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文化政策研究是对文化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已成型条款的研究和学习。在业已存在的文化政策研究中，始终存在三个层面的争论。第一个层面是：“是否应该在大学内进行文化政策的研究？”毫无疑问，本内特的答案是肯定的。第二个层面则显得更加微妙，因为文化研究的惯常模式大体上是激进、理论化乃至于乌托邦式批判的，学者们通常不考虑研究的可操作性。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用一种具备政策倾向性的文化分析形式来代替传统的文化研究？对这一层面的问题，本内特依然给出了肯定的态度。众所周知，本内特坚持认为文化政策研究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始终站在政府的一方。他著名的文章《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之内》，就是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证。在这两个层面之后，有一个更理论化的层面。这一层面直接建立在福柯的研究成果之上——“现代文化领域是否独立于政府治理而存在？”或者我们可以直接发问：“治理化是所有现代文化存在的前提吗？” 托尼·本内特在这篇文章中，集中讨论了“对文化政策研究的争论”。他选择的是治理化和政策化的立场。他认为，即使是相对自由的社群文化（communityculture），其发生和发展仍然是在政府实践的框架内进行。

本文节选自托尼·本内特的文章《文化与政策》。这篇文章写作于澳大利亚——一个传统上高度集权的国家。尤其是在1980年代工党（相当于英国1990年代的新工党）的执政下，澳大利亚政府致力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资源和机构。这对左倾政策顾问来说是好事。但是这意味着与美国文化/政府相关的热点问题：审查制度、扣押所谓亵渎神灵的淫秽作品的公共基金、攻击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对文化公共基金本身的质疑，都没有在本内特的文章中体现。我们应该如何努力，才能避免尚未学科化的文化研究方式“吞并”文化政策研究呢？文化和政策之间又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批评”和“政策”之间是绝对对立的吗？本内特在文章中分析了当代研究者的种种研究成果，并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英国学者，曾于1983-1998年担任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在1980年代中期，将政策工作置于文化研究之中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说文化研究早期没有构想过政策问题。恰恰相反，政策问题一直处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注点的中心。然而这只是威廉斯的个人行为，且这在文化研究的争论中也只引起了一次相对较小的冲击。大伦敦议会的文化政策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其成为抵抗早期撒切尔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当然，这一保障只延续到大伦敦议会自己解散为止。在澳大利亚，虽然早至1970年代就有了对媒介政策工作的重要研究，但文化政策唯一一次综合介入文化研究是1985年TimRowse对艺术的争论。政策问题在其作为学科而出现的早期阶段，并未非常有效地进入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之中。其在学术会议中不是研讨的重心，且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杂志》（Australian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和其走向国际的续刊《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中也很少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Tom O’Regan所描述的，那些想要参与到政策问题研究中的学者已然意识到，必须“另起炉灶”用其它的术语来描述他们的研究。O’Regan举了很多例子，譬如文化历史学家、电影批评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简要来说，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没有任何清晰的逻辑或者正当的理由让政策问题在文化研究领域站住脚。美国也是同样的情况，在那里文化研究与有效的社会主义传统之间产生了脱节，极大地削弱了文化与治理之间的联系。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政策工作在这些国家的语境中，往往被认为是一个狭义的实用行为，而缺少任何更广阔的理论及政治诉求。这显然是一个在政治上令人不快的妥协状态。为了对抗这一背景，我认为要坚持将政策置于文化研究之中。这一举措是促使文化政策理论化并使其参与到有效实践中的一个必要部分，要让政策能有效地纳入到文化研究的进程之中，重点在于要厘清文化与权力的关系。

澳大利亚博物馆内部掠影

我认为政策争论有效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至少在澳大利亚的语境下，文化研究领域的教师、研究人员、供职于特殊文化机构或负责管理这些机构的政府分枝部门的文化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之间，在政策争论的促进下展开了新的合作形式。当然，除了争论之外，还有更多全局性的趋势促使着这些发展。政府急需加强文化研究与当代现实需求及环境的联系，以换取更多纳税人的钱。而这些发展是人文学院内部普遍回应的在地化表现。当然，认清这些新的现实并不代表要将其理想化，并不是说为了加强这种联系，每一步发展都已经被制定好了；也不是说这会导致我们对知识分子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参与有过高期待。在这些问题上保持合理的警惕固然重要，但是这也会在文化的某些领域遗留下大量的遗憾：我们要求学院要更具有“实用性”——但对于学院来说，这些“实用性”得达到他们自己制定的理想化的批评标准。虽然依然有很多人对这一观点予以支持，但这种主张将会越来越不重要。有效的批评工作将会落在务实导向的理论趋势与真正现存的政策事项的节点上。

