品就是当时在景德镇做的手掌大的陶艺小品,一座小山上面,各种各样的小人或躺或坐,特别自由。当时他还跟朋友商量,如果他做的这些东西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他就坚定地在景德镇待下去,因为心灵上的自由状态是最幸福的。

如果没有遇到现在的爱人,也许他会留在景德镇。

毕立伟唯一一个从北京带到杭州来的陶艺作品
毕立伟唯一一个从北京带到杭州来的陶艺作品

“杭州传统的文化底蕴很深厚,完整了我的知识系统。她的那种闲散安逸的生活状态让我有闲情去玩味艺术。但北京的经历给了我生命的力量和厚度,给了我面对艺术的纯粹和尊敬。”现在的毕立伟已经还完了之前的合约,每天吃完饭画点画,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工作室跟他所有的起居空间一样,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真的没办法养活我的家庭,我可能会去做其他的工作,但画画已经跟我分不开了,变成了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因为其中感受到的滋味只有自己才能体悟。”

从杭州到北京

姜琤北京的工作室在一条长长的水泥路的尽头,路的东边是一片防风林,西边便是黑桥艺术区一排排的工作室。因为要拆迁,路边散落着很多建筑材料和垃圾。二道八号东院,以后也会成为姜琤记忆里的地址。在杭州时,他的工作室在一片茶山上。

走进工作室里,靠近门口的地方放着近期准备参加展览的大幅作品,茶几、沙发等休息的区域用几盆大型植物隔开,形成了自然的功能分割,植物的上方是一个被柔光布盖起来的天窗,光线被温柔地晕开。再后面是一个小小的生活空间,起居、做饭都在里面,二楼被隔出了一个小仓库,密密麻麻地放着他的作品。“听说这里以前是垃圾场,水都被污染过,所以平时都是用纯净水。”说话间,姜琤叫的水到了,他熟练地打开纯净水盖,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这里的水有时会送来假的牌子,要扫一扫才放心。”

2017 年,《中国美术报》记者采访姜琤
2017 年,《中国美术报》记者采访姜琤

相比黑桥拆迁媒体上渲染出来的悲情色彩,姜琤显得很淡然。“这在北京挺常态的,我们也算城市发展中的见证者吧。比较可惜的是这里离798、草场地比较近,看展走动比较方便,以后就要搬到更远的地方。”

1986年出生的姜琤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德艺术研究生院绘画专业,与其他同龄的画家相比,他的艺术轨迹清晰、冷静。在德国学习期间,他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和工作方法,学习表达自己,这为他成为独立艺术家埋下了一颗种子。从德国留学回来后,姜琤就一直延续创作,他在杭州一片茶山上租了个100多平的房子,画画、生活都在里面。“那时候的生活负担很小,每年六千多的房租,再加上生活费和材料,卖幅画基本上都能维持,反正没挨过饿。”姜琤笑道。

姜琤2017年在黑桥的工作室
姜琤2017年在黑桥的工作室

“在杭州坚持做当代艺术比较困难,杭州目前缺少相应的环境、机构和市场。”姜琤曾经的同班同学也只有几个人还在坚持做职业艺术家。在姜琤看来,北京的整个行业生态比较成熟,配套的画廊、美术馆、批评家等相关的艺术同行在一起,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前沿阵地,在前线得到的资讯总会更多更快。2015年,他来到北京,跟杭州来的朋友们一起在黑桥租了现在的工作室。刚到北京时他有一年几乎没有收入,“这里租金一年是三四万,相较杭州肯定多了很多。前几年稍微艰苦一点,心理上会有些孤独,做艺术的时候还是不能考虑赚钱这个事情,可能有一段时期没有收入也是正常的。”

等风来的过程,姜琤每天自己做饭、看书、画画,抽空看展览,认识同行朋友,慢慢在跟这个城市产生着联系。“现在会有一些展览合作,北京、上海都有一些,5月在上海会有一个个展,算是两年来的总结吧。任何一行都有它的难度,只要坚持都会有可能性,但坚持不下去有负面情绪也是很正常的。现在市场比以前要理性很多,也越来越成熟。反正现在年轻刚刚起步,维持正常生活是可以的,不着急。”

