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平山顶俯瞰香港，是一片钢筋森林与金钱帝国，艺术与艺术家隐藏了身形、栖息其中
【编者按】1997年7月1日，“东方之珠”香港回归祖国怀抱。20年，沧海桑田，这座背靠内陆面向南洋、人口密度极大的商业都市，依旧是全球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地区。但另一个刺耳的名号却在香港肩头压了许多年：“文化荒漠”。如今看来，这种说法有违事实，“唔岩”（粤语，意为错误、不适合）的厉害！但也正是因为人们对于香港艺术乃至香港文化圈的不求甚解，才导致这种谬论的流传。本期《中国美术报》特推出专题报道，希望通过“实用至上：被边缘化的‘周末艺术家’”“遗民与移民：香港美术的雏形”“艺术品超市：从荷李活道至香港会议中心”三个部分，揭示出商业文明光辉之下的香港艺术生态圈特质。在我们看来，它的真实面貌就隐藏在那片枝繁叶茂的都市丛林中。
“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
香港的原生状态，是一片气候四季如春的天然港口
香港媒体人杨静曾写道：“‘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 Baron Patten of Barnes）如此定义他管辖下的香港。时光一晃，回归已是十八年前旧事，香港依然寸土寸金，人来人往，这种‘停车暂借问’的感觉，似乎没变。”
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 Baron Patten of Barnes）
不知何时，“借来的时间，借来的时间”成了形容香港的妙语，它也许是出自英国人李察·休斯（Richard J.Hughes）所著的那本《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而“借”字给那些“过客们”带来的局促感，贴切的展现出这座移民城市的生活之艰辛。正如1973年，电视剧《狮子山下》主题曲中那句“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所唱，来自远方的商人、工匠、水手，无数出身各异的港人，在这南海一隅的栖身、奋斗、团结，最终化为凝练的“相逢一笑”，一些上个时代的遗民与移民就成为了香港美术的雏形塑造者。
在西方人眼中，同日本浮世绘艺术一样，“中国画派”这个最初印象，源于19世纪中期来自香港的外销商品画。在摄影术诞生后，这些廉价装饰品完全丧失了市场。而直到20世纪初，香港方才有了真正的画家群体：一批与国民政府不相容的前清翰林“遗老遗少”，如陈伯陶、赖际熙、岑光樾、区大典等移民香港。
他们的到来虽然让香港的画家群体有所扩充，但并没有为这块土地注入新鲜的艺术活力，这种境况在上世纪20年代至抗战爆发才得到了全面改观。当时，广东国画研究会的中坚力量，如邓尔雅、李研山、黄般若、李铁夫、余本等画家纷纷抵港。在香港成为抗战前线后，这里又汇集了张光宇、叶浅予、丁聪、叶恭绰、黄独峰、司徒奇等左翼及传统岭南美术的支持者。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因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又一批艺术家选择港台为庇护所，而如赵少昂、丁衍庸、王季迁（后更名为王己千）、方召麐、吕寿琨等艺术家定居香港。
美术移民与移民美术
“20世纪中叶以前的香港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当时的香港美术，基本上也是一种移民美术。一批批出于政治或经济原因而移居香港的美术家，许多是内地艺坛的精英。他们基本以组国内地为认同对象，在将自己创作观点、艺术手法带入香港的同时，从一定程度上繁荣了香港的美术创作。”在中国美术学院朱琦博士的著作《香港美术史》中，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末期，是香港美术的“自立期”。
在这段时间，诸如涛画会、香港艺术社、风社、香港中国美术会、七人画会等12家民间画家团体成立。而虽然英国殖民政府并不打算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上花费哪怕一港币，以新亚书院艺术系（1957年2月，新亚书院校长钱穆与陈士文、丁衍庸等人共同筹划成立了艺术专修科）为核心的香港学院美术教育体系也雏形初现。香港美术基因的传承演进得以继续，学者们也不必担心只能著就一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断代史了。
新亚书院旧影
