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眠曾自嘲是“好色之徒”，对东方女性之美情有独钟，他笔下的“蛇蝎美人”宁静而神秘，有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美；林风眠历经一生坎坷却又心怀浪漫，成为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山。
和许多只醉心于笔墨丹青的艺术家不同，林风眠从年轻时起便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他曾在《致全国艺术界书》中写道：“宗教自把艺术扶持培养成功之后，艺术的魔力，转比宗教伟大。艺术的表现工具是形象，颜色，或声音，这种东西不但不怕科学来摧残，乃以科学日见发达，反使艺术的表现工具，也突然的得到非常的进步，如形象的变化，颜色的分析，以及声音的日渐复杂，可说全是科学之赐，这一点，已经比宗教胜过一筹了；艺术虽同为建基于人类感情的安慰，而艺术的表现方法，很自由，很抒情，绝无宗教那样板滞的仪式。正当着宗教威力一天一天衰颓，艺术的威力一天一天增高的时候，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到了成熟期，宗教与艺术的分裂，便到了时机！”（节选自林风眠留法回国后最长一篇言论）
1928年春，杭州国立艺术院（后改为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成立。蔡元培任林风眠为院长，此次蔡先生破格录用人才，那年林风眠28岁，是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校长。
蔡元培是林风眠的伯乐，因在巴黎的相遇而激发起中国美术史的一段千古佳话。上世纪20年代的民国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秋，蔡元培的大中华教育之梦，美育代宗教之梦，正在寻找有力的推行者。林风眠，因为一个机缘，进入了蔡元培的视野。
1924年5月，林风眠参加中国在斯特拉斯堡莱茵宫举办的展览会，当时由驻法公使及蔡元培发起。林风眠参展作品达几十幅，其中包括油画和国画。展览中作品所蕴藏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及其才华被蔡元培发现。10月，林风眠的油画《摸索》、中国水墨画《生之欲》，入选巴黎秋季沙龙展。

《摸索》是林风眠游学德国时所作，这幅画仅花了一天时间一气呵成，这幅巨作（4.5米×2.3米）所绘人物众多，群英毕聚，希腊荷马、中国孔子、意大利但丁、法国雨果、俄国托尔斯泰、英国莎士比亚、德国歌德等人物，都出现在画面上。当时人文主义者喜欢用追忆过去来寄托对未来的幻想，如拉斐尔的《雅典学院》。蔡元培根据当时国情，提出“美育代宗教”的主旨，因此对拉斐尔《雅典学院》很欣赏。而林风眠可能是从拉斐尔那里受到启发，以激情创作了《摸索》。《雅典学院》表现古希腊学者探求科学真理的主题，《摸索》则描绘世界上历代思想家、文学家探求人生、探寻光明的精神。这使《摸索》具有打动人心的感染力。其形式上宏伟概括，线条粗犷奔放，充满着力的旋律；色调以黑、灰二色为主，忧郁沉重。
可惜的是，1937年杭州沦陷时，林风眠从国外带回的一大批油画作品失落、损毁，其中包括《摸索》。正如林风眠的学生、台湾著名画家席德进所说：“可惜的是，林风眠早期所创作的大幅油画我们今天连影踪都看不见了……”据考证，此画唯有1923年在国外刊出过一次。

《生之欲》所画的是四只老虎从芦苇呼啸奔夺而出，命题用了哲学家叔本华的名句“众生皆有生之欲”，形式内容都依然是表现主义风格的，但在具体技巧的运用上，则用了中国水墨绘画淋漓尽致的表现手法，这无疑是林风眠早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件作品，体现了他力图把“东方艺术的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形式”溶为一体的艺术主张，正和蔡元培主张的中西艺术合璧的宗旨相合。当蔡元培看到这幅虎图时，高兴地赞叹道：“得乎技，进乎道矣！”
蔡元培是建立民国及五四运动的学界领袖人物。作为教育界的泰斗，他对推翻满清皇朝后的国民精神再塑有着禅精积虑的思考。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高远的追求，除了科学救中国，道德救中国，还有一个，即美育救中国。在著文和演说中蔡元培多次提到“美育代宗教”。简而言之，在人类的文明发展的早期，宗教曾经被赋予教育的所有功能。宇宙的构造，道德的评价，审美的感化，均通过宗教影响社会和人生。
但是，近代科学的发展，戳穿了宗教的虚伪和无知，科学开始离开宗教张开了自己发展的翅膀。道德因为伦理学，社会学，和新时代的价值观，也与宗教分道扬镳。唯有艺术仍被宗教绑架着。艺术之美附丽于宗教之上。


蔡元培认为：“宗教上所被认为尚有价值的，只有美育的元素了。庄严伟大的建筑，优美的雕刻与绘画，奥秘的音乐，雄深或婉挚的文学，无论其属于何教，而异教的或反对一切宗教的人，决不能抹杀其美的价值，是宗教上不朽的一点，止有美。然则保留宗教，以当美育，可行么？我说不可。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因为宗教中美育的原素虽不朽，而既认为宗教的一部分，则往往引起审美者的联想，使彼受智育、德育诸部分的影响，而不能为纯粹的美感，故不能以宗教充美育，而止能以美育代宗教。”


