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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乡建:不得不重新打开的潘多拉之盒
2018-05-14 10:48:51 来源:艺术国际 作者: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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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乡村建设就像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各种恶与欲望释放出来。结果,潘多拉将最美好的——希望,锁在了盒子里。当艺术乡建再度打开潘多拉之盒,必须将美好的希望再度释放出来。

乡村建设作为一种现代化话语建制,不论其前缀添加的是保护、复兴、重建还是发展,本质上怎么也摆脱不了治理的现代性伤痕。与历史上所有巧取豪夺的逻辑几乎同构,艺术乡建一旦在使用的过程中受制于单一意志,取消艺术自身的能动性与社会的整合能力,则会沦为魔鬼手中温柔的利刃与掩饰不平等关系的诱惑性修辞。如果乡建已成为当代对乡村加以功能性治理和文化规训的方案,并在此意义上,促使艺术乡建这一在市场、国家、地方及不同利益主体的动机下,成为治理型社会的文化时尚与控制方式。那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问题,便是作为具备能动性的主体,如何在不放弃话语提供的机遇与便利的前提下,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并投入到“艺术乡建”这一承载了潘多拉灾运、祝福与希望的战役当中。

艺术乡建其实并未脱离“治理”范畴,它依旧带着奥林匹斯山的诅咒降临人间,只不过这个诅咒是以艺术温柔乡的面目,或是说以假扮诅咒及厄运的反面到来的。对比先前乡建过程中的革命性步伐,即那种至上而下、无所不包和强制性的治理方式,艺术乡建的立命之方,是建立在对之前治理方式的修正和超越上的。此种方式摆脱了过往的治理惯性,具备另类(alternative)特质。它倡导建构而非消除,提倡多主体的合作参与而非单一的集中管理,这是从树状型的组织管理模式,向平滑与流动为其特质的自由主义管理模式的转换。由此可见,作为另类治理方式,艺术乡建与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建制逻辑具备家族相似性,它们都以提高、改善和优化生命质量及共同体活力为其手段,来达成政治和社会治理的目标。艺术乡建是以反对以往乡村治理的面目,甚至是以一种“反治理”的面目,无伤大雅地达到其社会治理的目的。

反观近年艺术介入社会与艺术乡建的套路和方式,才能缕清艺术乡建的生产性路径与局限,则有助增强艺术乡建参与者的主体能动性。换言之,艺术乡建作为一种被赋予不同理想价值标配的治理手段,在极为走红之当下有以下套路和方法:

(1)艺术表演——脱离乡村文化与村民诉求的美学表演。一些艺术家依仗自身的权力地位、名声和影响力,在介入乡建的过程中,直接将他们在城市中未能轻易实现的美术馆/艺术理想挪至乡村,将乡村作为经营他们艺术理想的一块可肆意践踏的廉价处所。使乡村成为艺术家个人化自我创作的现场,其作品的实质还是西方美术馆的那套系统,甚至村民变成任由艺术家摆布的木偶。这是今日艺术介入乡村最灾难性的滥觞表演。艺术家只是置换了一个自我表演的舞台,成为艺术家在乡村举办的花式派对。当然,这并非说乡村就不可以出现艺术表演,或出现艺术表演的乡村就不是乡村,甚至也不认为乡村是个排外的场所,并对所有围绕这个世界出发的理想充满敌意。我们只是要批评那些以个人意志为主导,脱离在地传统文脉与人心的艺术乡建方式。因为,如此的介入与十字军东征无异。

