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展览的角度看，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地下实验艺术展十分活跃，90年代艺术家参加国际大展以及进入新世纪后官方举办国际性的双年展。她认为上海艺术家在这三个阶段都有出色的表现：80年代上海先后举办了一连串有影响的前卫艺术展览与活动，上海美术馆更是早早融入其中，如丁乙1986年做过的行为艺术活动“布雕”，1988年上海美术馆举办的“最后的晚餐”展览等；在90年代，1993年中国艺术家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其中一大部分是上海艺术家，1996年上海美术馆就举办了上海双年展；在新世纪，上海双年展成为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大展，在全国性的美术馆热中上海也涌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民间美术馆，还出现了艺术家集体策展现象。因此她强调，这样被遗忘是不公平的。她要通过她的展览提醒观众，在过去的30年中，存在过这些人、这些事。

　　话语权是整个系统的问题

　　她特别强调，在调查中她发现，上海艺术家的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有很多参加国际展览的机会，但却被西方策展人拒之门外。她认为这与西方的选择有关：那些西方策展人有他们自己的“中国想象”，对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题材有特殊兴趣，喜欢所谓的“中国符号”。她认为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致命的弱点——话语权的旁落。

　　她还指出，话语权是整个系统的问题：一、从艺术家看，以2000年为界，之前当代艺术受到官方的压制而采取了“反体制”的姿态，之后被官方认可，艺术家就失去了对手，必须重新思考身份。当前艺术家还处在消费状态，把前几年“反体制”过程中积累的文化资本消费得差不多了。二、从批评家、策展人角度看，他们对艺术生态，艺术家的创作等并不了解，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使用的观念、方法，都跟不上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对当代艺术创作几乎不起作用，策展也往往变成组织展览。三、从艺术机构看，当年上海美术馆、比翼艺术中心等机构举办过一系列的重要展览，但近年来的变化使机构的作用变了，发挥的作用很有限。

　　她强调，最近二年中国当代艺术发展遭遇瓶颈，国外艺术圈也出现了转向，对中国当代艺术失去兴趣，可见本土的建设很重要，不能依靠国际的需求、西方人的想象。当务之急，应该对本土艺术进行梳理，争夺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权。她希望新展览对此会有所裨益。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