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大马士革萨拉丁墓入口处残留的柱廊。（李亚楠/图）

这些古老文物所象征的灿烂往昔，与文物所在国在现实世界中的尴尬处境构成了过于突出的反差。使其在和平年代往往沦为政治强人的炫耀物，在动荡时期则被当作牟利工具随意盗窃和转手。

“我十分希望能努力创设一项机制，将阿富汗的重要文物合法地带到海外、进行巡回展出。”这是井上隆史策划231件阿富汗国宝级文物进行海外巡展的初衷。但一切并不容易。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除去欧洲专家和安保人员以外，员工在下午很少到岗，”2016年一个初秋的中午，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副馆长迈赫迪·阿里·拉希姆在他的办公室对笔者伸出手来，“他们需要第二份工作来养活一家老小。况且这里的供电每天都要中断几次，而我们负担不起长时间使用自备发电机的燃料成本。”

单从这座占地面积超过4.5万平方米的巨大建筑的外观，很难窥见其中的窘迫曲折之处。像底格里斯河东岸许多萨达姆时代残留的公共建筑一样，伊拉克国家博物馆拥有仿照伊什塔尔城门外观建造、两侧栽种着棕榈树的高大正门，新添置的安检仪器和重新布置的展厅给人的第一印象不亚于许多富裕国家的类似场所。它们都是“沙漠女王”格特鲁德·贝尔的遗产：1926年，贝尔出于“将两河流域文物永远保存在当地人民手中”的善意，创建了巴格达文物博物馆，并亲手将第一批发掘自巴比伦遗址的石像和石刻置入馆中。历经九十多年变迁，最初的独栋小楼被拥有两层展厅、巨大地库和全副武装警卫的气派建筑群所取代，馆藏文物数量突破了18万件。右侧裙楼内的铭牌还标注着先驱者的名字：“贝尔楼”。

但这也是贝尔女士在巴格达留下的唯一有形印记。她曾衷心致力的其他一切：消解伊拉克各宗派和族群间的仇恨，建立有威信的民选政府，普及高等教育……最终都遭遇了令人难堪的失败，并且反过来还威胁到了她艰难保存下来的那些文物的命运。在21世纪初的全球艺术品黑市上，正是来自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也门等动荡地区的流失文物构成了地下交易的主体。“社交网络和电子商务的流行降低了售卖非法文物的门槛。现在每天有超过10万件文物挂在亚马逊、eBay这类主流电商的网站上，其中80%来源不明，”牛津大学濒危文物高级研究员尼尔·布罗迪在邮件中告诉笔者，“换句话说，要么是仿冒品，要么是来自非法盗取或走私。但这又是一个千万美元级的大市场;从监守自盗的伊拉克官员到‘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有太多买家在询价，抱有投机心理的私人收藏者则不惜助纣为虐。”

自2016年起，笔者与摄影师李亚楠、张雷多次结伴前往中东，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亲眼目睹了考古遗址与珍贵文物迭遭破坏、流失的境况。2017年，当231件阿富汗珍贵文物开启在中国的巡回展览之后，笔者又从巡展策划人、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特聘教授井上隆史处获得了关于这批珍宝的来源及其困境的更多信息。诚如井上所言，随着文物巡展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陆续举办，越来越多人将认识到阿富汗文化遗产的魅力以及对其加以保护的重要性。但只要战争和动荡不消除，人类的古老历史依旧面临逐渐燃烧成烬的危险。

谁的历史谁的遗产

“你们可以随意走动照相。每周通常只会有两三组外国人来这里，”警卫将突击步枪的背带往上拽了拽，打开“萨达姆山”的正门，“没有水，也没有电。附近的农民已经把所有像样的家具都搬空了”。

