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再谈一下当代艺术批评，中国现在有没有可能建立一套自身的批评方法和国际话语权?

　　邹：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力建立一套自身的批评方法和取得国际话语权。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对西方的思想消化和理解阶段，即更准确地把握西方的思想、学术的进程，以及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的阶段，这不只是美术界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的问题，美术界只不过是整个文化、学术发展的一个部分。所以说，目前来讲，中国还没有这种能力，或者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逃离西方话语的霸权。现在我们只能做到拿别人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其实现在能做到和做好这一点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用自己的方法，不仅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还能解决别人的问题，这就可以说我们有一定的话语权了。因为当别人也可以用我们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就具有了现在欧美的地位。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走到这一步呢?在我看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因为我也是身在其中，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

　　记者：当代艺术批评家应该怎么样处理自己的个人身份呢?

　　邹：这个实际上是没有规则可循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你谈艺术问题说得有道理，谈得很深刻，并且能够让别人怎么也不能忘记，比如说讨论一个艺术问题的时候，就想起你说的某句话，如果能做到这一步的话，他作为批评家的影响力自然就会树立起来。这种树立依赖于什么呢?依赖于我们所有的参与者都有一些相同的背景，相应的知识结构，以及共同持有判断一个批评家是不是批评家，是不是一个好的批评家的标准。

　　记者：当代的艺术批评是不是越来越流于庸俗社会学批判呢?

　　邹：如果说庸俗社会学还弄得我们身心不定，说明这个庸俗社会学可能还蛮厉害的。这就是一个悖论，就是我们在意他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某些方面可能说出了我们社会面临的某些问题。我们的关心和对它的在乎，可能恰恰说明他可能在某些方面是需要的，可以直接面对我们的问题，尽管很简单，但是很直接。在艺术中其实也有这种现象，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应该怎么来面对，理论上讲肯定有更理想的批评方法，既是社会学的，又能够关照到艺术的独立性，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在批评领域里边或者我们在解读艺术现象、艺术作品的时候做到这一点。但有一些时候，可能单刀直入、有策略地使用被称为庸俗社会学的方法，也许还真能达到过于强调批评的独立性和艺术的独立性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当然，更为糟糕的情况是，我们也许把真正意义的社会学批评，当成了庸俗社会学批评。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