(2)审美再造——通常在“美化”的治理模式中践行。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中审美再造的手段,它通常是法西斯式的——即那种同质化的、不区分的审美化治理,它最大的弊病是与地方传统严重脱嵌,但有时又会被地方传统给变向性地转换。如果辩证地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来自外部力量的审美再造,对乡村而言并不全是被动的。很多地方精英与当地百姓,也都常常挪用不同地域的审美时尚,比如:邻近城镇的、受大众文化追捧的、城市里流行过的、常被主流媒体宣传的审美风格。然而,我觉得有必要重新认识到,乡村的审美有超出我们想象的开放性。也就是说,乡村社会同样需要可供他们模仿的不同文化,需要他山之石来丰富自己的地方谱系,以实现他们传统的自我更新。也许在我们的眼中,他们审美嫁接和挪用方式太过“山寨化”,即总是不分门类四处挪用他们自认或受认的“美”。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看似无厘头的,甚至有些恶俗、屌丝的挪用,却在不经意间破坏了这些来自外部的同质化治理。而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也许忽略了“山寨化”里头所暗藏的地方学问,即“山寨化”过程中所体现的乡土逻辑与文化创造力,从而丢失在乡村中再造审美的文化力量。

(3)符号经济——依旧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逻辑。“文化”不再是自成一体,与世无染的概念。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反文化”的理论潮流开始入侵曾被我们视作中性的、天然的概念“文化”。在反思毒剂的浸泡下,“文化”瞬间显露出它的撒旦面向。“文化”开始被视作可被操控的概念装置,这促使我们不再好奇文化里的内容,而走向对文化内容与来历的质问——即对文化表述如何形成,以及由“谁”表述的提问。也正是这样的问题意识,使“文化”的神圣性和光晕彻底丧失。这似乎是上帝死后,人死后,轮到“文化”接应的塔米诺骨效应。文化开始成为不同主体能动操作的对象,但“文化”自身却消失匿迹,或变成一具可被主体随意操弄的“死尸”,成为被反复利用、表述与再现的符号修辞。所以,若将这个面向的“文化”,放置到乡建的语境中加以审视,我们或许会发现乡建中的“文化”是被表述出来的,与在地的日常生活和微妙的噪音脱节,是图像中、书本里与规划中的“文化”。也就是说,乡建中的“文化”被不同动机的主体反复添加、修正并注入意义。也正是在这般的操作中,“文化”的工具论面向被无限放大。

(4)精神重建——重建的永远是改头换面的精神与越俎代庖的理想。乡村的精神与传统力量果真被革命给全面断送,果真被改革给彻底出卖了么?还是说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乡村的精神与传统在革命时期、改革时期以及景观时期,都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生命张力和创造性。我想指出的是,改头换面的传统与越俎代庖的理想会不会就是文化传统自我更新的事实。乡村的传统从来不是自我封闭与一成不变的,它表象上的保守性具有内部的开放度,总是与朝野、山林、江湖、往圣、海域,与邻近的文化保持着或远或近、或隐或现的暧昧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乡村传统精神能开放地加以理解,或许我们就会发现,乡村的精神面向具备多种可能性。即可是集装和杂糅的面容,又可在不同面容中来回切换,其切换的方式又极具地方特性。

另外,我们还须认识到,对以上提到的艺术乡建观念加以合法化的路径:

(1)反现代化。艺术乡建的合法性构建,常常是对现代化初期弊端的修正,但实质上,艺术乡建是一种反现代化的现代治理方略。需要指出的是,用艺术介入的方式进行乡建,应用的是“现代化破坏乡土文化”这一天然假设。但问题是,艺术乡建的良好初衷,却受制于其反现代化的冲动,使其在介入过程中,用作为武器和手段的“艺术”遮蔽了乡村自身。

(2)超越现代化。对现代化的超越而非抵抗,常是艺术乡建者的理想。他们深信艺术自身潜藏超越二式对立的第三条路线,认为艺术有着在情感上超凡的沟通和整合力,能愈合被现代化割裂的刀伤。但问题是,“艺术”也是一个类似“文化”一样,可以被不同权力意志给操弄的话语,“谁”的艺术,“怎样”的艺术,为什么必须是“艺术”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被悬置。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似乎被用作安抚知识分子超越现代化理想的美好修辞。换句话说,艺术乡建真的能超越和解决现代化的弊端么?还是说艺术乡建不论以怎样的造反姿态,也无法剪断与现代化的亲缘关系。我们只有清晰地承认这点,并带着对艺术乡建的谨慎意识,才能尽量减免艺术乡建这一被施以毒咒的诱惑,从而得以将内部携带的希望真正放飞。