第二，大多数文化研究领域的工作者是不会支持我的上述言论的。如果我的直觉正确地感知到了环境的变化，那些人会召集自己的支持者，用那些已经成功说服新的“皈依者”的研究来证明更多研究的正确性，而不是去假设“政策争论”本身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阵营。这个阵营落在希望接受改良主义者的说辞与程式的修正主义倾向，与依旧倾向于坚持早期的那种革命或抵抗的说辞之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政策争论”扮演的是一个催化剂的功能，阐明那些已经明显出现在文化研究之中的张力。可以说，与政策有关的论点已在文化研究辩论的图景之中取得了一个可观的位置，清晰地考虑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程式、智识工作的方式，以及现有的文化研究工作的智识生产关系。而对政策的引用起到的，则是一个将一系列更普遍的问题标志化的作用。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内部掠影

这里有一些我想要探讨的问题。虽然“政策争论”可能曾经产生过很多光和热，但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热门”了，我也没有意愿通过重复那些代表性的争议来再次给这一话题升温。然而，这其中有一些价值隐藏在那些争议的表层以下，指出了被这些争论所激起的话语对抗。因为这些对抗的历史更悠久，并形成了话语网格，将文化分隔于一边，并把政策放置在另一边。而发掘这些话语网格的历史由来，将有利于我们挖掘这些对抗背后的逻辑，并更好地理解那些重要的反对意见。

Meaghan Morris教授在“文化政策研究的未来”研讨会上

我必须强调，这不是要指责那些对“政策问题”的倡导者加以批评的人。相反，我想要从两个批评家入手说明我的初始立场。这两个批评家是MeaghanMorris和TomO’Regan。虽然后者早期将自己视为“文化政策推进”的支持者(O’Regan 1992: 415)。此二人支持要将政策问题纳入文化研究之内，且在面对“批评或政策”这一两极化的选择时，客观的说他们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政策上。由此，对于“批评与政策之间的巨大分裂”让这一争论失去了成效性和切实可行性的观点，Morries是不同意的。他认为“政策争论”一直被一些有名无实的倾向所缠绕，导致其没有真正进入到世俗人类领域之中(Morris1992a: 548)。Tom O’Regan对“政策时刻”的讨论与Morris有着细微的差别，但其富于挑战的研究导向了与Morris相似的结论。O’Regan反对这种过于两极化的选择，并正确的指出“批评或政策”之间的关系是既深入又多变的：

只要政策干预和自主行为还在考虑范围之内，政策和文化批评之间的紧张关系——该写什么，该信什么——就必须要转变为一个没有普遍回答的问题。没有一个政策高于文化批评的先验原则，我们也不能假定社会效用和效益必定要么属于政策，要么属于文化批评。文化政策和批评之间的关系并非密不透风，而是互渗的系统；它们足够开放并能允许转换、合作和互译；也能允许实践和理论相互流动。直白的说，像“社会阶级”和“压迫”这样的词（及其随附的修辞）或许不会进入到政府政策的语汇之中，但是在可靠的释义系统之中如果没有它们的社会在场，任何指向平等保护和机会均等的政策都将在权力体系中被抹杀。识别压迫意味着获取政策目标，社会阶层的持续存在为社会平等的目标提供了经济保障。文化政策和批评是社会生活的不同形式，但它们二者彼此需要，厚颜无耻的借用并重组这些话语以为己用。

基于此，O’Regan认为，将文化批评变为文化官僚主义的呼吁反映了一次失败：没有发现那些往往是间接的、但实际上是真实的且具有影响力的贡献。文化批评对于政策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并改变着发布和决定政策抉择的话语基础。

