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15日，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会的一个名为“绘画新精神”的美术展览在乡间开幕，这次展览表现出来的艺术动向对于西方艺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此后一段时期西方当代艺术发展的共同预见，也是经历了观念艺术、装置艺术、环境艺术冲击后，西方绘画回归潮流开始的一个标志。其中朱利安·施纳贝尔就是美国“新表现”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艺术家之一，对复活了绘画的宏大气象，使之具有当代性，起到重要作用。有评论认为“他几乎单枪匹马地把绘画从上世纪70年代的萎靡不振中拯救了出来”。今日我们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艺术史背景

新表现主义是德国政治危机和恐怖主义混合构成历史环境的产儿，它在理论上接受存在主义的哲学观念，在实践中学习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传统，讲究绘画过程的情感突发和即兴处理，追求一种粗狂的、原始主义的简单踊跃的美学风格，竭力主张还绘画以本来面目，注重绘画性、探索内容、色彩、形式的自我语言。他们的作品主要表现缅怀民族传统的抑郁情境和反思战败历史的悲怆心态，有的作品鞭挞社会的丑恶现象，有的作品则嘲笑自己的无能。其中最负盛名的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六位代表性艺术家：安塞尔姆·基弗、乔治·巴塞利茨、约尔格·伊门多夫、西格玛·波尔克、马库斯·吕佩尔茨、A·R·彭克。但今天，我们要回顾的是来自美国的新表现主义的传奇人物。

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1951年出生，美国艺术家、电影导演。他的艺术创作涉及到多个领域，被艺术界称为摄影家、雕塑家和电影制作人的集合体。他是一名艺术领域的多面手，他的作品风格宣扬自由和放荡不羁，擅长使用各种材料和媒介来渲染绘画艺术。他于1973年取得了休斯顿大学的美术学士学位，随后向纽约的惠特尼博物馆提交了独立学习计划申请。1973年，施纳贝尔在休斯顿的当代美术馆举办了自己的第一次画展。到80年代中期，施纳贝尔已然成为“新表现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然而他的电影事业着实太成功，致使于他的导演身份近乎遮蔽了他的画家身份。他的首部电影《无声的呐喊》，是画家尚-米榭尔·巴斯基亚的传记电影。第二部作品《在夜幕降临前》则描述古巴诗人雷纳多·阿里纳斯的故事，此部电影施纳贝尔自导自制。第三部电影《潜水钟与蝴蝶》，让施纳贝尔获得了第60届戛纳影展的最佳导演奖，金球奖、独立精神奖最佳导演奖，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提名，可说是施纳贝尔最成功的作品。不过，施纳贝尔自己一直强调的是他是一位画家，这个身份是非常清楚、坚定的，并表示他在电影内的所有艺术表现都源于他的绘画体验。

不过可惜的是，二十多年来，施纳贝尔的画家身份被逐渐遗忘了，尤其是在美国。深究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大部分的评论家对他的绘画不加评论、不理不睬，重要的策展人也对他不够重视。根据调查，自1987年以后，施纳贝尔没有在美国举办过一场博物馆展。这是让人觉得很荒唐、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施纳贝尔在绘画界的地位，犹如超级巨星，几乎可以称为神话。

他的盘子绘画在巨大的画幅上粘着破碎的盘子，美国艺术界对其反应多数是狂乱和批评的，而他自己也发表高傲的关于他在艺术界的重要性的声明：我是你们在当今看到最接近毕加索的人物。

美国艺术界80年代中期新表现主义运动重要人物

施纳贝尔1978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十二月画廊展出五幅绘画，第一批作品使用了新的“盘子绘画”技法；1979年施纳贝尔在马丽·布恩画廊举办了两次个展，批评家赞扬施纳贝尔的作品是“回归到绘画”，引起绘画目的与未来的大讨论；1981年同时在布恩画廊和卡斯特里画廊展出14幅绘画和9幅素描。在德国科隆及美国纽约的惠特尼双年展举办《西方艺术展》，同时在伦敦皇家美术学院参加了《绘画新精神》大型群展，施纳贝尔是这次展览最年轻的画家。

特殊的美国文化背景使施纳贝尔不像欧洲艺术家那样背负历史性与民族性的负担，同时由于他对来自抽象表现主义的美国表现主义艺术发展过程了如指掌，所以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娴熟的技巧来追求艺术的新奇性，其作品充满审美意味，而不是常见的宣泄和鼓动。他的绘画风格具有折衷的倾向。其绘画的主题主要来源于诸多神话、宗教以及艺术传统中的形象，表现手法采用像拼贴画，带有陈腐、甚或幼稚的气氛，对以往的绘画形式具有挑战性的“畸变”。他不断地进行巨幅创作和绘画实验，质疑“再现”模式。正如1983年他对一位采访者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够自由行动的话，就不应局限于创作那些常常拥有相似外形（常被称作风格）的结构，抑或离开我们自己的历史，按照前人的风格去创作。”

