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刚才您提到国内现在有零星的几个艺术基金，与国外相比，西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艺术基金了，而且还有几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像熊皮基金，英国铁路养老基金，这些西方艺术投资基金的成功经验，如果借鉴到中国的话，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

沈其斌：我觉得也不完全适用。因为像西方的这些艺术投资基金，它们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们是相对比较长期的、稳定的一种艺术投资基金，封闭性比较长。国外的艺术基金，通常封闭期是七年到十四年为一个基本周期。而我们现在中国的艺术基金，都是属于那种急于求成的。两年的封闭期对于艺术这个行业来讲，我认为是带有某种伤害性的，甚至是也是带有一定欺骗性和炒作性的。艺术的成长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培育的，来推动文化的。那么两年这个时间太短了，它整个的文化艺术价值还不可能这么快地就通过资本去显现。但是如果必须要完成交割的话，怎么办?只能通过炒作的方式。所以艺术基金一旦以炒作为目的和手段，那对艺术品的艺术价值来讲是负面的。所以，我们国内的艺术基金明显在这一方面是存在着很大质疑的。许多中国人的心态都是希望恨不得一夜致富，恨不得一下子就成为爆发户。而事实上，中国也是由于有太多的爆发户的这种神话效应，所以人们在理解这种艺术投资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耐心来等七到十四年的。从这点来讲，也说明我们的艺术投资理念是非常浮躁的，是一种急于求成的。

第二个，就国外的艺术基金来讲，不是说所有的钱都用来做艺术投资的，有些艺术基金，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做艺术的推广和包装的，最高的比例有的达到50%。以大量的资金用来做学术的推广和包装，以这个方式，最终来完成艺术价值的一种重新的发现、创造和实现。而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人买了艺术品以后，就开始等着它涨，同时在整个的投入方式上，它都不是很健全的。所以西方的艺术投资的方式，是由于它整个艺术行业和投资艺术的市场已经相对比较稳定和成熟，尤其是它的客户群体，它的投资群体。所以它才可以这样做。而在中国，要照搬过来的话，可能就没人跟你玩，因为大家的心态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完全照搬西方也不现实。所以，在封闭期方面，我的合理化建议是取一个中间段，既不是特别急于求成，也不是像西方这样漫长的过程一样，能承受，同时又基本符合学术和艺术规律，这种可行性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记者：我了解到喜玛拉雅美术馆与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发起了一个叫“中国新绘画”的一个艺术基金。喜玛拉雅美术馆在这其中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沈其斌：这个艺术基金严格地讲，是证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跟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合作的。证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它是一个企业，是一个从事艺术品投资、艺术品经营的有限公司。那么喜玛拉雅美术馆是整个艺术投资的一个学术支持单位，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品的托管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