这里是伊拉克巴比伦省希拉市郊的幼发拉底河畔，距离着名的古巴比伦城邦遗址不足500米。从重建的城墙地基和城门的高度，依稀可感知到三千多年前的繁盛。自公元11世纪初最后一批定居者离开这里起，巴比伦遗址在两河平原边缘的荒漠中被风沙侵蚀了整整800年，直到19世纪初才被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者重新“打捞”出来。1879-1882年，早期亚述学名家霍尔木兹·拉撒姆的发掘采集到了数量惊人的楔形文字泥板，它们不出意料地成为大英博物馆的珍藏。“一战”前由德国东方学会主导的测绘发掘则确定了城墙的边界和马尔杜克神庙的地基。伊什塔尔城门上的浮雕和铭文碎片被装箱运往柏林，德国人据此在1930年制作出了高14米、宽30米的城门复制品。到1970年代末最后一批德国考古学家离开伊拉克时，只有那座用玄武岩残块拼合的“巴比伦之狮”石像还留在希拉的旷野里。

相较无人问津的残垣断壁，警卫和导游都更乐于展示近侧小山上一座金字塔形的废弃宫殿：“这是萨达姆为自己修建的夏季行宫之一，他要亲眼看着古城的重建计划付诸落实。”1979年，也就是德国人离开的第二年，这位政治僭主登上伊拉克权力之巅，旋即启动了巴比伦古城复原项目。德国人发掘出的城墙地基被重新埋入泥土之下，破碎的泥板和石块被逐一移除，在经过垫高的新基底上建起了柏尔尼(黑夜女王)神庙、伊什塔尔门和新巴比伦南宫的现代复制品，随后又有了那座七曜塔形的“萨达姆山”行宫。承袭新巴比伦暴君尼布甲尼撒的行事风格，新烧制的城砖上留下了萨达姆的题词：“此墙系由尼布甲尼撒之子萨达姆重建，以增进伊拉克的荣光。”而在1980年，伊拉克国家博物馆也改为仅在重大节日向公众开放。大多数时候，参观那些苏美尔人、巴比伦人、阿卡德人和亚述文明遗产是高官和外宾的特权。

对现代中东许多威权国家领导人来说，考古学成果与历史文物构成了一种复杂的遗产。一方面，它们有助于佐证在20世纪与民族国家一同诞生的共同体神话的可靠性，继而衍生出集体自豪感乃至对执政者的拥戴心理。另一方面，古老文物所象征的灿烂往昔，与文物所在国在现实世界中的尴尬处境又构成了过于突出的反差，使僭主们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对其加以搬弄，赋予其全新的解释。在萨达姆的规划中，仅存在于传说中的巴比伦塔将被真正建造起来，游客可以乘坐缆车瞻仰其丰姿。但他没能活着看到巨塔落成：2003年，英美联军攻入伊拉克，巴比伦遗址被进驻希拉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用作装甲车辆驻停场和直升机停机坪，部分考古遗址被彻底夷平。在巴格达，溃兵和不法之徒闯入无人看守的国家博物馆，大肆劫夺历史超过3000年的石像、祭器、青铜器、陶罐和珠宝，而已经进入市区的美军直到一周后才开始为博物馆设置岗哨。

随后的三年多里，陆续有半数左右的丢失文物从提克里特等地被追回，仍有包括47件国宝级珍品在内的七千余件文物至今下落不明。2006年，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400年的恩铁美纳王石像在纽约的艺术品黑市被美国海关截获，没有人知道此前几年中它经历了什么。

“2003年之后，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仅仅是清点和确认战争造成的损失，”拉希姆告诉我，“而随着动荡的加剧，特别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伊拉克北部的考古遗址和馆藏文物开始经历更加曲折的命运。”他的前任上司、资深亚述学研究者多尼·乔治·尤哈纳曾竭尽所能争取到200万美元的政府拨款，修缮了博物馆的防护栏、供电系统和空调，使其得以在2011年重新对外开放。但尤哈纳本人却遭遇极端分子的威胁，被迫流亡北美，最终客死异乡。