去年年底,姜琤迎来了自己的新生命,现在家庭、工作要兼顾。每周他会有5天的时间住在工作室,两天时间回到大兴的家里过家庭生活,日子更充实了一些。“北京的地方文化氛围比较包容、活跃,而且有很多现实问题,这个城市一直在变化,有很多可能性,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都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艺术家也会有很多基于社会现实的思考,这种环境很适合艺术家发展。”不断的思考让他现在保持着充沛的创作力,“现在每年能画十几幅作品,都还算满意的”。

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姜琤觉得很满足,“现在这样挺好,不用早起上班,主要思考自己的工作怎么做到更好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事情挺难的,而且是可以做一辈子的。然后可以不断进步,时间都可以自己掌握。”“毕竟新工作室更好啊,外面有院子,还可以种很多果树呢!”

体制内外

对于职业艺术家来说,体制真是令人又爱又恨的东西。大多数的职业艺术家是从体制脱离出来的,有的压根儿就没有进入过体制。对有的职业艺术家来说,体制是一种保障,因此希望能进入体制的怀抱;而对另外一些职业艺术家来说,体制就是一种束缚,恨不得远离体制。那么,体制对职业艺术家到底意味着什么?

艺术家与体制

黄红涛是一位“80后”山水画家,30岁出头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人现在租住在宋庄一个拥有独立院落,约2000平方米的三层小楼里,其中,一层是起居室,二层是他的画室,三层则是健身房,房顶还有一个大大的露台。院子里停放着他的奔驰和凯迪拉克汽车,在燕郊他也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2011年,刚刚硕士毕业两年的他,出于对北京和一个独立创作空间的向往,在现在宋庄国中美术馆馆长张国中先生的建议下,带着爱人和结婚收到的十多万元彩礼钱,来到了宋庄,在国防艺术区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那时的他对宋庄一无所知,他唯一渴望的就是有一个安心创作的环境,静静地画几年画。他的爱人潘文博,也是他的硕士同学,为了支持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在国中美术馆工作以维持二人的生计。不久,在国中美术馆举办的一次青年画展上,黄红涛卖出了他的第一件作品,而且是那次展览上唯一卖出的作品,从此,市场向他敞开了大门,并一发不可收拾。

2017年,《中国美术报》记者采访黄红涛
2017年,《中国美术报》记者采访黄红涛

与黄红涛不同,油画家张谧诠2004年初来宋庄时,就已经对宋庄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和明确的目标。那时的他还是吉林艺术学院的教授,并且有着行政职务。但他渴望在北京这个更广阔的天地看到更多的展览,参加更多的艺术活动,也一直梦想有一个天光画室,一个稳定的创作环境,同时,他还希望以教师的身份引导他的学生,关注艺术的多种可能性,缓解就业的压力。于是,他和同事在宋庄建了三间工作室,每周开车往返于长春和北京之间,直到2009年他正式调入北京,定居在宋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隐居”在体制内的“职业”艺术家。他在宋庄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小院,过着自得其乐的“乡村”生活。

2017年,《中国美术报》记者采访张谧诠
2017年,《中国美术报》记者采访张谧诠

在画家王雪林位于小堡的工作室里,我们采访到了这位年过50的职业艺术家。1998年11月他第一次来到宋庄,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就是他所需要的地方。回老家后仅仅过了几天,他和另一位画家朋友辞掉了工作,离开了体制,踏上北上的火车。他清晰记得到宋庄的那天是11月28日。第二天,北京下起了暴雪,窗外的积雪超过20厘米。他回忆道:“望着窗外的大雪,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没有退路了’。这预示着我不可能再回到我的家乡。”在宋庄烧煤取暖的日子,他过了将近十年时间。

