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王锦思注意到，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个人财富的迅速积累，中国富人和文化人开始到海外购买中国文物，尤其到近邻日本。但是如何有效地购买、收回、索还日本所存的中国文物需要长期系统的工作和斗争。

在中国流失到的海外的文物中，以日本收藏和拥有的最多，不完全统计甚至达到上千万件以上。隋唐时期，日本皇室对多得中国文书宝物者重赏。日本人“尽市文籍浮海而还”，带回的古籍占隋唐宫廷藏书的一半，达1800多部1.8万余卷，其中一个僧人就带回5000卷佛书。日本编纂的《秘府略》汇集唐朝类书1000卷，比北宋编撰的《太平御览》还详细。9世纪末，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收录唐及唐以前古籍1568部,计17209卷，堪称壮观。

王羲之的《丧乱帖》唐时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而今由日本皇室御藏，被认为是王羲之目前存世的唯一真迹。此帖反映了丧乱时期王羲之痛苦不安的情绪，集国事、家事于一身，因无意于书，故书法越见自然。

据中国政府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抢劫图书和手稿300万册、文物360万件，另1870箱，“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被掠走失踪。1937年，日本实行“金百合行动”，在南京至少掠夺6000吨黄金，东史郎等日军到处搜刮名人字画、古玩。

当然其中由于旧中国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倒卖到日本的也很多。清朝未代皇帝溥仪逊位时，带出一大批国宝，有1200馀件历代书画珍品，经转手后，不少流失到日本;民国时，浙江静嘉堂文库藏书5万册，狼藉尘封虫蛀，湮灭在即，日本人遂以10万两白银购得，运回日本后妥善保护。

笔者王锦思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被日本商人买去的，中国不法商人倒卖出去的。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把经卷卖给外国人，而今他的子孙成千上万。改革开放后，中国有30多万座古墓被盗掘，重大文物盗窃案数千起。西汉王朝封泥相当于国务院钢印，每个仅以五元或几十元卖到日本后，可值一辆丰田车。这些让人痛心不已，攥紧拳头，却又不知如何下手。

笔者王锦思注意到，中国流失文物在日本品种遍及青铜器、陶瓷、书画、印章、家俱、杂货等，不一而足。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佛像佛头，三井文库收藏的青铜器、瓷器，东京永青文库收藏的书法作品，京都藤井有邻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和书画，书道博物馆收藏的历代书法等，不乏绝世佳品。

20世纪80年代，日本收藏中国清代以前古籍达7500种。日本东洋文库70万册图书中，中国古籍占1/3,以儒家经典为主，还有史籍、子书、方志、医典、历算、佛教等四十余类左右，尤以长抄本、旧抄本最为丰富，还有卷子本、蝴蝶装本、折本等，雕刻精良的宋版书收藏颇丰，元本、明本也司空见惯。

日本目前保存唐朝宰相魏征编写并供唐太宗阅览的《群书政要》原本，以及宋代出版的世界最早的植物词典《全芳备祖》原本和明朝宋应星编撰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原本，还有世界上最早的佛教翻译经典《四十二章经》手抄本。日本珍藏的《说文解字》原本，中国早已失传，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这些“天壤间秘籍，无二之孤本”对中国古籍等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起了巨大作用。

宋元明各朝时，中国主动向日本求过逸书，出现倒流现象。宋太宗时，日本僧人献给中国失传的珍籍《孝经郑氏注》、《越王负孝经新义》，使得朝野震惊，宰相司马光感叹“嗟予乘桴欲往学”，大文豪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吟诵“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