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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是恶魔是缪斯还是创造者
2018-09-21 08:57:22 来源:界面 翻译:马昕 作者:Cath P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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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瓦多尔·达利的妻子加拉的名声并不好。她的行为可恶吗?也许是的,但就她本身来看,会不会也是一位别出心裁的创造者呢?

一直以来,加拉·达利(Gala Dalí)在大家眼中既是缪斯女神,又是一个恶魔。据说在当时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小圈子里有这么一句调侃——如果哪个艺术家创作出了好作品,那他一定是爱上了加拉。加拉的第一任丈夫是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Paul éluard),在这段婚姻中,加拉还与许多艺术家有染。与达利产生交集,最终携手共度一生之前,她还与德国画家、雕塑家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有过一段情。这么一个花蝴蝶锋芒毕露的性格惹怒了许多圈中艺术家,法国作家及诗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对她嗤之以鼻;西班牙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uel)十分厌恶她,甚至有过勒死加拉的念头。

加拉头戴意大利服装设计师艾尔萨·夏帕瑞丽设计的高跟鞋型女帽,设计灵感来自于萨瓦多尔·达利的作品
加拉头戴意大利服装设计师艾尔萨·夏帕瑞丽设计的高跟鞋型女帽,设计灵感来自于萨瓦多尔·达利的作品

达利在创作上屡获成功,加拉也越来越火,不过她的名声可不那么正面。在人们眼中,她就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情妇,狂热地迷恋着物质、金钱、和一堆拥有年轻肉体的小白脸,虽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事实,但巴塞罗那的加泰隆尼亚美术馆(MNAC)的这场展览将带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女人:也许她这一生风花雪月的艳情史让我们忽略了她内在的创造力?单就加拉本身的能力来看,她会不会也是个别出心裁的创造者呢?也许加拉远不止是一个灵感缪斯,通过这场展览,你也许会发现她其实是个概念派艺术家,是个走在时代前列的表演者,在达利的创作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达利在这幅1972-1973年创作的画中把自己和妻子加拉一并放到了镜子里
达利在这幅1972-1973年创作的画中把自己和妻子加拉一并放到了镜子里

1894年,加拉·达利生于沙俄时期的俄罗斯,原名爱莲娜·伊万诺瓦·迪亚克诺瓦(Elena Ivanovna Diakonova)。“加拉”这个名字其实是法国青年保尔·艾吕雅给她起的绰号。初次相遇时,两人都年方17岁,患上肺结核在瑞士的一个疗养院修养,同病相怜。当时,艾吕雅便发现了这个俄国姑娘激发创造灵感的能力,开启了加拉的艺术缪斯生涯。加拉鼓励艾吕雅创作诗歌,并为他早期的诗篇作序,自己只留下一个化名。“她决定隐身,即便她在艾吕雅和达利创作过程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埃斯特雷亚·德·迭戈(Estrella de Diego)这么认为。

两人的关系是开放式的,而且艾吕雅也乐于把加拉介绍给新的潜在情人,比如说马克思·恩斯特。恩斯特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开始了与这对夫妇的“三人行”关系。在恩斯特1922年的作品《朋友聚会》(Les Rendez Vous des Amis)中就能找到加拉的身影——一群男人中唯一的女性。画布上的加拉目光如炬,可以看出,这个女人就是到了古稀之年也能迷惑征服不少男人。

恩斯特和艾吕雅对加拉的感情也许是爱,但在布勒东眼中,她就是一个对手,偷走了自己在这个圈子中应有的权力。毫无疑问,他对加拉的憎恶让她名声越来越坏,在她与艾吕雅的婚姻破裂后尤甚。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两人不欢而散还得怪艾吕雅,正是他带着加拉来到加泰罗尼亚小城卡达克斯,并将她介绍给达利。艾吕雅一定觉得加拉的任何一次红杏出墙都不过是一时兴起,很快就会消退,但事实证明,加拉这一次是打定了主意要一直走下去。她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看穿这个古怪年轻人的歇斯底里和插科打诨背后的深意,而达利在加拉眼中的这些闪光点对其他的客人来说,都令人身心俱疲

达利梦幻般的加拉肖像:《原子加拉》(Galatea of the Spheres, 1952)
达利梦幻般的加拉肖像:《原子加拉》(Galatea of the Spheres, 1952)

达利后来说,加拉能看到他的天赋。但除此之外,他也承认,这个女人可能想要“实现自己的神话”,“同时她也觉得,这种东西可能只有我可以给她。”

抛弃功成名就的富裕诗人艾吕雅,投入穷光蛋达利的怀抱,给她“物质主义拜金女”的形象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正如迭戈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心里只有金钱和名声,她为什么要离开巴黎最棒的诗人,来到一个一贫如洗的无名小卒身边?原因可能是加拉觉得,在达利面前她能够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加拉卖掉了自己在巴黎别致的小公寓,换来加泰罗尼亚利加特海边渔村的一个原始小石屋。在这里,她从当地的渔民身上获得了性满足——而这是达利给不了的,他对传统意义上的性交排斥厌恶。