施纳贝尔的作品往往是基于对文化和环境的广泛兴趣而自由地横跨历史时间和空间，作品《史前史：辉煌、荣誉、特权、贫穷》以巨大的画幅，红黑对比，凝重色彩和原始材料的运用，看似草率又混乱的画面，实际上表达出一种幽闭恐怖氛围的史诗般壮丽而又冲突的叙事效果，有助于唤起观者穿越时空对久远历史的原始记忆。曾经有评论称这幅作品是“扭动、颤动的图像，其效果似乎是一种窒息、过剩和腐朽衰败。”

《史前史：辉煌、荣誉、特权、贫穷》

施纳贝尔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所指，既指日常经验，也指他自己的个人感受，并将所指以涂鸦形式或是某种姿态表现。他在接到沃霍去世的消息当天，立即创作了著名的《安迪阴影下的自画像》。作品运用了波普艺术里常见的颜料，碟子碎片和汽车车身修复材料。在观念上有着极强的隐喻成分，表达了艺术家对沃霍的看法：沃霍的所作所为把艺术世俗化、商品化和工业化，无限拉低了绘画艺术原有的崇高，把艺术在形式上几乎逼至绝境。施纳贝尔在创作此画的同时，提出了他的应对方法：继承波普艺术的民主精神，结合抽象表现主义的表现手法，为当代艺术的形式找到了突围之路。

《安迪阴影下的自画像》

一个艺术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不会是空穴来风，往往是基于一定基础或环境影响。施纳贝尔在1975年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游了欧洲，对当时的知名艺术家如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i），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和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欣赏西班牙建筑家安东尼·高迪在巴塞罗那古埃尔公园所作的那些镶嵌画，并希望他自己能创作一幅镶嵌画，但是一幅也不是装饰用的镶嵌画。他在一次采访中曾说道：“我喜欢那种躁动不安的画面，一种与我自己的品味、风格相呼应的画面，其实这些绘画表现的不是侵入性画面，而是一种想象上非常集中的难以言喻的东西，它在躁动不安中展示了自己。”

由于这个想法，施纳贝尔喜欢在碎盘子上作画。1979年初在玛丽·布恩画廊举办了他的第一次纽约展之后，同年又展出了一些融入了碎瓷器的“盘子”绘画作品，其中的一些画作还被收录进了“绘画新精神”画册作为范例。这种绘画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是他在休斯敦求学时得到的一种起源于“非理性艺术” 的风格，也不无与曾经做过厨师的经历有关。《带刀的蓝色裸体》可以说是代表其个性与风格的作品。整幅画由破碎的瓷片构成，画笔不能平滑地扫过画面，形成了粗砺奔放的效果。物象造型拙朴，色彩单纯，仅有红黄蓝黑白色的运用，脱离了空间与时间的约束，充满荒诞感。

《带刀的蓝色裸体》

施纳贝尔之所以“被”新表现主义，并不是因为他的绘画主题与德国新表现主义风格有一些相似之处，更多的是因为施纳贝尔在20世纪80年代，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材料来创作自己的绘画作品。这些材料包括了动物的皮毛、麻布、木片、汽车的零部件等，使得施纳贝尔的作品更像是装置艺术品，视觉冲击力强烈。

使用碎瓷片是施纳贝尔在绘画材料方面的一项突破，他除了用碎瓷器外，还使用细木块和各种粘附在诸如天鹅绒、亚麻油毡、地毯或动物皮革等非传统画面上的其他媒介物品来构成作品。如此一来，画幅底层的复杂，突出了物体的表现，显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作为画家的施纳贝尔，除了因为他在艺术上的创新，助他达到艺术巨星的地位，还因为他具有同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一样高超的自我宣传和推广能力，这使他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施纳贝尔自己说过，“2006 年的拍卖中，我的作品就达到了82.2万美元 此后我的作品一直飙升到200万美元。” 曾有玩笑称道：当时他的别墅大的可以停下飞机，而排队购买他作品的人延绵出他的家门口极远……

最后，施纳贝尔的故事还远没有完结，这位美国新表现主义传奇、著名导演，在摄影艺术上的力量也足以惊人。

施纳贝尔是在2002年拍摄第一幅波拉片的，接下来一发而不可收，一下子就积累了数百幅画面。他说：“这些照片恰好是一些幸运的巧合——有人给了我这样一台曾经用于拍卖行的照相机……我从未想过自己是一个摄影家。”然而一切的发展却是如此迅速。“我使用照相机开始记录一些我完成的空间和物体，就是这样而已。”

的确，他使用照相机就是拍摄身边的画面，他的家庭和他的朋友，他的工作室和展览会上的绘画和雕塑——将他的生活和工作用画面连接了起来。其中包括充满人情味的人物肖像。他以画家敏锐的目光记录身边的一切，包括旅途中的所见。他说，波拉就是为他而存在的画面，是“记录”，是他生活全方位的档案。然而，不经意之间，所有这些稍纵即逝的瞬间转化成为高度个人化的诗意的影像。这些似乎具有魔幻力的影像，有的带有丰富的幽默感，有的则具有艺术品的宏大力量。这些是友谊的影像，爱的影像，具有生活的活力，也可能带有悲伤。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生活的记录转换成了艺术。

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所说：“我们都是自己身体的囚徒，是死亡和自然的囚徒。尽管通过艺术我们可以逃离，但是对于我来说，主要就是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

注：图片感谢东京画廊提供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