2007年,艺术家王雪林在宋庄小堡的工作室
2007年,艺术家王雪林在宋庄小堡的工作室

山水画家周逢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来到北京。刚到北京时,他也曾经历过艰苦的时日,生活没有固定的收入,吃喝都成了问题。然而,他很快就在北京的绘画界站稳了脚跟,现在已经有了自己宽敞的工作室和美术馆。回想起来宋庄的缘由,周逢俊说,当时决定来宋庄时,很多人劝说他不要来,但他最终还是决定过来了。在这里,他觉得更加安静,也更加自由,“这里有很多和我一样还在执着于绘画的艺术家,他们的境遇并不好,但对艺术的真诚令人感动。”这其实代表了一批已经成功的体制外艺术家,他们不需要体制,也不为体制所束缚,这反而成就了他们的艺术。

2017年,《中国美术报》记者采访周逢俊
2017年,《中国美术报》记者采访周逢俊

在成都蓝顶青年艺术村,记者认识了青年艺术家罗旋,他研究生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在成都当了一年的教师,由于无法全身心投入创作,他毅然选择了辞职,来到蓝顶租了两室一厅,每月800元。相比北京宋庄两室一厅每月2000元的价格,蓝顶艺术区的生活成本很低。罗旋每天早上起床,骑上摩托车到镇上买菜,吃完饭,就放着轻音乐,专心地画画。在蓝顶,不管什么样的青年艺术家,创作水平如何,都会在这个地方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在这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相互交流,扶持帮助。由于消费低,所以在这里生存都不成问题。既不受商业的侵害,也不用担心填不饱肚子,平常一餐饭10元以下,满满的一碗盖饭。有时候有客人拜访,到附近有特色的农家乐,200元足够一桌人吃。如果有的艺术家困难,就会有别的艺术家买他一张画帮他解难。

李卫明2005年来到宋庄,在这儿生活了十几年,在李卫明眼中,宋庄画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画家是走市场的,画传统的、装饰性的、大众喜欢的作品;另一种是搞探索性、抽象的绘画,纯粹表现自我的艺术语言,这类作品可能不被大众接受和喜欢。他自己就属于第二种画家,他们“具有当代精神,对艺术观念必须有一种重新的认知,艺术表达具有实验性是当代艺术的审美标准。创作时不应在传统中徘徊,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蜕变就是传统的”。然而李卫明也不完全站在传统的对立面,他指着工作室内摆放的古代家具和石刻,“我很喜欢民间艺术,我的很多灵感也来源于这些爱好,汉代石刻和明式家具有一种现代构成上经典纯粹的美,但我们把这种美更好地吸纳变通,我的画受到很多传统的影响,但我画出来的却不是传统的!”抱着这种创新艺术观念的执着,很多和他一样的画家游走在主流艺术群体的边缘,生活的拮据和困顿往往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成都蓝顶艺术区的艺术家们
在成都蓝顶艺术区的艺术家们

与北京、成都等地相比,上海的艺术家明显具有国际视野和市场精神。在上海松江的名企公馆·新桥艺术园区,驻扎着一批艺术家。胡介鸣是最早迁移到松江来的,他说这里环境清幽逸然,很适合创作。他是数字媒体和录像装置的先驱艺术家之一,代表着上海职业艺术家中成功的那一部分人。在上海的艺术园区,还有一些具有国际背景的艺术家,如刘广云、袁顺、尤塔·波波(JuttaBobbe)等,他们长期游走于上海与德国等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生活习惯、饮食文化等的不同体验都带给了上海的艺术区以新的艺术思潮。相比较而言,未成名的年轻职业艺术家面对的困境要多得多,他们当中很多完全依靠售卖作品生存,有的靠画一些行画来养活自己,但是,长期的临摹和复制,也使其丧失了创作的动力。在上海,商业的气息要超过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职业艺术家想生存,就必须在市场上得到认可,然而,这并非易事,毕竟,被画廊代理的,只有极少数艺术家。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体制?