贝尔的欧洲后代回到中东

拉希姆及其新上司艾哈迈德·卡米尔·穆罕默德面临着一系列考验，资金短缺仅仅是其中难度最低的一项：“全球油价稳定之后，政府增加了对文化事业的拨款，美国国务院和一些知名大学也为我们提供帮助。”

真正的难题是专业人才的匮乏：年过五旬的拉希姆和尤哈纳是巴格达大学培养的最后几批本土考古学精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进入史前考古学领域时，学校高薪聘用的德国教授们将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欧洲人在巴比伦、尼姆鲁德和乌珥遗址发掘的经验倾囊相授，成为伊拉克考古学教育的滥觞。但随着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和接踵而来的国际制裁，本地精英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大批出走海外，与国外学术界的正常交流也近乎中断。巴格达大学考古学系首先被并入艺术学院，随后彻底停止了招生——“伊拉克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大学教授、最好的飞行员，统统移民去了更安全、收入也更高的西欧。在一个连中学教师也短缺的国家，怎能奢望一个年轻人倒贴几千美元去学习前途堪忧的考古学呢?”

于是，格特鲁德·贝尔的欧洲后代们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被请了回来。“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损失，我们邀请有国外资金支持的欧美团队参与伊拉克文物的修复和鉴定工作”，拉希姆向笔者介绍，“意大利人有发掘罗马时代遗址的经验，他们负责现场;德国人有地下探测技术，负责文物的采集和鉴定;美国人有博物馆设计和布展的经验，负责场馆规划。至于本地年轻人，我只敢让他们负责一些粗笨的体力活。”这种分工绝非心甘情愿——2006年，当破损的恩铁美纳王石像在纽约被截获后，美国国务院决定授权一家本国拍卖行负责文物的修复，伊拉克专家则因为“资质不足”被排除在外。这对拉希姆及其同事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侮辱。

但拉希姆也很清楚，自己能做的努力有限。作为全国最高文物收藏和修复机构的二把手，他每个月只能领到70万第纳尔(约合4000元人民币)的工资，以及5公斤大米、少量面粉和食用油配给。“许多时候，我不得不在休息日给前往巴比伦和乌珥遗址的零星外国游客当解说员，以攒下两个孩子的大学学费，”拉希姆叹息道，“被人施舍的滋味并不好受。但重要的是先生存下来：对一个人、对一个国家而言都是如此。”

也有一些观察者抱有更激烈的态度。美国着名驻外记者、地理政治学者罗伯特·卡普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多次造访中东，他在回复笔者的邮件时毫不掩饰愤怒之情：“当我在老阿萨德统治末期最后一次探访阿勒颇、帕尔米拉和霍姆斯时，那些罗马时代的古老遗迹就陷在一个个大垃圾堆里。相比叙利亚政府的麻木不仁，反倒是外国人对那些文化遗产的命运更上心些。”这当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但2011年内战爆发之后的一系列文物抢救行动，更像是当地文博学界的一场悲壮自救。无论是在帕尔米拉惨遭“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杀害的资深考古学者哈利德·阿萨德，还是被反政府武装用火箭弹和迫击炮摧毁的阿勒颇国家博物馆，都很难指望获得政府军及其盟友的有效帮助。与此同时，保护者们却不得不和全世界最贪婪、也是最无底线的一群掠夺者做斗争。

2015年，美国钱币学会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国际钱币交易市场上帕尔米拉古币(铸造于公元3世纪)的数量出现了势头惊人的增长，显然与“伊斯兰国”占领帕尔米拉并将当地文物出售套现有关。

叙利亚本地文物鉴定专家哈桑对笔者证实了这一推断，他提到：“伊斯兰国”官员很早就开始使用加密通讯软件Whatsapp吸引有财力的国外收藏家“在线看货”，继而通过土耳其的走私网络将文物偷运出境。他们还懂得利用Facebook上的考古爱好者群组挑选潜在的买家，随后发私信向其推荐“尖货”。“事实上，有好几次，‘伊斯兰国’的代理人甚至用Whatsapp联系上了我，”哈桑苦笑道，“他们希望利用我作为专业人士的资质来替他们手里的文物背书。可我怎么能跟一群阿里巴巴(指强盗)混在一起呢!”

