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它对文人画笔墨要求的影响极其深远。
《富春山居图》的一段段传奇故事,也成为了这幅画卷的魅力所在。其中,尤其是乾隆与《富春山居图》真赝两卷的那段往事。《富春山居图》的子明卷(赝本)与无用师卷(真本)同为其所得,子明卷却为乾隆所珍爱,可谓五十余年形影不离,这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而且画卷之上写满了他的题跋,俨然成了艺术日记。
然而,《富春山居图》真迹无用师卷则被乾隆定为“赝鼎“后,冷冷地束之高阁,一字都未题写。如果所题是真本,一方面,乾隆对古书画的破坏可谓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乾隆的艺术鉴赏仍存在巨大的问题。
《富春山居图》子明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有人说,《富春山居图》是山水画里的《兰亭序》。回望富春山居图,这幅画卷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代表之作,也是中国山水画笔墨意趣的最高代表。因而,这卷《富春山居图》为历代画家所追捧,竞相临摹。其中,最着名的当属明代沈周的《仿富春山居图》、清代王翚的三卷《富春山居图》、近代吴湖帆的《富春山居图》。然而,在竞相顶礼膜拜的同时,其赝品亦是层出不穷。这其中,就包括被乾隆写满了题跋的《富春山居图》子明卷。这个画卷承载这太多光阴的故事,跌宕起伏而又充满传奇。正如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题跋所说,“无用(即无用师)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于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事实的确如此,有明初大画家沈周持此卷被巧取豪夺在先,而明末清初吴问卿(吴洪裕)想携此卷驾鹤西去在后。等等。总之,关于这个“画卷”有讲不完的故事。
《富春山居图》 无用师卷 黄公望题跋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局部 黄公望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后来,《富春山居图》就与乾隆皇帝发生了一段奇缘故事。《富春山居图》的子明卷与无用师卷同为皇帝所得,子明卷却为皇帝所珍爱,可谓五十余年形影不离(恐怕宫中妃嫔都没有如此厚遇),这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而且画卷之上写满了皇帝的题跋。然而,《富春山居图》真迹无用师卷则被乾隆皇帝定为“赝鼎“后,冷冷地束之高阁,一字未都题写。
《富春山居图》 子明卷 乾隆皇帝题跋
因画上题款为:“子明隐君将归钱塘,需画山居景,此图赠别,大痴道人公望至元戊寅秋。”,故此卷《富春山居图》为子明卷。此卷是乾隆十年(1746年)入内府。乾隆得此画卷时大喜过望,其兴奋程度,不亚于明末清初《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拥有者吴问卿。何以见得?因为子明卷的画面空白处写满了乾隆皇帝的题跋。其数量之多,用乾隆自己的话说:“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据统计,从乾隆十年到嘉庆四年(乾隆做了四年的太上皇),画卷上共享55处乾隆的题跋,其中画卷之中有53处,另外两则题跋写在了画卷的前后隔水(手卷形制的一个名称)之上。
《富春山居图》 子明卷局部 乾隆皇帝的题跋
而开卷第一则题跋就是这句“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这可以说为乾隆皇帝最后一次题跋。乾隆皇帝也知道,看到自己在子明卷上满满的题跋,满意地写下了最后这句话。
子明卷虽然惨遭乾隆破坏,但从这一段段题跋中也看到乾隆的艺术追求与爱好。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乾隆与这画卷的艺术的故事。与其说这是一卷乾隆心中的经典之作(实为《富春山居图》赝品),不如说这是乾隆图文并茂的艺术笔记。从乾隆十年起,皇帝北至吉林、辽宁盛京,六次南巡到杭州、苏州、绍兴,东临登泰山,西访巡五台,承德避暑山庄狩猎,津门、田盘巡视,子明卷一直如影随身,携带在行笈之中。
《富春山居图》 子明卷局部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局部 黄公望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综观全卷题跋,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有关画卷来历的叙述与真伪的考证,题跋的数量不是很多,全卷大约有五则;二是就画卷本身的艺术评价,数量也不是很多;第三类最多,都是乾隆携画出巡,引发联想以及印证艺术与自然相合的感性记录,犹如旅游笔记一般。
《富春山居图》 子明卷局部 乾隆皇帝的题跋
有关画卷来历的叙述与真伪的考证,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足见乾隆皇帝的认真与自信。譬如,乾隆得此卷的第二年(乾隆丙寅年),在画卷上题写了最长的一段题跋:
“乙丑夏,沈德潜进其所为诗、古文稿,几暇批阅,则跋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在焉,所记题跋收藏始末甚详。是年冬,偶得黄子久山居图,笔墨苍古,的系真迹,而德潜文中所载沈、文、王、董、邹氏五跋,有董、邹而缺其三,且多孔谔一跋,以为山居与富春自两图也。然爱其溪壑天成,动我吟兴,乃有长言,亦命德潜和之。且询其较富春为何如?德潜之跋以富春山居归安氏为未得所,安氏不知也。越明年,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持富春山居卷并羲之袁生帖、苏轼二赋、韩干画马、米友仁潇湘等图,共若干种,以示傅恒,傅恒曰:是物也,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将安用之?居少间,恒举以告朕。朕谓:或者汝弗识耳,试将以来。剪烛粗观,则居然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也。五跋与德潜文吻合。偶忆董跋与予旧题所谓山居图者同,则命内侍出旧图观之,果同。次日命梁诗正等辨其真伪,乃咸以旧为真,而新为伪。反复详览,始知灯下骇以为更得富春者,乃误也。匪惟予误,沈德潜之嗟咨叹赏,勒文以记者,亦误也。奚啻德潜,高士奇、王鸿绪辈之侈,鉴赏之精,贾直之重,以为豪举者,均误也。富春山居本属一图,向之题山居者,遗富春二字,故虽真而人疑其非是耳。虽然,摹董而即董,肖黄而即黄,盖非近日俗工所能为。且其别种亦有,实出旧人手笔,而古香清韵,堪以继武石渠宝笈者,概以二千金留之,予因之有深警焉。叹盛衰而归梦幻,德潜盖详言之。玩物丧志,又不若不识者之为得矣。而况目迷五色,易眩鲜明。于浏览其尚可也,于出治用人其可乎哉?因一事乃获三益,是不可以无记,爰书之于旧图,而正其名曰富春山居云。丙寅长至后一日,重华宫御识并书。”
文字中明确表明了乾隆的鉴定态度,即先得到黄公望“山居图”为《富春山居图》真迹,安岐旧藏名为《富春山居图》为赝品。不知乾隆皇帝是出于对“富春山居”极度的喜爱,还是出于固执己见的极度自信。置名臣沈德潜记载真迹有“沈、文、王、董、邹氏五跋”且与子明卷不符而全然不顾。甚至还嘲笑安岐、高士奇、沈德潜、王鸿绪等人的鉴赏能力有待提高,为他们的浪费钱财、消耗精力而叹息。事实上,这段题跋在后人看来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最好例证。笑话他人看不穿,且自信的认为“因一事(《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发现)乃获三益,是不可以无记”。可真正被嘲笑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只因他是皇帝,大臣们只能附和赞同。吓得梁诗正只能是说“以旧为真,而新为伪”。
《富春山居图》 子明卷局部 乾隆皇帝的题跋
正因为乾隆确认子明卷为真迹的自信,所以在之后五十余年的岁月中,乾隆与此卷形影不离。于是历史所发生得画幕总是惊人的相似。《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拥有者吴问卿自得此画卷,也是与之形影不离,吃饭、睡觉、出行皆不离其身,为了它还专门盖了一座房子,名曰“云起楼”。甚至在其马上要辞世的时候,也要侄子把《富春山居图》烧掉,乞愿到另外一个世界也同样可以拥有。
不过,乾隆没有如此的奢望。只是在子明卷上增加了自己的笔迹,或许是希望能够同黄大痴(黄公望)同痴。
“辛亥春,携卷至田盘,与名境相印,又一胜事。御笔。”
“淀池舟行,见梁笱(竹制捕鱼器),印之图中,益知鱼家生计。甲寅春御题。”
“此图数随行笥,甲戍东巡至吉林,驻跸松阿里江上,沙渚烟邨,恍然图中胜处,因于行在展卷,书之时八月九日也,御识。”
“予南巡四至浙江,富春皆未到也。或眺于山阴道中,或见于云栖江岸,或寄想于尖塔海亹。今来坐观潮楼,目送银涛,远平春渚,一峰长卷,彷佛遇之,则入山而身立画中,何如望山而画在目前耶?兹行既辨浙江涛、广陵涛疆域之舛,与前此考订山居真赝事颇相类。予之不欲蓄疑,固不以小大歧视耳,乙酉春御识。”
《富春山居图》 子明卷局部 乾隆皇帝的题跋
诸如此类的题跋,画卷之上还有很多很多。都是记录了乾隆皇帝巡视各地时,见当地之景象而不忘与《富春山居》相印证。据统计,在天津田盘山(今为盘山)时的题跋次数做多,全卷共计12处;其次是南巡浙江杭州时,有四处题跋。天气晴朗时,或记下一段;倚窗听雨时,或记下一段;政务闲暇时,或记下一段。春天日暖花开时,记下一段,冬天快雪时晴时又记下一段。
《富春山居图》 子明卷中乾隆皇帝所记载的历史事件
画卷上甚至还出现了令人意外的记载。一个与画面毫不相关的历史事件都成为了画中题跋:戊申春巡驻津门,得台湾生获庄大田捷报,展卷想见凯旋将士,过桐江富春喜色,御识。乾隆戊申年(1788),皇帝正在天津巡视,忽然听闻台湾曾与清廷对抗的天地会首领庄大田被捕的捷报,十分振奋,想象着将士凯旋的喜色,超过观赏富春山的感觉,当即题写在画卷上。
看着画卷上满满的题跋,不难想象当时乾隆皇帝内心的喜悦与外在的满足感。等到画面留白处实在题写不下来了,乾隆决定在卷首写下了总结:“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然后钤印,“太上皇帝”、“十全老人”。如此爱这幅画卷,而画卷竟然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富春山居图》真迹无用师卷被束之高阁,乾隆一个字迹都没有留在上面。
虽然题跋可比之为艺术日记,然而真正分析,如果这是真本,乾隆对古书画的破坏可谓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乾隆的艺术鉴赏事实上仍存在巨大的问题。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