林风眠是深以为是的。他说，蔡元培所著《美术起源》一文中说：“无论在那一个时代，艺术同社会的关系，都是很显著的，在教育主张上，从柏拉图提出美育主义后，多数的教育家们，都认美术是改造社会的利器。”林风眠回国后，就身体力行，开始做“美育代宗教”这篇大文章。林风眠以25岁的年龄到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就职，成为当时北平九所国立高校中最年轻的校长。他除任校长之外，兼任教务长及西画系主任、教授毕业班油画。接着，北京美术专科学校改名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增设了音乐、戏剧、雕塑系。他锐意改革。首先，他积极贯彻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他力排众议，礼贤名士，聘请雕花木匠出身、65岁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到艺专教国画。尽管遭到一群国画教师的极力反对，威胁说齐白石从前门进，他们从后门出。但林风眠并不理会，仍一次又一次地登门邀请，终于感动了齐白石。他还聘请了法国印象派画家克罗多来校教西画。


他发表论文《东西艺术之前途》，提出东西艺术“固相异而各有所长短，东西艺术之所以应沟通而调和”的艺术主张，为复兴东方艺术寻觅出一条可循之路。在教学育人方面，他十分重视破除艺术上的传统模仿观念，树立创新意识新风。他反对死搬教条的鸽子笼式教学方法，鼓励教师带领学生到民间去体验生活，写生，写实，把真正的民众生活反映到艺术作品中。他鼓励和亲自指导学生成立各种学术研究会，组织社团，办刊物，开设了写生课程，并大胆在课堂上请来了裸体模特儿。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自由和谐的学习氛围。1927年，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举办了全国性的“北京艺术大会”，这次大会规模宏大，提出的口号“人类文化的倡导者——世界思想家、艺术家联合起来”，大会还展出了裸女画，引起社会各界名流的热切关注，成为国内罕见的一次艺术运动的尝试。他的胆识和气魄及其领导艺术无不使人敬佩和仰慕。“北京艺术大会”的影响引起了当时封建顽固派和卫道士的恼恨。北洋军阀的教育部长刘哲指斥“北京艺术大会”为伤风败俗，甚至扬言取他的性命，幸好有“少帅”张学良将军出面帮林风眠说话，才平息了风波。
1928年春，受蔡元培聘任，林风眠南下杭州，创办西湖国立艺术院，担任院长及教授，聘请了潘天寿、吴大羽、刘既漂、李金发、李树化以及法国画家克罗多等为教授。后来，林风眠在北平艺专的学生李苦禅、刘开渠亦被聘来分担国画和雕塑的教学。他还聘请日本的齐藤、英国的魏达教授等人到该院教图案、雕塑和石刻等。西湖国立艺术院后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28年8月他在杭州艺专又发起成立了艺术运动社，力主“促成新时代艺术之实现”。他们一方面努力于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创造，举办展览，一方面接受以前的教训，认真创办了《阿波罗》等刊物，加强艺术理论的研究和艺术运动的宣传，艺术运动在杭州比在北京仿佛更加扎实和更加深入。在艺术教育上，林风眠认为“绘画的本质是绘画”，既反对那些墨守成规，以摹拟为能事的“国粹派”，又不是虚无主义地全部摒弃民族传统。他认为，中西艺术，前者侧重于情感抒发，后者偏重于理性刻画，两者可以互补兼得而求平衡，提出“调合中西艺术”。在刚创办国立艺术院时，他就明确地提出了“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合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教旨。当时国画和西画仍然是各自为系的，他渐渐发现了中西绘画分系的弊端，就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把国画、西画两系合为绘画系。正是基于这种主张和教学实践，林风眠开拓了一条调合中西艺术的新途。


林风眠自己更是锲而不舍、身体力行地探索中西艺术的调合。他在教学和教务之余创作了许多油画和水墨画作品，并写了20余万字的论文、译文，力图从教育、理论、创作三方面推进美育和中国的艺术改造。林风眠擅长描写仕女人物、京剧人物、渔村风情和女性人体以及各类静物画和有房子的风景画。从作品内容上看有一种悲凉、孤寂、空旷、抒情的风格；从形式上看一是正方构图，二是无标题，他的画特点鲜明，观者一望即知。他试图努力打破中西艺术界限，造就一种共通的艺术语言。


林风眠、刘海粟和徐悲鸿同是“中西融合”这一艺术理想的倡导者、开拓者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林风眠是“外生性融合”，刘海粟是“内生性融合”，徐悲鸿是“内外融合”。他们吸收了西方印象主义以后的现代绘画的营养，与中国传统水墨和境界相结合，并融入了个人的人生经历。评论家郎绍君认为，与徐悲鸿、潘天寿等艺术大师相比，林风眠主要是从西画的立场来吸收国画。林风眠是不可复制的，因为林风眠去法国时还不到20岁，他的画未定型，去到法国先学的是油画，回国后再学习国画。在西画吸收国画的艺术家中，林风眠无疑是最杰出、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

编辑：丁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