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应该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物质上的，追求温饱。第二重是精神上的，希望有所愉悦，有所寄托。第三重是灵魂，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超脱，还体现在一种献身精神上。前不久去日本，在一座寺庙里，正好僧人做完功课出僧房，在佛号声中，七十多个僧人鱼贯而出，每个人的脸上写着慈爱与安详。那种表情绝对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没有修炼，不可能有如此感动人的表情。我认为，艺术其实也是一种宗教。在宗教精神普遍匮乏的当下，有些中国人就将收藏艺术品当作一种修行。

○捐赠与接受是平等的

笔者：我记得你曾对我讲过，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是卡耐基，他有一句话对你的震动很大：一个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马未都：中国人为什么特别看重钱?有俩钱就赶紧存银行，要不就塞砖缝里，那是因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时间太长了，他老是有一种危机感。现在好了，中国人富了，空前地有钱了，但为什么内需还是拉动比较困难?还是想存钱。表现在慈善事业上，就有一种普遍心态，出于救济的目的才向社会捐钱。这几年中国天灾频繁，大家纷纷解囊，就是赈灾性质的集体行善。但我最反感的是，他捐钱的时候总是大张旗鼓，数额要写在大支票上，还要在台上高高举起，就怕人家不知道。我的天啊，这在西方国家是非常丢人的事!在西方国家，救灾是国家的事，大多依靠行政力量来完成，还有保险、基金会等机构的辅助，他们机制完善嘛。那么个人做什么呢?你可以向基金会捐钱，向艺术机构捐物，个人更多的是参与公益活动。而且，他们捐钱捐物，捐赠方与接受方是平等的。不像我们这里，总是要求接受者表现出感恩之心，那是居高临下的姿态。而且你捐钱是吗，他得审查你的财物是否干净，你还得居下临高。

笔者：这种举大支票的做法也许是向社会倡导善行，强调他的示范意义。 马未都：“善与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必是大恶。你做了点善事，就迫不及待地让天下人知道，这就不是真善。还有一句话更狠：善与人知便是恶，恶恐人知便是善。这里有辩证法!

○财富观念应该更新了

笔者： 前不久你这里成立了一个观复文化基金会，现在有人向基金会捐钱吗?

马未都：观复基金会是一个盈利不分配的机构，盈利多少都会用在博物馆的建设上。另一方面，它接受社会的捐赠，并借鉴国外同类艺术基金会的管理模式，打造自己的公益文化品牌，探索适合中国博物馆的运营模式。无论处于何种阶层，无论人种和国籍，他愿意捐，我们就心怀感激地接受。目前我们收到的最小一笔捐款是2000元。

不少民众是出于对观复博物馆的信任与肯定来捐钱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在弘扬、宣传中华文明。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以后，社会上有大量财富没去处，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会成为富人的心病。那时，人们的财富观念就应该更新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自己的钱拿出来，捐给公益组织，投入文化事业。

笔者：将自己的收藏都捐了之后，你会觉得失落吗?或者为了弥补这种失落，你会回归小说家的角色吗?

马未都：捐了之后我不失落，反而是踏实。至于写小说，有这个可能。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生，是两头倾向文艺，中间需要哲学。这个哲学不是斗争哲学，而是经营的、处世的哲学，年轻时，或者老了之后，才会非功利性地通过文学来倾诉，来想象，来寄托。我常常设想有一天，那时候我已是一头风霜，两袖清风，走在街上跟北京城里的老头儿没什么区别。我得了闲就来到观复博物馆，自己掏50元买一张门票，并瞅一眼门前的小牌子：“每个买票参观的观众，都是观复博物馆的资助人。”进了馆，我混在观众中，听讲解员介绍一件清代康熙五彩象腿瓶的时代特征与审美价值，心里不由得一乐：这玩意儿，当初从潘家园淘来时才不过区区几千元!

笔者：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想法的，人们对荣誉的欲望也是正常的，你至少不能漠视捐赠者的这个需求啊。

马未都：是啊，所以我要让捐赠者看到自己身后的荣耀，这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会在博物馆的院子里立几十尊真人大小的青铜人物塑像，你可以选择姿势，坐着站着靠着随你，自然地散落其间。我自己就坐在一张也是青铜浇铸的明代黄花梨大案上喝茶，对面留一把空着的官帽椅，谁来了都可以坐，跟我说说话。每人脚下有一块小铜牌，刻着人名、出生年月和捐赠日期。

笔者：前几天有新闻说了：日本今年第二季度的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中国同一季度的GDP为1.33万亿美元。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马未都：老二不好当啊!我们与长期积弱积贫的时代告别了，进入积富积强的时代，但如何正确看待财富，使用财富，我们准备好了吗?

【编辑：s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