遗憾的是，尽管有哈桑作为介绍人，笔者终究没能进入叙利亚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那是2017年初秋的一个下午，几名懒洋洋的安保人员将笔者阻挡在着名的海耶尔宫堡门前，抱歉地告知：由于供电不足，博物馆已经无限期停止对外开放。而仅仅一街之隔，主要接待外宾和显贵人士的四季酒店依然歌舞升平。

在博物馆院落内因停电而静默无声的喷水池前，笔者默默注视着那些就地堆放的神庙柱头、浮雕碎块和残缺的罗马时代神像;文物拯救者们历尽千难万险，将它们从帕尔米拉和阿勒颇危城中抢运而出，如今却只能草草搁置于此，等待遥不可及的修复归位。此刻，在这里，只有价格，没有价值。

井上隆史的事业

2018年2月1日，为期三个月的“文明的回响：来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宝”展览在成都博物馆开幕。231件(套)由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和巴黎吉美博物馆专家精心挑选出的珍贵文物齐齐亮相，最终吸引超过50万人次的参观者。事实上，自2006年10月首次开启境外巡展以来，这批历史超过2000年的珍宝已在11个国家、23家博物馆间流转，始终不曾返乡。这一动议获得了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的特许：从安全角度考虑，将文物留在危机四伏的喀布尔是不负责任的。但要将巡展延续下去，就必须不断找到新的场馆。

本次巡展发起人之一、东京艺术大学特聘教授井上隆史向笔者讲述了“文物流浪记”的前因后果：由于身处古代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见证过无数世界级帝国和异质文明间的碰撞融合，阿富汗的考古遗址以及出土文物罕见地兼有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中国等多种古文明的特征，自1920年代起就成为欧洲和日本考古学者竞相关注的焦点。但在1979年，延续超过60年的国际考古发掘首先被苏联入侵所打断;1989年苏军撤出后，经久不息的内战和准无政府状态更使已出土的文物也面临被摧毁和盗卖的风险。从那时起直至1996年，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失去了半数以上的藏品，希腊化古城阿伊哈努姆的遗址和蒂拉丘地的墓葬先后被洗劫一空。而随着排斥异教文明的塔利班势力在1996年入主中央政权，新的浩劫接踵而至：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巴米扬大佛在2001年春天被炸毁，从喀布尔国立博物馆流出的古代佛像和金币出现在了巴基斯坦边境的黑市上。噩耗接二连三地传入国际考古学者耳中，但他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2001年底塔利班政权的崩溃一度被视为希望之始。但和平只维持了短短几年：2006年，在喀布尔安全形势急剧恶化的背景下，阿富汗政府和国家博物馆委托法国方面将231件国宝级文物带往欧洲巡展，以待局势稳定后再物归原主。数年后，长期致力于搜寻阿富汗流失文物的井上接过了这份工作，并推动其首次进入中国。

“我十分希望能努力创设一项机制，将阿富汗的重要文物合法地带到海外、进行巡回展出。”井上隆史告诉笔者。但一切并不容易：阿富汗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对外来者的疑惧使他们难以轻易接受带有同情意味的帮助。在2006年，国宝“出境避难”一事几乎因为国民议会的反对而胎死腹中。而高昂的保险费用以及十多年欧美巡展造成的审美疲劳，又使得珍宝要找到下一家合适场馆变得日益困难。文博学界仍在为此努力。

与此同时，时断时续的爆炸声依然在喀布尔街头回响。距今75年前，伟大的考古学家马克·斯坦因长眠于此，弥留之际的心愿是亲眼见到阿富汗的宝藏。而在2018年的今天，那些曾令他魂牵梦萦的珍宝正在中国等待着下一家展馆，以及遥遥无期但或许终有一日的——还乡。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