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晓凡开始成为迪奥的一位“御用艺术家”，为迪奥-桀傲(Dior Homme)拍摄照片，并将他的“玻璃箱”作品从北京巡展至莫斯科、新加坡和美国加州。

如今，与客户走得太近的隐患已然明显了。时晓凡当然愿意被当作一位严肃的艺术家看待，但难以摆脱他的作品看上去太像广告的危险。

对包括ARTINFO在内的观察者而言，种族偏见问题是小事。毕竟西方模特自身在时晓凡营造的怪异空间中也显得不安，仿佛醒来身处恐怖梦幻，那些中国“克隆人”倒看来舒适安然。

核心在于一个敏感问题：谁有权利以玩世不恭的姿态看待阴暗的历史，谁没这个权利?时晓凡在作品中使用20世纪70年代的元素似乎不感到不安，只看到那个时代“革命服装”的“幽默”。在他的辩解中，他明确表示他知道“文革”不是逗乐的事，却似乎感到在作品中给予这个时代一抹玫瑰色的光辉并无不恭。事实上他仿佛是在为其所作所为进行申辩。“客观现实”显然“比我作品中和谐人群的‘白日梦’残酷得多”，时晓凡在网文中这样写道。他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对一些人而言，这正是在一系列时尚照片中向那个时代致敬令他们感到不安之处。

“文革”时代对中国艺术家的魅力持久不衰，而以前的艺术家们对这一时代有所体验，利用这个时代的图像进行讥讽、批判或伤悼，时晓凡则将一切减至单纯的视觉观感——很抢眼，但不具含义。

此事对时晓凡未来的创作道路有何影响尚难判断，而这确实突出了艺术与时尚品牌合作的危险性。如今似乎人人都已接受这种互惠互通——艺术家以声名和前卫之势为品牌增色，品牌也为艺术家增添时尚派头，当然还有大把的钞票。而当这种合作的产物遭到质疑，在前线挡枪子儿的是艺术家，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名誉申辩，并不顾一切地否认他们是为了赚钱。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