除了需要更清楚地强调这一困局的双向性质，我还有一点要挑剔的，那就是在文化领域中，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文化批评的某些形式本身所产生的话语术语——譬如文化权利的话，就可以理解为何这些术语通常是一个特殊的政府介入形式的副产品。O’Regan认为，那些曾主张文化研究应该重新考虑其关注点，以便更好的符合政策中心性的人，其论点的前提在于假设政策已经不能简单的被放在文化研究领域现有的工作传统之中，从而一直在“攻击虚幻的目标”。我认为O’Regan的这些考虑是错误的。尽管他在强调文化政策与文化批评之间关系的通透性之时，有着自己正确的决策力；但仍有一些版本的文化批评，确实落在了对官僚程序与政策进程进行世俗计算的原则性反对上。一个例子就是FredricJameson对政策问题绝对反对，就好像批评的知识分子（criticalintellectual）与务实政策问题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一样。此类例子不止一个。确实，一个真正刺耳的声音从对政策抉择本身的原则性谴责中出现了。

Tom O’Regan教授的研究著作《澳大利亚电视文化》

文化研究中曾有过一些有影响力的传统，这也是O’Regan的论断试图去掩盖的。这些传统曾经试图弥合批评与政策本质上的互不兼容性。难点是这些研究所援引的立场是多变的：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传统的反改革派遗产，到本质上非常父权主义的激进女权主义政府的观点。所以，这就超出了政策有效参与的范围。然而，存在着更为基本的观点的变体。这些观点支持文化在与其余政策领域的关系中采用外在批评的视角，例如对那些经济或者社会政策。对于这类观点的反对通常基于如下立场：相比起任何为经济或者社会等领域本身做出贡献的内在属性，任何政府所产生的政策本身都注定折射出统治阶层或父权制的利益。故而在反对文化政策参与的立场上，更为特殊的原因出现了：这些原因着眼于对文化的考量上，但文化的考量在某种层面上来说与政策形成的乏味过程在本质上有所分歧，且从根本上就超越了这一过程。

那么，这就是一个我想要探讨的问题了：批评——政策两级化是由这一系列特殊问题而构成。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自于文化领域的遗产，从广义上来说，是阿多诺式的浪漫主义的遗产。 阿多诺的理论建立在文化与行政管理这一更广阔的讨论背景下。这一问题的探讨被许多“文化政策争论”的贡献者所征引，基本上他们都提议应该以阿多诺拒绝解决文化与行政管理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为例，来理解他的论述。但我认为阿多诺描述的历史局限太表面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越过两极所持的边界来看问题了。

本内特著作：《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与政治》，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我将从以下问题出发说明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两极化的关系，以及O’Regan介绍的自上而下的政策（用来与自下而上的政策考虑相对比）。O’Regan将“自上而下”的方法归因于“文化政策推手”的主张，并认为这才是文化研究的代表。在“自下而上”的方法中，政策被理解为在影响和结果上，以及受其影响的行动上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与此相反，“自上而下”的方法建议文化研究应该将其关注点转移，以便与自上而下的项目和公开程序相吻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官僚和行政管理的思考模式。O’Regan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使用了一个我提议过的术语。我提议在文化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文化技工”——这一概念被O’Regan解释为“获得政策资源、咨询与债务”。这是一个非常不利于理解这个概念的解释。因为我引入这一概念的语境是为了质疑O’Regan提出的那种“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两极化建构。如果各类政治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稳固的，且政府的现代形态也可以被视为是阶级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自下而上的政策通常由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制定），那么这种两极化就失去了它们的一致性。

“文化形态和活动是如何高速且深入地政治化的”，我认为，“这一问题是在如下情况中生发出来并获得了存在的条件：为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或政治目标，那些文化形态和活动已被工具化为政府部署的结果。” (Bennett 1992b:405)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提出了“文化技工”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的描述。比起将政府和文化政治看做是彼此相对的，“文化技工”将智识工作置于政府领域之内，为的是让其致力于“通过对政府部属的技术调整，来达到对文化功能的修正”。

当然，这不是要用“自上而下”的方式“为政府工作”或制定政策，虽然可能也包括为政府做事。相反，我关心的是，其中脑力劳动者的实践方法被看做是在政府领域内“摆弄一下实际的安排”（政府领域是浩大的公立和私立的文化机构，涉及对全体居民的文化塑造与控制）。这种反映了文化政治起源的实践方法，生发于政府程序之内，而不是被放在一个与“自上而下”相对立的“自下而上”的政策形式之中。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