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代艺术史存在着学理上的自相矛盾，但现实中，被赋予“当代艺术史”概念的著作不少见，例如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吕澎的《中国当代艺术》，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的《越界》等。

　　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彭德并不排斥“当代人写当代艺术史”，在他看来，当代艺术史的写作至少为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和收藏家提供了思考方向和参考依据，至少为市场提供了专家意见，使其降低盲目性。但彭德坚持认为有些人不能写史，“首先艺术家不能写史，策展人写史非常危险，批评家写史也不适宜。当然也有一些自我控制能力特别强的人，比如说吕澎、鲁虹，他们在写史的时候清楚自己作为策展人的形象，清楚自己作为批评家的个人趣味，但这毕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吕澎的《90年代中国艺术史》，写得太冲动、太匆忙，遗漏太多，历史著作应该在很平静的长时段里才能写好、写到位。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当代艺术史写当代，你是当代的参与者，你是当代艺术的组成部分，不可能在不匆忙的状况下写出来，关系很难处理。”

　　你凭什么来书写当代艺术史?

　　按彭德所说，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都不适合写史，那么还有什么人能来写当代艺术史?“实际上把艺术史的路给堵死了。”孙振华承认彭德的本意是要寻求一个客观、全面、排除个人色彩的当代艺术史书写模式，但排除了那些最了解艺术的群体后，谁又能写当代艺术史?好的艺术史的书写标准又是什么?

　　“无论是艺术史还是文学史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李杨以文学史的书写为例，令当代文学史书写者困惑的一个问题在于，他们必须定义什么是经典，什么样的作品、作家才能写到文学史里?“你写哪一部和不写哪一部怎么选择?这就是文学史的权力。以前没有这么清晰、强烈地认识到文学史是一种权力，因为它确定了经典、确定了规范，它对文学进行了规训，赋予文学以意义，实际上在定义文学。”

　　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艺术史的书写更包含着一种话语权力、确立规范者地位的意义，书写当代艺术史的同时似乎也在朝着指点江山、执牛耳者的权力颠峰攀登。问题在于，凭什么你书写的艺术史能够占据话语的制高点?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方法来书写当代艺术史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和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