(3)探索中国化。这类话语即可说是艺术乡建者审时度势的理想,也可说是抵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尝试。既要把接续文脉的传统复兴成为当务之急。又要避免“中国化”的修辞讨好权力主体的当代胃口。所以,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乡土的逻辑中,探索出文化中国的真正精神脉络所在,以避免被“中国化”的大国意志所侵袭,用乡土守护的文化共鸣奏出文明的和声,而不是用艺术乡建的方式再造一个刻板中国或是说一个自我东方化的中国模式。

除外,我还想补充的是,我们合理化艺术乡建的方式,还与以下的自作多情有关。即我们常习惯性地将乡村视为“不合时宜”的对象。比如:将乡村认定为落后/欠发达的典型;并用“积贫积弱”的修辞加以表达。比如:神性走失、主体丧失和行动缺失等。但不论他们如何对乡村赋予怎样的情感色彩(同情、怀念或痛惜……),都会将乡村的“病根”嫁到现代世俗主义头上。从而忽视了这套治理的话语,是如何在提前消解并问题化“乡村”自身的,即将“乡村”置换成一个象征性地安抚当代中国集体焦虑而加以消费和治理之对象。

我们无法简单地将乡村神性的走失归罪于现代世俗主义在日常生活的全面莅临,因为同样存在的现象是——乡村神性与共同体精神的重建,也同样依托现代世俗主义的背景。之前一些学者的思考或许将世俗化与神圣性放置在二元对立的简单框架中,忽视了二者相互生成和转化的可能性。易言之,忽视了世俗社会对神性、灵性与超越性的需求,并不小于其对个体、自然、神圣与生态加以对象化和客体化的局限。

易言之,全球化语境中的世俗社会需要神性、差异性和多元文化来支撑其完成新一轮游戏,这是大数据时代控制型社会的需求。也就是说,权力游戏的真相不再囿限于单子化个体,它更类似一盘处于变动和重生过程中的流沙,其中的赢家和输家不过是变量之代码,而不再受限于简单的支配和压迫关系。故而,那些被学者不假思索运用的城乡二元框架,已无法再适用景观时代那“人人皆为消费者”的现实,因为这个现实导致乡村中的文化、地景乃至人文等,这些一直被人文主义价值观高歌的坐标,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以话语和图像的方式祭奠给作为自由个体的消费者/上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乡的格局被流动性和虚拟性极强的符号、形象与话语所打破、替代与穿越,以至不论走到哪儿,你都能瞥见围绕“乡村”展开的系列休闲文化符号、巨型景观以及穿越其间的人群。比如:闲庭散步在乡村中的城市人;倒流到城市工业生产线上的乡里人;蜗居、残喘和挣扎在城中村中的无数流动人口、打工族和待业者。

总归,“城/乡”已不是一个能呈现与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的万金油概念。因为,“乡村”开始成为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一种不经意间被外部理想所挟持、包装和添置的价值观,一种被无数主体重新加以消费与言说的话语和形象。这既是说,“乡村”不仅只是作为城市对立面而存在的文化空间和社会主体。相反,“乡村”化成了一个诱惑性的符号,一个注满了挑战、机遇和希望的潘多拉魔盒。就此,一个似乎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乡村”已被符号经济这艘客船带进当代这个异质杂陈的世界。其中,艺术家与各类操盘不同武艺的知识分子,当地政府官员、精英和在地的各式流动人口与本地人,都携带具备某些家族相似性的愿望。比如:复兴家乡的地方情结、光宗耀祖的传统心怀、复兴传统文明的士大夫精神,以及响应新时期大国文化战略的政治抱负等。然而,这些起始看似各异的愿景,却都驶往一个共同的前景——即将“乡村”视作不同主体投射其欲望和愿景的“标靶”。然而,乡村的标靶化,意味着乡村活在不同主体的阐述、争夺与再现之中。这既是说,“乡村”早已名存实亡,它以“世界中的图像”(海德格尔)浮出水面。

如今的“乡村”,首先是当代世界的乡村,是不同主体争夺的游戏场地,是世俗化更新换代的现代性谋略。

编辑: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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