既是恶魔,也是缪斯,关于加拉的这种看法持续了好几十年既是恶魔,也是缪斯,关于加拉的这种看法持续了好几十年

既是恶魔,也是缪斯,关于加拉的这种看法持续了好几十年
既是恶魔,也是缪斯,关于加拉的这种看法持续了好几十年

从此开始,达利和加拉结合在了一起,在MNAC的总监佩佩·塞拉(Pepe Serra)看来,这是一个贯穿终生的“合作项目”。

在许多人眼中,加拉就是达利的创造者,而达利呢,用塞拉的话来说,就是“他自己最了不起的作品”。但迭戈相信,加拉的影响远不止如此,“她也参与了达利的绘画创作,她是个表演者。”

创造性合作

在几十年里,达利反反复复把加拉搬上画布——要么是一片荒芜的废墟前,一张巨大的带着微笑的脸,面容端庄,烤羊肉像军人的肩章一样搭在她的肩上;或是支离破碎的拉斐尔风格的圣母;亦或者是不动声色的妇女,解开衬衫,暴露自己左边的乳房。

《妇女和孩子的记忆》(The Memory of the Woman-Child, 1929)
《妇女和孩子的记忆》(The Memory of the Woman-Child, 1929)

“你很难想象出一个这么被动的加拉,乖乖坐在椅子上,任由达利摆布,让他告诉自己该坐哪,手放哪,穿什么衣服,”塞拉说,“至少他们得一起决定。”

达利看到了妻子的创造力。他的许多画作落款都是“加拉-萨瓦多尔·达利”,这虽然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都是不可理喻的。然而策展人迭戈和塞拉则认为,当代的观众对合作的艺术项目已经不陌生了,对他们来说,两人的创作型合作不难理解。

虽然加拉一般习惯躲在幕后,默默地当达利的缪斯,但在《维纳斯之梦》(The Dream of Venus)这个早期装置艺术的设计中,她的功劳充分展现在了作品中。在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这件根据达利的画创作的作品首次亮相。这个超现实的梦幻世界让观众从女性的双腿下面穿过,进入室内,被包围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稀奇古怪的华丽场景里,背景则是达利的画。

在许多照片中,加拉都在与达利讨论着艺术创作,两人一起设计装置中工作人员的服装,她还帮忙把各个部分组装起来。“她本可以做《维纳斯之梦》的模特,但加拉依然决定要成为创造它的艺术家。”迭戈说。

对达利来说,加拉就是他不灭的灵感之源。正如《利加特港的圣母》(1949)中展现的那样
对达利来说,加拉就是他不灭的灵感之源。正如《利加特港的圣母》(1949)中展现的那样

达利的名气不断增长,财富也逐渐积累,加拉一直陪在他身边。他们的生活开始按照精心的安排连轴转,而这些安排,用塞拉的话说,共同组成了“达利项目”。

萨瓦多尔·达利和加拉一起讨论《维纳斯之梦》装置。摄于1939年
萨瓦多尔·达利和加拉一起讨论《维纳斯之梦》装置。摄于1939年

然而,这位艺术家的成功,也让他逐渐沦为超现实艺术家们眼中的“商业叛徒”,他们给达利起了个轻蔑的、话中带刺的绰号“美金狂人”(Avida Dollars)。加拉嗜赌,而且愿意在年轻男人身上大笔大笔地花钱,这也给人们留下了话柄,可以对这对夫妇“贪得无厌渴望金钱”横加指责。

加拉的行为自然是可恶的,她让达利在成千上万张空白画布上签字,好在上面伪造达利的画,从中捞上一大笔油水;和年轻情人的感情,她也一直来者不拒,即便这个男人是马克思·恩斯特的儿子——他父母的婚姻正是毁在了加拉的手上。

然而在1969年达利送给她的普博尔城堡中,你可以看到加拉的另一面。塞拉认为,这座城堡本身就是一个超现实主义杰作。“这座城堡森严古朴,除了几幅画以外几乎空无一物,”迭戈介绍说,“它给你一种感觉,就像一个被放逐的人。我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加拉本身就是这样的。”

大多数人可能对“既是缪斯,也是恶魔”的说法更熟悉,那么大家看了这个展览可能会大吃一惊,但正如迭戈所说的那样:“不停地鞭笞加拉,将她形容为‘一个恐怖的女人,不管达利做错了什么事,她都是罪魁祸首’自然容易,但难的是静静坐下来,重新审视她的性格为人。现在也许是时候客观地看看加拉了。”

编辑: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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