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兴伟现象”
　　
　　古越之地水土好，经常会出一些擅长行为艺术的特殊人才，如绍兴人鲁迅笔下的“一壶乎、两壶乎”、“偷书不算窃”的孔乙己，还有挨揍以后自娱“儿子打老子”的阿Q，他们都能于无奈的生存环境下，创造出一些超乎常人的举动，给自己残存一份聊以自慰的精神空间。
　　
　　前几年，浙江农民俞兴伟先生也秀了一把精神胜利法，但与以上两位仁兄不同的是，他的行为艺术不是用于安慰自己，而是为了他所钟爱的一样情结。故而由此，在文物界冒出“俞兴伟现象”这一说。
　　
　　俞兴伟先生的家乡在浙江嘉兴市的一个剪纸之乡，他从小受到乡风熏陶，对古老的乡土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17岁时，他就从师学艺，开了一家仿古陶艺和雕刻作坊，当起了小老板，并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破自行车，走街串巷，收集流散在当地民间的一些古老石器和陶器。后来通过阅读地方史志，他渐渐对自己陆陆续续收藏的一些出土文物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认识，知道其中不少器物属于距今6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这以后，俞兴伟多了一份心思，他要以一己之力，大量收集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历史遗物，进行系统研究，以期有朝一日让家乡的马家浜文化象河姆渡文化一样弘扬于世。
　　
　　从此，嘉兴城南一带的农村，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年轻的“拾荒者”，不分寒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回穿梭于羊肠阡陌之中，收购一些当时被人们得而毁弃的石斧、陶罐之类。
　　
　　十年过去了，尽管俞兴伟的手工艺收入不算少，但仍旧四壁空空、家境贫寒。他的全部积攒只换回一大堆破铜烂铁、旧石残陶。开始几年家人和邻里都不理解，觉得他神经有问题，后来城市里的古董热悄然兴起，许多文物贩子也纷纷活跃于乡间地头，收购这些东西拿到外地去倒卖。这时候，当地人又开始猜疑俞兴伟有先见之明，肯定指着家里那些古董赚大钱、发大财。的确，在此期间，也有不少文物贩子慕名前来，要高价收购俞兴伟收藏的古董。可是，小伙子仿佛另有所图，毫不为之所动，一件东西也不卖。乡里人越发奇怪了：俞兴伟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他也想向别人一样，将那些古董走私到国外去天价拍卖？

　　外界的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渐渐地，俞兴伟还真生出一样野心，不过跟别人猜测的倒卖赚钱完全两回事。那一天，他坐在房间里，一遍遍摆弄自己十年“拾荒”的战利品——数百件历史遗物，从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战国、秦汉，直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同一区域出土这么完整的文物，对研究地方史乃至中国区域发展史都有着重要价值。小俞心想，自己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积攒了七八年，图的是什么？假若为了几个钱把这些东西卖了，使之流散，往后国家再想重新去系统收集这么多历史信物谈何容易？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泛起：他要创办一家“马家浜文化博物馆”。

　　有了梦想，俞兴伟愈发千方百计地寻找藏品。越到后来，东西越来越少，而且价格越抬越高，俞兴伟不管不顾，只要有目标，他便找到物主死磨硬泡，宁可少吃几顿饭、少穿几件衣，都要千方百计地把东西搞到手。有趣的是，在外面他找人家泡，回家别人找他磨，要买他的藏品，有些出价高的一件东西就答应给几千上万块钱。有时候俞兴伟也动过心，几百件东西都卖了，那最少也是几十上百万的收入啊！有那么多钱，在农村盖一幢小洋楼完全不是问题。但思来想去，俞兴伟还是选择了坚守自己收藏文物的初衷——只进不出！

　　又是几年过去了，算起来俞兴伟搞收藏已经十个年头，他收集到的史前文物已经多达500余件。可是随着物价高涨，俞兴伟突然发现自己距离开私人博物馆的梦想越来越远，几乎变得遥不可及——批地买地、盖楼添设备、管理人力，这些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每一样都需要用钱去堆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过后，俞兴伟痛苦地认定了一个事实：自己这间狭小的屋子，再也无法存留那么多本属于更多人群、更广阔天地的祖宗遗物，已经到了跟那些朝夕相伴的伙伴说再见的时候。于是，这个平凡的年轻人终于做出了一项伟大的决定……

　　1996年10月，浙江省嘉兴市市长两次接到一位名叫俞兴伟的青年农民的来信。信中写道：“……位于嘉兴的马家浜文化如同河姆渡文化一样，同是早期人类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长期以来，马家浜文化之所以受到冷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研究、宣传不够……我呼吁政府进一步重视当地史前文物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并尽早筹建一个嘉兴史前文化博物馆，让马家浜文化成为嘉兴市对外的一张名片……为此，本人愿意无偿捐献自己耗费十年时间收藏的500件史前文物……”

　　市长收信后，当即指示市博物馆接受俞先生的捐赠，并认真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接着，俞兴伟诚守诺言，先后两次将自己用了近10年心血、耗费全部个人财产收藏的500多件马家浜史前文物全部捐献给嘉兴市博物馆。经专家鉴定，这些藏品基本上分别属于国家1、2、3级文物，所有藏品对进一步了解马家浜史前文化有着重要研究价值。

　　事情到了这一步，可能大部分人都跟记者一样，料定接下来一定就是俞先生受到政府嘉奖或表彰，他的无私行为带动了当地文物捐献热。可是，结局却完全与人们的预料大相径庭——当地博物馆非常低调地接受了俞先生的捐赠，并给这种行为定性为“上缴非法所得文物”。

　　对此，一些知情的收藏爱好者非常愤怒，纷纷出面要替俞兴伟讨个说法。当地博物馆的领导对人们的质疑作如此回答：“如果我不懂法律，我也会同情他，问题是，他上缴的都是出土文物、史前文物，不是家里的传世文物，这些文物都是从别人手中购买来的。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因为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中规定，除国家指定的收购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收购业务，而他在收购这些文物时就已经是违法的了，按《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这些文物本来就属于国家的，他把这些文物交给国家，就谈不上‘捐献'，只能算是‘上缴’。”那位领导还认为：“俞兴伟的行为使一大批文物避免了流失破坏，应当肯定，但是他的收购行为也会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副作用，因为有人收购，就会刺激不法之徒去盗挖古物……”

　　很快，俞兴伟捐赠文物所遭遇到的法律尴尬，被圈内人称之为“俞兴伟现象”。在愤怒和无奈之余，不少人发出面对现实，修改现行《文物保护法》，尽快出台有利于保护“文物私生子”的呼吁。

　　针对“俞兴伟现象”，记者作了若干民意调查。有普通民众怒斥：“法理缺陷、官僚伤人！”更有藏友戏曰：“兔死狐悲，打死不捐赠！”还有学者将“俞兴伟现象”的悲剧效应归罪于“法律滞后、行政不作为……”

　　当事者俞兴伟先生倒是个心胸开阔之人，他对记者说：“我为保护史前文物尽了一份力，别的事由人家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