“国内对于上世纪中叶居住在香港的这批艺术家了解的不多，至少在当年是这样，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到香港之后才开始对这批艺术家有所认识。没有人研究他们的艺术，也导致这段历史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巨大的空缺。”北京琉璃厂龢堂画廊主人的李典曾在香港生活工作了20年之久，在他看来，这批画家的创作成就了香港美术的发展，但也正是因为那里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和艰辛的生活，让他们开始了迥异于内地的艺术创作旅程。“当时的这批画家生存状况并不优越，甚至有很多人物质条件异常艰苦。香港当时几乎没有养活职业画家的机构，外资画廊也不会代理中国画家。大家卖画的收入微薄，还时有时无很不稳定，有些人干脆就带些学徒、收点学费以补贴家用。”
1981年，（左起）黎雄才、赵少昂、关山月、杨善深等人每天都在九龙城的食为先酒家用早茶，但那时，大家的生活费有限，聚会预算也就相当拮据
香港画家萧晖荣也回忆道：“1981年我到了香港，同庚子画会的老画家在六国饭店聚餐。我不了解情况，他们让我点菜，结果预算超出，那时候画家们聚会的人均消费不能超过20港币。岭南四大家之一的赵少昂也要靠教学维持生计。直到现在，香港也没有体制内艺术家，大家的画价都不高，每个人都要找到一条路生存下来。”但俗话说“野鹤无粮天地宽”，这些画家的艺术生命是相对自由的，他们在香港这样一个大世界，视野非常宽阔，这也让他们最早投入了中国画领域的“西学中用”阶段。
在采访中，李典还特别提到了与关良艺术风格相似的丁衍庸，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创作丰收期的方召麐，二人均完整走过了从“融中于西”至“寓西于中”的艺术道路。在李典看来，虽然风格相近，但1949年10月从广东艺专辞职并移居香港的丁衍庸，在艺术成就层面超越了他的同道关良，关良在国内的创作很多都陷入了不断复刻的泥潭，而丁衍庸的艺术创作生涯却更多变、更丰富。
方召麐与她的八个子女合影
而在191年生于江苏无锡的方召麐更是促动中国水墨画发展先驱。方氏1937年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后因抗战爆发，转而居家迁居香港。1962年，方氏所画作品已经完全趋向于抽象。此时的她却开始回国寻找创作源泉，华夏大地的山川河流深深的映入方召麐的心中。晚年时期，方氏更加大胆，笔下的“大山大水”也恣肆潇洒。难怪林夕这样说道：“齐白石的虾和方召麐的船都是可以无限重复而别有韵味的。”
浓郁的“港味”延续传统
经历了这段自立期，香港社会对于多元化的推崇，对于艺术界的影响慢慢加深。事实上，我们所熟知的近几年风靡国内的“新水墨艺术”，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便在香港遍地开花。除了在大陆名气很大的王己千，时任香港大学建筑系讲师的吕寿琨（1948年移居香港），同时在港大校外进修部主持水墨课程。谭志成、郑维国、靳埭强等画家迅速崛起。1971年，吕寿琨也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英女皇颁授MBE勋衔（大英帝国勋章的第5级员佐勋章）的香港艺术家。
凭借着各方面实力的卓绝，这一时期的香港大学校园内卧虎藏龙，吕寿琨的同事、英国建筑师白自觉（Jon Alfred Prescott）的学生布锡康、雷佩瑜，柯韶卫等人建立了视觉艺术协会（1994年更名为香港视觉艺术协会）。这个香港历史上最长寿、最具活力的画家组织，成为了香港新艺术的发源地，非常强调会员作品的挑战性和实验性，而其中坚力量，如朱兴华（1935年生于广东新会，1948年移居香港）、夏碧泉（1925年生于广东新会，1957年定居香港）、熊海（1957年生于厦门，1978年移居香港）、朱汉新（1950年生于广东，1975年港大中文系毕业）、徐天润（1945年生于上海，1986年移居香港）等，仍然来自大陆地区。
2010年，吴冠中大展在香港开幕（图为被装饰上吴冠中绘画图样的电梯顶棚）
回顾这段香港艺术历史的流传历程，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带有了浓郁的“港味”，虽然没有大陆地区的“伤痕美术”“玩世现实主义”以及“85新潮”等依托于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成为亚洲艺术领域标志的大流派、大事件，但这批从大陆赴港的艺术家，纷纷开始了在多元社会中的独立而安静的求索。虽然香港开埠以后，大范围的中国民族文化辐射现象大都发生在文史学界，但从这些由艰苦生活中走出的移民画家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移居香港的画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根脉蔓延。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