为很多同龄人所艳羡的黄红涛,年轻的脸上却透出几许凝重与不安。虽然作品被艺术市场看好,在业界也日渐活跃,但他还是在2013年报考了博士研究生。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有机会进入到体制内。在就业竞争激烈的当下社会,或许求学是出身贫寒的人能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吧。

为什么对体制有这样的依恋?黄红涛讲了一件对他触动很深的事。大约2013年到2014年,他从国防艺术区搬出,当时看中了一个也是独立院落的三层小楼,打算租住,年租金是15万,房主是一位油画家,因为给家人治病需要用钱,所以才将自己辛苦盖起来的工作室出租。但当他与骑着一台破旧自行车,梳着小辫、衣着邋遢的房主见面,准备签约时,才了解到房主建房还欠着30多万的工程款,为避免租房后无法预料的纠纷,最后他没有签约。他感慨地说,这件事使他忽然有一种危机感:当市场火的时候,或者当自己的作品被认可的时候,画家可能会体会到一种价值和存在感,但市场一旦遭遇低谷,或者画家的作品出不来,而画家除了画画又没有其他生存的本领,那么,他该如何生活?又能靠什么养家糊口呢?尤其是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孩子的入托和上学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于是,他决心要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且再补充学习一些其他生活技能。在黄红涛看来,没有人真正愿意做一个职业艺术家,这种选择更多地带有一种无奈的色彩。

2008年,艺术家王庆松在位于北京草场地的工作室
2008年,艺术家王庆松在位于北京草场地的工作室

对于体制内外的不同,周逢俊认为,体制内画家的好处,体制外画家显然是没有的。轰轰烈烈地搞画展呀,媒体大肆报道呀,这些都是体制外画家难以做到的。但体制外的好处有时也是体制内画家没有的。他说,“如果能静下心来审视一下宋庄,你会发现宋庄真是艺术家的乐园。在这块土地上,你是一棵蒿草就一定长不成大树。如果你是一棵树,好好地去生长,你一定会开花结果,成为栋梁。在这里能够左右你的因素很少,收藏家、买家都不关注你,官方也不关注你,这就是宋庄的特点。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画自己的画”。在接受访谈时,周逢俊还谈到了这么一件事。他刚到宋庄的时候,在和朋友们一次聚会上,认识了一位女油画家,年龄大约才50岁,但头发全部白了。她是上海人,在结婚的第二天就来到宋庄,做了职业艺术家,后来她离了婚,带着孩子在宋庄画画,一画就是20年。她的生活非常艰难,又不懂得包装自己,但她在艺术上又始终不停探索。他说,这种艺术家是需要我们一起关注的。

与周逢俊的看法不同,王雪林认为,起初来到宋庄的艺术家们,包括来到其他艺术区,如黑桥、环铁或者索家村的艺术家们,看中的无非就是自由的创作环境和较低的生活成本。现在政府介入了宋庄艺术区的建设发展,这当然是好事,但同时也带来了房租大幅上涨的问题。很多人因为承受不起高昂的房租,被迫离开。他说:“有些人说我们是体制外的职业艺术家,其实我们比谁都渴望进入国家的视野,也希望国家能够真正地关心现今职业艺术家的生存和创作环境。无论如何,身边环境中比较让人欣慰的是,宋庄的艺术家始终充满了活力。至少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很少会因为一点名利上的成就而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张谧诠说,宋庄的艺术家生活得简单、安宁、自由,有相对宽松、稳定、不受打扰的创作环境和独立思考、沉淀的精神空间,可以从早上醒来到夜里睡下,一整天的时间都用于创作和探索。但是,职业艺术家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体制内艺术家所无法理解的。他也曾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他们,但还是杯水车薪,他说需要建立一种体制才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些困境。他提到,在德国的艺术区工作时,每周会有一个开放日,当地报纸会进行报道,市民们也会去参观,甚至购买艺术家作品,这无形中就解决了一些生活困难的艺术家的窘境。他说,相较于国外比较成熟的艺术园区,目前中国大陆对于自由艺术家的社会保障机制是比较缺乏的。

“面对北京这种大都市,艺术家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有的人是靠廉价卖画或者朋友介绍藏家来购买,更多的是从事其他工作赚钱来供自己继续从事艺术,比如我也做设计。”在这些当代艺术家的眼中,诗人甚至是更加纯粹的艺术家,因为他们写诗换不来任何金钱,“我做的事情是坚持艺术探索,不应该完全依靠卖画,这样就不纯粹!”李卫明如是说。然而坚持表达自我和探索性的艺术家往往被公立艺术展馆排斥,原因主要是他们的作品表达不被社会广泛认可,另外这些大型场馆的展览费用也是很昂贵的支出。在这些宋庄的当代艺术家面前,搞艺术更像是一场博弈,一方面忍受着不断增长的生活物质压力,不断打工来维持生存;另一方面却要坚持表达强烈自我意识,却不被大众接受的抽象艺术。在这个曾经熟悉的地方,摆在他们面前的路似乎越来越窄,“宋庄的变化很明显,受商业影响非常大,这里一直在建设,我感觉不安定,但艺术是需要稳定的场所的,因此,我选择离开宋庄”。

李卫明去年在一个云南小村庄丽波建立了工作室,与当地政府合作,以扶贫的形式引进艺术家,目前已经有20多个画家参与进来。在李卫明心里所向往的“家”,仍然是十几年前远离都市、交通闭塞的宋庄村,当时从这里去北京市内要花几个小时倒车,几乎与世隔绝。但对于艺术家而言,这里可以像桃源一样享受安静的生活。“我从来没有把宋庄定位为市场,我在这儿不是找机会卖画,也没有依靠宋庄收入多少钱。”他回望了一下里间,他的小女儿正在熟睡,“我喜欢田园生活,可以种花种草,自由地创作,所以丽波满足了我的一切要求。”记者很好奇地问他如果再选择一次,是否还会来宋庄当画家,他严肃认真地说:“如果宋庄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不会再来。”

“迁徙”中的自由生活

2017年3月,记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了一项有关艺术工作者(主要是青年职业艺术家)生存状况的调查。参与这份问卷调查的艺术工作者中,从事传统艺术门类和当代艺术门类的艺术家各占一半。有89%的艺术家表示,他们正经受着经济的困扰,其中33%认为,目前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日常生活。但绝大部分(82%)艺术家依然保持着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极强的行动力从事着不同的工作用以维系职业艺术家的生活,高达93%的艺术家做过艺术教育、绘制壁画和商品画等其他职业,其中甚至有17%的艺术家从事过与艺术完全无关的工作。

而“艺术区”作为一大部分艺术家选择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却叫这些人又爱又恨。2008年以来,这些艺术区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发展,在国家干预、扶持使得艺术区的状况看上去“越来越好”的同时,这些原本完全游离于体制外、代表着自由的艺术区正悄然产生着变化,其中的艺术家生存状况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艺术工作者认为,现在的大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好。艺术区越来越光鲜,环境越来越开放,卖画的机会越来越多。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原来生活在艺术区内的艺术家(特别是年轻人)却正在大批量流失。或许,不是每个艺术家都能完全搞明白政策的变化,但艺术区的变化带来了房租的上涨、生活成本的增加,且大多身处郊区的艺术区总有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土地、租房纠纷,这令这些年轻艺术家的生活变得越发不稳定。在上文所说的调查中,有59%的艺术家认为,现在的艺术园区并不适宜艺术家的工作和生活;而他们在选择艺术区时首选条件是“具有较好的艺术氛围”(24%),其次便是“房租较低”(21%)。“这些年,艺术区的确是变好了。但只希望政府和相关部门能真正给艺术家留一块地儿,大家总是搬来搬去也不是个办法。”有艺术家这样说。或许是因为这些原因,“迁徙”变成了不少艺术家不得不做的决定。就如同张中阁和孙艳一家,他们甚至来不及为离开艺术区而感伤,便一点一点地向着艺术区的外延移动着,最终“跨过了那道潮白河”。艺术家自发形成的小群落有极大的相似性。在艺术区被不断“合理化”之后,不少最早建立、形成艺术群落的艺术家反而被“放逐”到更加偏远的地方,抱团形成新的小群落。而这样的小群落,是否能安放职业艺术家们丰富而敏感的灵魂呢?

编辑: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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